乾隆十三年（（乾隆三部曲第一部-出书版）

其动帑委员采买之处，似可概行停止。[19]
  随后，米价也随之下降并趋于平稳。
  但此一事中，亦不免有虚夸、好名之一面，日后曾于《御批纲鉴》（卷40）中写道：
  常平亦不过救什伯于千万耳，曾力行之，终无实效……利不什不变法，废之而其怨者将益众，毋宁仍旧贯而不为其已甚，斯可耳。
  乾隆二十一年三月，上谕：
  事当据理据实，慕虚名而为多损少益之事，初年或有好名之心，今则经事久而见理真，不为此矣。
  乾隆初年的“粮政事件”就这样中止了。它前后贯穿了乾隆初政十几年时间，到乾隆十三年似乎又回到了原点。以致粗看起来，就好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也许就是因为这样的缘故，清代史书中几乎没有关于此事的记载。又像是有人蓄意隐瞒，清廷档案缺失最严重的就是乾隆朝前十三年这一段了（比照前后两个时段都少了很多）。[20]
  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从此，皇上放弃了他“回向三代”的宏大目标。一个常人对于普通的“失败”都难以接受，何况关乎到他——要知他虽未经民选，却是抱着一番信念，有理想，有抱负，而充满自信的走上这个位置的——的毕生事业呢！此刻皇上心中的痛苦，真是不可言喻。
  历史是一个大整块，在“乾隆十三年”这件事上，不能不看到皇后之死和金川之败的原因，也很难说哪一个是带有决定性的因素。而只能说，粮政困扰是时间更持久，层次不同，或者也是更应引起我们重视的一个政治事件。它的一“进”一“退”，都亟富有意义。
  皇上也多少意识到了，这一“退却”决非无谓。他后来追述说：乾隆初年，打算充盈仓储，一举解决粮政和粮食问题；实行一个时期以后，“旋因市价增长，即令停罢”。开始认识到，“陈编所载余三余一之文，固为足食本计，第在当时原属地广人稀，又列国各守其封域”；而今情势变易，“何如即以此留之民间”，政府“临时善为补偏救弊”而已；除此之外，恐“无他一劳永逸之计也”。[21]
  又说：“以君养民则不足，使民自养则有余，诚不易之论”；若“举身家衣食之切务，皆委之在官”，官米有限，“焉得人人而济之？”[22]“大概市井之事，当听民间自为流通；一经官办，本求有益于民，而奉行未协，转多扞格”。[23]
  事隔多年之后，还说：“（米粮）何如留于闾阎，听其自为流转？”[24]米粮盈绌，“总在转运流通，源源接济，方不致市价腾涌”；“若概欲官为经理，势必有所难行”。[25]
  当时还很少人认识到这一高度，唯袁枚批评流民留养资送制度时说：昔日“病在恩之过少”，今之“病在恩之过多，遍地皆赈，故转而生游惰之志”，与其如此，“何必纷纷官办”？[26]
  由此可见，乾隆十三年粮政决议的真正含义，是在政府角色的深刻转变，而并不在于粮政一个方面，以及国家粮食储备的数量多少，更不是为节约钱粮起见，或为一时的财政紧张所致。[27]
  乾隆十三年以后，随着粮政方针的改变，其他一些方面也出现了政策的“收敛”。
  如何定义这一个“收敛”和确定它的范围？粮政无疑是首要的一个，其中包括捐监的停止，[28]流民留养资送制度的废除，[29]烟禁、酒禁的解除等等。其他还有：
  停止金沙江等水利、河工及地方工程；[30]
  停捕蝗收买蝗子等“非概可经官办理”者；[31]
  改商业贸易之官办者为“仍令商办”，“而官为总摄照看”；[32]对蒙古开垦发布严厉的“封禁令”；[33]
  限制和固定“火耗归公”以来增加的地方行政开支；[34]
  定满洲相杀例，于秋审时俱入情实；[35]
  停止由大学士、九卿通行甄别现任科道；[36]
  著停止进呈经史；[37]
  著停止使用奏本，一律改用题本，“以示行简之意”。[38]
  恢复屡次免除的米豆关税；
  定关税赢余，一照雍正十三年额；[39]
  停议改铸钱文，“以不治治之”；[40]
  从初期对天主教较为和缓的做法，改为厉行禁止传教；[41]
  浙江海塘（北岸）动帑官办，（南岸）不若酌从民便，听其自为修补；[42]
  在其他一些地方，则出现了不思进取，得过且过一类的现象，……等等。[43]
  皇上为此也得到了不少经验教训，其中之一，就是经过十几年的执政，有了更多的实际经验。乾隆十四年十月戊寅，上谕：
  盖执两用中，必随时消息。当临御之初，因人命攸关，实切切而不忍，宁失之宽。今阅历既久，灼见事理。若一味姑息纵舍，则失之懦弱。裁度因时，方得权衡不爽。非有意从宽，亦非有意从严。且非前此从宽，而今又改为从严也。此中斟酌苦心，众人安能尽喻，是以详悉谕令知之。
  所谓“阅历既久，灼见事理”，或“天下事有言之近理，而行之了无实际者”，[44]“知其一不知其二”，[45]以及“务虚名而受实祸”云云，[46]大约也都是指这一类情形。
  “收敛”的那些内涵是很难用由“宽”变“严”来解释的。尽管由宽转严是一个确实存在的现象，“宽严之辨”也成为一个被多次议论的话题。
  不过，乾隆初期并不是一味从宽，只宽不严的。比如，处死曾静、张熙，比乃父可是还要“严”了；甄别僧道，也不能说就是“宽”；对于“聚众”，始终都是“严”的；在扩大仓储上，更有许多地方“严”过了以前。[47]雍正十三年十一月乙亥，上谕：
  总之办理事务，宽严当得其中。若严而至于苛刻，宽而至于废弛，皆非宽严相济之道……朕降此旨，非于即位之初申饬诸臣以示威，欲其畏惧也。
  明摆着是有其“严”的一面，并申明必要时还须用“严”的。乾隆元年以后，即发生若干从严的实例，五月庚申谕：
  朕御极以来……去其烦苛，与民休息，并非宽纵废弛，听诸弊之丛生而置之于不问也。而内外臣民，不喻朕意，遂谓法令既宽，可以任意疏纵，将数年前不敢行为之事，渐次干犯……
  朕看此等情形，天下臣民，竟有不容朕崇尚宽大之势。《传》曰：宽则得众。《易》曰：元者、善之长也。朕以天地好生之心为心，岂肯因一二无知之辈，即自改其初志。但治贵得中，若于玩法之徒，亦用其宽，则所谓稂莠不除，将害嘉禾。倘不速为整理，恐将来流弊，无所底止。是以近日处分臣工数案……
  为治之道，固当如是。朕岂忽变而为严刻者哉……总之治贵得中，事求当理。不当宽而宽，朕必治以废弛之罪；不当严而严，朕又必治以深刻之罪……则朕之百姓，可以永久受朕宽惠之泽矣。
  乾隆六年七月癸亥，谕：
  近来鄂善、喀尔钦、萨哈谅及赵国麟、卢焯等案，皆朕准情酌理，不得不如此办理者。而外人不能深知，未必不以为涉于严峻。即进言进讲诸臣，颇有以效法皇祖崇尚宽大为敷陈者，则外人之议论可知矣……
  从古帝王，以优柔寡断而致败者恒有之，从未有振纲肃纪，生杀予夺，大权不移而致败者也……夫栽培倾覆，惟人自取。或宽或严，总归一是。成心不可有，定见不可无。朕岂中无主宰，忽然而宽，忽然而严者乎？……
  若有意从宽，必且流为市恩姑息而失宽之正。则所谓宽者即严之因，而所谓严者即宽之害。是则有意从宽，尚且不可矣，而况有意于严乎？
  表明对于贪官，从立法到执法都是“严”的；而对那些部院堂官、督抚大吏，也经常严加训斥。谕：
  朕并非优柔无能之主，诸臣若少错会意，致趋废弛之路，朕惟地方大吏是问。[48]
  又于《汉元帝论》中写道：
  自古亡国之君，或失于刚暴，或失于柔懦，……柔懦者，或权臣、或国戚、或宦寺、或女谒，大权一失，威福下移，身虽苟安于一时，而至子孙未有不亡者，是柔懦之亡国又甚于刚暴也。[49]
  所以皇上常常使用“宽严相济”的词语。就此而言，它主要表现为一种政治手腕—权谋层次的东西，一种行政作风的区分。因为在实际政治中，一味宽柔势必启臣下窥伺之心，如乾隆元年三月上谕所云：
  目前奏摺诸臣，一则曰请宽某件云云，再则曰请宽某件云云，……夫不论其与吏治民生，有益与否，而但觇上之意，以为奏摺办事之张本。
  元年五月戊午谕：
  朕御极以来，所办之事，虽有数件从宽，特因体恤下情，于应从宽者始行从宽耳，……朕谆谆训诫，而诸大臣等不能仰体朕意，惟逞私臆揣测。
  并于日后在《御批纲鉴》中说：
  倘滑吏刁民窥见意旨，交通惑听，流弊伊于何底？[50]
  宋神宗励精图治，王安石遂以新奇可喜之说杂沓并进。渐至海内棼然，民生重困。苏轼云：待事之来然后应之。深得致治大体，不止为当时药石。[51]
  终于通过实践体悟到“《传》云：不密害成”，[52]以及“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53]事前不存臆见于胸这样一些道理。[54]
  不过，这样的“宽严之辨”和儒家崇拜的“宽政”，已不是同一个层面上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