苟日

检票口上亮着绿色的正在检票，一字长蛇的人群，没头没尾地杵在那儿，两眼无光，表情痴呆。
    木槿站在队伍中间，我站在她的旁边，突出在队伍外面，好像小肠上皮膨胀性生长的一个良性肿瘤。队伍前面的人被进站口吞噬，队伍后面又有刚意识到检票，于是没精打采地填补上的人。木槿像是轨道里的一颗玻璃球，跟着前面的玻璃球们慢慢向前挪动。我是生长在木槿身上的良性肿瘤，木槿向前挪动，我也随之向前挪动。我感到我从头到脚的每一寸地方都有充满恶意的目光，这些目光大多是嫉妒、愤怒，似乎在他们的眼里，我是插队想提前检票的。
    我从来我不做这种事，我接受过良好的思想教育，小学教我们思想品德的数学老师就跟我们说，要讲文明，守秩序，有礼貌，做新时代的三好学生。等我上了大学，前面的三句话没变，后面变成了做新时代的四有青年。四有是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其实跟前三句差不多，就是多了有理想和文化。
    我问赤松：“你的理想是什么？”
    赤松说：“打到美帝主义。”
    “说得通俗点。”
    “实现个人价值。”
    “说点人能听懂的。”
    “赚大钱，骑美妞。”
    听起来赤松的理想很流氓，但他绝对是按照四有青年的标准，一字不差地落实的。他有理想，赚大钱，骑美妞，他有文化，好歹是个研究生，他有道德，从来不随地大小便，他有纪律，在食堂排队，在女生后面从来不插队。
    我觉得四有青年的标准太低了，该改一改，
    “我觉得这四有应该改成，有钱，有权，有女人，有亲生孩子。”赤松说。
    “你太肤浅了。”商陆放下手中《当你老了》，说，“应该改成有事业，有实力，有爱情，有传承。”
    我觉得他们俩说的差不多，商陆说的四有适合编进堂而皇之的教材，赤松说的四有适合流于大街小巷，认真接受他们教育的年轻人都会出落成同一种人。就好比在学校学校《孙子兵法》的科班生，和整天循着《孙子兵法》套路打架斗殴的地痞流氓，到了战场上都是运筹帷幄的大将军，只不过一个骂人是“硁硁然小人哉”，一个直接是“我日你大爷”。
    我很认真地聆听了每一节思想品德课，我到现在都记得那个胸大无脑的女老师每次说到保持公共卫生时，就会放一个又臭又响的屁，她屁股后面的裙子便随屁而起，随风而动，像电影里的女主角出场，全身衣物飘扬一样。
    他们误会我是插队检票的，眼神凶恶，像饿了十几天的野狗见着了整天饕餮饮食的老虎，只能杀父之仇一样看着老虎，然后一动不敢动。他们当然不敢动，他们如果动了，后面人就填补了他本身的位置，最后他得不偿失。所以明晰进退之间是一件及其难能可贵的能力，古人读书多，就是为了让自己变聪明，变聪明了考状元，时局不利了再找出“家中有老母”，或者“鲑鱼肥”一类的借口保全自身，这种进退的本领，中国的文人太懂了。
    我站在木槿的旁边，跟着她在人海里浮沉，她的身材很小，她的身体单薄，我知道，世上有太多风雨可以将她击倒，所以我想成为一个避风港，让她在我这儿躲避风雨。她不仅有我这个避风港，还有爸妈的避风港，我们不可能让她一个人在这生途上形影相吊。我的左手搂住了她左侧的肩膀。
    “怎么了？”木槿说。
    “怕你冷了呗。”
    “天太热了，怎么会冷。”
    “那就怕你丢了。”
    “我是坐车，车不丢我就不会丢。”
    “我就是想把手搭在你肩膀上。”我说。
    “你不是搭了吗？”木槿说。
    过了会儿，木槿说：“哥，跟我照张相吧。”
    “好。”我说。
    木槿打开手机的照相功能，调到前置摄像头，脸贴着我的脸，挨得很近，候车厅里光线不好，自动闪光自动识别，闪出一阵耀眼的白光，我表情凝重，相就这么照好了。
    “你又要说我丑了。”我说。
    木槿摇了摇头：“不，很帅。”
    检票员手上有老茧，在食指的拇指侧和拇指的食指侧，老茧很窄却很厚，从老茧的厚度上大概能分析出她一天要检多少张票，一共检了多少天。这很像一道小学数学题。
    “已知每检一张票，老茧会增厚一纳米，那么一天增厚了一微米，每天检多少张票，按这个速度，老茧增厚五毫米，需要多少天？”
    我的数学很好，标准的理科生思维，标准的理科生数学成绩。我从小参加奥数竞赛，都得第三名，在学校得第三名，在区里得第三名，到市里就得倒数第三名。大部分老师都觉得我不是一个能有出息的人，因为我担不了大事，本来区里第三名，在市里好歹能进个前十六名，可是偏偏连前一百都没进。那是他们对我的偏见，我之所以只拿了倒数第三是因为，我觉得我拿不了第三，我对事情很执著，该第三就第三，拿不了正数第三就拿倒数第三，我这是持之以恒。
    我有别的例子能证明自己持之以恒，比如，上高中的时候我就喜欢十八岁的姑娘，上大学了，我还是喜欢十八岁的姑娘，尽管我三十好几了，但我还是喜欢十八岁的姑娘。这是执著，这是信仰，在这方面我比耶稣的那些门人还要虔诚。
    老师总说，人贵在坚持，我这么坚持，他们却看不出来，只有刘大芒说我有种别人难以望其项背的执著，说我以后一定会牛逼。尽管我现在还是挺傻逼，当了医生，浑浑噩噩，每天不知道在干些什么，但是我相信刘大芒说的话。他的每句话都应验了，他说我们小学一定会倒闭，于是我刚毕业那年，小学就倒闭了；他说我们初中部会倒闭，我刚毕业那年，初中部就倒闭了；他说我们高中部会出几个败类，我进了高中之后，和几个不知用功读书，只知撒泼打闹的学生一起不知用功读书，一起只知撒泼打闹，于是我们变成了那几个败类。
    “你怎么每次说得都这么准啊？”我问刘大芒。
    刘大芒吐出黄鹤楼又圆又白的青烟，翘起二郎腿，他的路虎一下子变成了家猫，熄了轰鸣声。
    “所有的事情都有其因果关系，就算不是种瓜得瓜，但种瓜最起码也能得些枯枝烂叶。”
    既然一切都有因果，那么我们为什么要相遇？为什么我和木槿会将早该说的分离延期？为什么我要认识竹芯，难道就是为了和她老死不相往来？为什么我要认识白薇，难道就是为了相互灌醉，然后分离？我不知道这些因果是谁定的，有人说是上帝，有人说是物质发展的内在趋势，有人说事物的存在就是为了目的，这个目的就是分开。我只是一个普通人，我看不懂逻辑过于严密的哲学，理解不了他们说的世界本源，我只是想和我的亲人、朋友和爱人在一起，度过来之不易的一生，可是就这一点要求，世界并不同意。
    木槿将手中蓝色的方片火车票和身份证递给了手上半厘米厚老茧的检票员，检票员仔细地核对了车票信息和身份证信息，然后对着木槿微笑了一下，让她穿过了闸门。
    木槿终于被进站口吞噬了，我站在与我完全不相干的队伍外面，仿佛肿瘤失去了依附的器官，惶恐地四处张望，寻找血管、淋巴、或邻近器官再次依附上去。我终究不是肿瘤，木槿走了之后，我不想依附别人了。
    我突然像抽烟，但是火车站里禁止吸烟，我拿出从实验室顺出来随身携带的棉签，将棉球去了，把光滑的木棒含在口里，假装自己很潇洒，像上海滩里所有的大佬一样潇洒。我吃力地将自己的目光从进站口移到了车站门口，让自己的双脚挪出车站，举步维艰。我叹了口气，继续挪动。
    突然，进站口里传来木槿的声音，然后现出了她的脸，她的身子，她从楼梯下面急匆匆地跑了上来，喊道：“哥，一定要来看我。”
    我回头看了看她，她的眼里有泪光，泪光里有悲伤，悲伤是咸咸的泪水，泪水是深深的悲伤。我点了点头。
    “笨蛋，我怎么可能不去看你呢，我什么时候对你食言过呢？”我小声地说道，不是说给木槿听的，而是我的心说给自己听的。
    春末夏初的海边城市经常会有暴雨降临，等暴雨落到天津的市区时，已经成了天街小雨。
    我漫无目的地在火车站附近闲逛，我不急着回宿舍。我似乎在和雨中的太阳较量耐性，它似乎没比过我。
    太阳自东而西，阳光渐渐失去了生机，天地间暗了下来，雨水瞧见太阳的落寞，变本加厉地从天而降，似乎柏油的马路和石子的小道需要突如其来的冷水劈头盖脸地砸下，冷静下来。
    夕阳、晚霞、雨滴，透过我的眼镜，一股脑儿地钻进我的眼里，我想起了李清照的“到黄昏点点滴滴”。
    我想对木槿说：“你应该先回家一趟，咱爸一定会做好吃的肘子和红烧肉给你，我不在家，没人跟你抢，就算我在家，我这次也不会跟你抢。”
    “上海现在一定也在下雨吧？你不喜欢下雨，你说下雨天的琴弦弹得不清脆，你喜欢纯粹，不喜欢混沌。”
    “带了伞没？到了上海没人在车站接你。住的地方你搞清楚了没，你是路痴，在南京都会迷路，我怎么可能放心你一个人去，我怎么会真的让你一个人去上海了？”
    “什么时候你心疼了，受伤了，流泪了，我一定会立即到你身边，我是你哥啊，我的妹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