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级阴谋

直到1976年，彼得伯格主席一直由荷兰女王朱丽安娜的丈夫担任。购买洛克西德飞机受贿丑闻迫使他离开主席一职，当年会议被取消，大卫·洛克菲勒接替他的职务。
    第二年，1977年4月21—23日，会议在英国的托基举行，由英国前首相、苏格兰人阿莱克·道格拉斯·侯姆爵士（Sir Alec Douglas Home）担任主席。4月4日，《每日镜报》曝光与会者名单：大卫·洛克菲勒、亨利·基辛格、还有法国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他最后放弃出席。根据4月13日出版的《绑鸭报》的报道，其他受邀者还包括：赫尔穆·史密特（Helmut Schmidt）、斯塔夫罗斯·尼阿乔斯（Stavros Niarchos：希腊船业大亨）、吉奥瓦尼·阿内利（Giovanni Agnelli：菲亚特老板）、詹姆斯·卡拉汉（James Callaghan：英国首相）、罗伯特·迈克钠马拉（Robert MacNamara）、巨富艾德蒙德·德罗斯西尔（Edmond de Rothschild）、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简称“Zbig”：“兹大佬”）……
    “兹大佬”布热津斯基
    只要说到地缘策略或者全球政治，就不得不提及一个名字：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生于1928年）：为原籍波兰的美国政治学家，新自由主义学说理论家、彼得伯格成员、三边委员会委员、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委员，并于1977—1981年担任吉米·卡特政府国家安全顾问。
    在其2004年发表的著作《真正的选择：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1］》中，“兹大佬”阐述了他的“世界改良观”，即维护美国领导权以达成世界之稳定，所有与美国存在竞争关系的强权都对稳定世界构成威胁。然而，与乔治·W·布什所鼓吹的单边主义相反，他认为，这一美国领导下的维护世界稳定的计划只有和欧洲合作才能取得成功：“缺少欧洲的参与，美国还是有裁决权的，但是却不是绝对全权的；而一个排除美国的欧洲可以是富有的，却是虚弱无力的。”这一点是肯定的。
    “乳头乐［2］”：针对民众的新鸦片
    布热津斯基发明这个新词，是1995年于旧金山举行的世界现状论坛上的事了。当时参加论坛的包括：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老布什、玛格丽特·撒切尔、瓦茨拉夫·哈维尔、比尔·盖茨和泰德·透纳……
    论坛的目的旨在分析世界局势，定义全球政治经济概念，制定行动目标，以及确定达到目标所采用的方式。与会者最后达成共识，即一个建立在帕雷托法则［3］基础上的“80/20”的社会必将到来，也就是说，一个社会中，20%的人口所创造的生产力足以支撑世界经济大机器的运转。那么如何安慰那些没有工作、没有事业、却反抗情绪日增的、剩余的80%的人口？
    这就是布热津斯基的“乳头乐”要做的事：为了麻醉公众、控制他们的反抗情绪和可能发生的示威，而将身体的滋养与精神的教育结合起来。“乳头乐”结合英文俚语中的“乳头”和“娱乐”两个词而来，它非关“性”的涵义，而只是参照婴儿吸食母乳时得到的安抚的感觉——好好睡吧，宝宝。
    拉丁讽刺诗人尤文纳尔在一世纪末二世纪初提出的老菜谱写到：面包加游戏。为了避免罗马贫民暴动，统治者们承诺面包店主变成国家公职人员，条件是他们要向贫民发放免费面粉。不同之处在于，布热津斯基的这一次，面包不是免费的。
    三边委员会的影子人物
    三边委员会于1973年7月1日正式成立于日本东京，最初由十七位来自彼得伯格集团和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的主要领导人组成，其中包括大卫·洛克菲勒，亨利·基辛格和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
    基于拥护建立美国领导下的“国际新秩序”的霸权主义思维，由美国、欧洲和日本，一个三边的极点组成“伙伴关系”，以优先观察和监督新的国际秩序架构的形成。当时，游行示威的浪潮来势汹汹，特别是在欧洲。富有国家的几大代表国认识到，要想继续掌控国际经济的管理权，就必须更多地依赖国家间的合作，这使得建立一种更紧密的合作机制变得刻不容缓。
    如今，为了适应世界的变化，其内部结构也在不断扩大。三边委员会将北美、墨西哥、欧洲大陆和日本—太平洋地区的四百位精英人物纳入自己的版图，其中包括中国人和印度人。欧洲集团根据欧盟的扩大化也在不断充实着自己的人马。三边委员会致力于在世界主要地区建立经济和政治合作，保障多国化利益，以及通过分析“阐明”政治领导人的政治经济决定。2010年，委员会于5月7—9日召开会议。
    每一次年度会议的报告都会在其刊物《三边对话》上加以公布，各自政府和成员所指派的著名专家的研究成果也会在《三边论文集》上发表出来。我们可以设想这些研究结论对外交、政治、经济、公共关系、能源、人口学决策所发挥的重大影响力。正如大卫·洛克菲勒谦逊地解读：“有时，三边委员会的报告所提出的观念会成为官方的政策，其中的建议会在我们的圈子之外引起强烈反响，从而引发政府的思考，并成为他们决策的依据。”
    操纵与强制
    在罗纳德·里根担任美国总统期间（前三边委员会成员吉米·卡特的继任者），重申美国全球领导地位不可动摇的新保守主义潮流初露端倪。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袭击提供给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美国国防部长），理查德·切尼（美国副总统），克林·鲍威尔（美国国务卿）和阿兰·格林斯潘（美联储主席）一个绝佳的机会，呼吁建立一个“国际秩序”和对世界安全极端关键的“全球反应”机制的重要性，并在“9·11”之后不久的2002年4月召开的三边委员会上重申他们的建议，要求主要国家的领导人们在美国的大旗下共同合作。《外交世界》2003年11月的分析指出：“富有国家被邀请前来发出唯一的声音，即共同致力于推动一个占统治地位的经济模式的普及化，以期在此基础上达成全球‘稳定性’的目标。自由民主国家是经济、金融以及科技的‘根本核心’，其他国家必须接受它所发出的指令，融入到此根本核心中来。”是的，我只想看到唯一的头儿。
    然而，白宫拒绝签署《京都议定书》的不妥协态度，对建立一个国际刑事法庭的坚决反对，对“邪恶轴心国”的自我分析，对伊拉克的强行入侵，对以色列政治的全力支持……都成为这一完美统合的强权力量的污点和断层。
    为了金融全球化利润和国际贸易迅猛发展带给市场的张力能够有助于推动改善大多数人的生活条件，新保守主义者们开始对国家绝对统治权提出质疑，呼吁取消所有具有保护主义嫌疑的政策，并认为当今危机应该让自由贸易信条的乐谱降一个调！然而，事实却是他们什么也没做到，来自三边委员会自身的框框限制了这些“开放”政策的深入人心，也许我们还可以在题为《民主制度的危机》的报告中找到答案。这份由对社会运动极其厌恶，从1975年便开始鼓吹“民主过剩论”的米歇尔·克罗齐埃（Michel Crozier）、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和绵贯让治（Joji Watanuki）编撰的关于民主政体的报告认为，欧洲一体化的理性“必然导致依靠操纵、妥协、甚至强制的手段以达成一项决议”。报告还宣称，“公民失去天赋权利的意识”以及威胁统治体系的知识界的行动都意味着，“如果必要，可以像非民主国家那样，依靠独裁的力量。”
    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虚构，还是真实？
    我们在之前就谈及的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CFR）成立于1921年，是美国独一无二的智囊团。其中包括了来自商界、经济界和政界的多达四千位精英人物。其目的？分析全球政治形势，在对外政策上给予美国政府建议（发表在《外国事务》刊物上）。它被许多人认为是美国对外政策的真正决策机构和最重要的影子集团之一，委员会中的大多数人均为“彼得伯格人”，其余则是三边委员会的成员。
    这一带有明显“血亲关系”的组织自然引发和激起民众对其正当性的疑虑。
    有一种阴谋论将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列入“虚构”范畴，认为它实际上被耶鲁和哈佛大学的秘密社团骷髅会与卷轴和轮齿会（Scroll and Key）所控制。对外关系委员会成员大多出身于此，而这两个会组成的杰森协会则为这个委员会的行政机构不断培养和输送人才。证据？罗伯特·盖茨（国防）、肯·撒拉扎尔（内政）、蒂莫西·盖特纳（财政）、汤姆·维尔萨克（国务院），司法、军队高级统帅，直到现在，中情局的所有高层官员都是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成员，甚至从富兰克林·罗斯福以来的大部分美国总统们也不例外。
    根据阴谋论理论家的分析，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同样控制着大型传媒机构，因为美国各大媒体的大部分记者也都是他们的成员（参见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和爱德华·赫尔曼Edward Herman关于媒体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