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秘密档案

几乎可以肯定，如果遇到这种情况，他们当中的很多人，甚至绝大多数人也会像苏军的前官兵一样，选择为德国人效劳。“不要求全责备，不然你们也将受到评判！”战后50年来这句话是最合理的。虽然在任何政权统治下--无论是极权主义还是民主主义，对通敌叛国者的激烈谴责都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背叛誓言和自己祖国的国家制度是不会被世界上任何一种政权饶恕的。
对苏德双方军队和睦相处的记忆成了促使弗拉索夫与德国人合作的一个动因，但是，这种合作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便是这位将军的被俘。说到弗拉索夫并不是心甘情愿，而是迫不得已地成了变节者这一点，他在侦查、审判过程中的表现证明了这一点，当侦查、审判将近结束时，他自己对此不再怀疑。俄罗斯解放军队昔日的领导人最后一段话是这样说的：“我本人追悔莫及，虽然说真的，为时已晚，但在侦查、审判过程中我会尽全力揭露所有匪帮的罪行。我等待着最严厉的惩罚。”同时弗拉索夫没有一个战友企图把俄罗斯解放运动凌驾于共产党的统治之上，他们都后悔万分，请求得到宽恕。而过去白军将领中的通敌叛国者--被英国人出卖受到镇压的П.Н.克拉斯诺夫、А.Г.什库罗等人的表现则完全不同。在法庭上面对必然来临的死刑判决毫无悔意，而且诅咒苏维埃政权。引渡侨民将军的做法是违反法律的。正像苏联情报机关的一位领导人、有名的恐怖主义者П.А.苏多普拉托夫回忆的那样，П.Н.克拉斯诺夫、А.Г.什库罗等人实际上是根据与苏方的秘密协定才与昔日的德国海军舰队总司令、海军上将雷德尔（Erich
Raeder，1876－1960）和一批被苏军俘虏的德军高级将领进行交换的。如果没有这次交换，雷德尔完全可以逃脱纽伦堡国际法庭的审判，因为苏联本来指望利用一下这位过去的海军上将广泛的关系和所掌握的情报。
纽伦堡国际法庭对纳粹战犯进行审判在法律上来说是没有充分根据的。盟国们不得不对苏联的许多勾当“视而不见”。他们装作看不见卡滕，看不见苏德秘密备忘录，看不见苏联对芬兰的占领，虽然当时已经很少有人怀疑斯大林及其周围的人必须要为所有这一切负责。苏联劳改营管理总局中的制度与后来解放纳粹集中营和“死亡集中营”时发现的情况相差无几，关于这一点，当时西方有一小部分人在猜测，而且情况也不是十分明朗。为了给种族灭绝政策的发明人和侵略者公平地定罪，必须对胜利者之一的苏联的这些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哪怕是在最小的范围里。说真的，苏联的这些行径--杀害最有钱、最有教养的民众--仅称为种族灭绝是远远不够的。在卡滕和其他地方枪杀波兰军官就正好体现了这种政策。国内战争时期俄国的这种政策是在红色恐怖手段的帮助下实行的，在东德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中它的施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了（其中包括几万人死在战俘营中）。说实话，这里的恐怖手段已经不是俄国的那种恐怖手段，因为它是在与西方开始“冷战”对立的条件下实行的，当时在对立的情况下，看待东欧国家就像看待盟国一样。
在投敌者中也有一些在思想上与苏维埃政权为敌的人员，其中就包括俄罗斯解放军的空军司令、前红军上校В.И.马尔采夫。他不是俘虏，而是自愿跑来向德国人效劳的。而1941年8月22日，前红军少校И.Н.科诺诺夫带领着自己的第436步兵团向德国人投诚。43那些与德国人合作的十月革命后逃亡国外的白俄分子是一些反对苏维埃的思想斗士。在投敌者中间，只有为数不多的人与这些侨民有相似之处，他们留在苏联并同共产党员们进行着积极的斗争。例如，捷列克的哥萨克格奥尔吉・吉卡耶夫大尉就在北高加索打了20多年游击，而自从德国人到那以后，他就与他们合并，并参加了捷列克哥萨克武装。
普通的苏联投敌者，包括大量被俘的红军士兵，他们投敌的另一层原因，在于内心最后一道防线在德国式的“先进生活”面前彻底崩溃了。1943年3月28日，在俄罗斯解放军的宣传员培训班结业以后，中尉列戈斯达耶夫在投敌者发行的《志愿军报》上写道：“……我经常听到德国军官和士兵们谈起在德国的生活。但是，自从我参加了培训班组织的对一些工厂、农村企业和公共设施进行的参观后，我就坚信，听到的那些说法真的与事实一样。为了能过上德国工人们所过的这种生活，是值得进行斗争的，为了让我们祖国的人民也过上这样的生活，是值得流血牺牲的。”第一批侨民、上校康斯坦丁・克罗米阿季（萨宁）在自己的回忆录里证实，在德国的苏联战俘中确实存在这种想法。克罗米阿季曾任弗拉索夫的秘书办主任。据他讲，一位被俘的苏联军官在1942年的冬天被带到了柏林，这个人因为担心泄露军事秘密，断然拒绝回答有关红军的任何问题。有一天恰逢节日，他被带到城里，以便让他参观一下德国人民的生活。这趟参观回来以后，这位战俘“要了纸张和铅笔，一连几天不停地写下了自己对苏维埃政权的失望之情，还写了苏联人民可怕的生活环境，以及苏维埃政权愚弄自己人民的那些谎言”。44
1943年4月25日，在《志愿军报》上刊登了弗拉索夫投敌者的一篇游记，写的是他们参观柏林郊区的文济亨多尔夫村的情况：
对于我们这些人来说，已经习惯于看见村子里到处是茅草顶的小木屋，可是，德国的农村看起来就像一座规模不大、却十分舒适的城市。一幢幢平房或两层小楼都是砖砌的，围墙是用石头垒的。在每一家院子旁边，都有小花园。村子的中央是教堂和学校。
村长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们，非常热心地回答着我们感兴趣的各种问题。我们参观了几家农户，下面就是我们对于农民生活的所见所闻。［www.sjwx.info整理制作，并提供下载］
在这个村子里，一共有25户是继承的祖业，其中大部分人家有80～100公顷土地，这里面10～15公顷是林地。每一家农户都有1辆拖拉机、6～8匹马、将近25头母牛和12～15头猪。都是纯种的母牛。平均每头母牛的年产奶量达到4500～5000公升。
柏林周围的土地并不是很肥沃，所以，这里大部分地区种的是黑麦和土豆。种植小麦要求土壤的质量比较高，所以只少量种了一些，以满足农户自己的需求。由于实行了正确的轮作制、使用了优质肥料，再加上农民们的精心伺候，在德国，即使在土质比较差的土地上收成产量也要比苏联高2～3倍。
德国人并不了解在苏联农村，农民们的生活已经受到严重破坏。德国政府十分关心农民，实行了遗产继承法。另外，使农户的主要劳动力从兵役中解放出来，这种做法对农业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在战争期间，农村的劳动力不仅没有减少，反而经常有所增加。一言以蔽之，战争并没有破坏德国农民的美好生活。
在战争期间，德国的许多农村劳动力上了前线。代替他们耕作的是战俘和一些从被占领区招募来的人。
文章接下来讲述了那些“东方工人”的美好生活，大概是每月能挣到70马克，另外，他们吃饭是免费的，不仅吃得饱，还穿得好。
Д.祖耶夫所描述的画面明显不是杜撰出来的。当然对于那些农民生活境况的描写可能有点过于理想化，并且关于德国战时的农业生产力不断增长的说法也不符合实际情况。实际上，德国到1943年时，粮食生产指数已经从1939年的104点下降到了92点（在1942年为86点），而土豆的生产指数也从105点下滑到了75点（在1942年为101点）。但是，即使这样，对于穿上军装的苏联农民来说，德国战时的农业生产水平也给他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要知道，他们的父辈和祖辈中绝大多数人在1917年以前，从未拥有过超过4公顷以上的土地。那些在德国人看来属于中等水平的产奶量，对于苏联人而言已经是很难达到的纪录了。
Ф.库季诺夫的《德国游记》对于哥萨克人的类似的参观（不仅有参观农村的，也有参观柏林的）进行了描述。这篇文章刊登在1944年1月15日的《哥萨克前哨》上。这篇文章着重指出了德国人生活中许多令苏联公民瞠目结舌的细节。例如，长在路旁的一棵棵果树，由于果实累累几乎要被压断了。原来，“根据那里的风俗习惯，过路人只能吃掉在地上的果实”，因为果树是归个人所有的。苏联的集体农庄的成员想都没想过，成熟的美味果实怎么可能不享用（当然，要旁边没有警察或者警卫）。
给哥萨克人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对医院进行的参观。在他们参观的那所医院里，“东方部队”的战俘们与德国士兵们一起接受治疗。库季诺夫特别强调指出：“这所医院的残疾人只有在治好伤，换上假肢，而且又学习了一门手艺以后，才能出院。所以，因战争而受伤的残疾人在德国对于家庭和国家来说都不是一个包袱。在他们的脸上你既看不到悲哀，也发现不了对于未来生活的恐惧。”
这里，我们要指出，在我们面前呈现的不是一幅为了宣传目的而描绘的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