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泰斗陈寅恪传

归国执教之初，陈寅恪的指导范围有“古代碑志与外族有关系者之研究（如研究唐蕃会盟碑之藏文、阙特勤碑之突厥文部分，与中文比较之类）”，但陈寅恪对中国突厥学的直接贡献，不是译释突厥碑，而是研究突厥史，尤其是唐与突厥的政治关系史。陈寅恪摒弃了那种把突厥史作为隋唐史附属品的陈旧观念，充分认识到了突厥汗国的历史地位。其一，他在《论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一文中，作出“突厥在当时实为东亚之霸主”的结论。唐高祖向突厥称臣，是唐室讳莫如深的“国耻”，但从隋末争雄的国内外政治环境看，又是势在必行的权宜性“国策”。其二，在唐帝国的政治生活中，突厥籍和突厥化的藩将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在《论唐代之藩将与府兵》一文中，揭示了唐代藩将社会基础的演变，论证了藩将所特有的使用价值。① 
  陈寅恪敬重伯希和的学识，留心伯希和的研究成果，而且在自己的论著中时常加以引用，其学术见解明显受到了伯希和的影响。伯希和与陈寅恪的这段交往也被中外学界传为美谈。 
  陈寅恪在巴黎大学就读期间，偶然看到国内报纸，有人提议袁世凯为终身总统，当时巴黎正在举办选花魁之会，陈寅恪作诗讽喻：“岁岁名都韵事同，又惊啼鳺唤东风。花王那用家天下，占尽残春亦自雄。”1913年冬天，陈寅恪曾到伦敦一游，参观绘画展览，作《癸丑冬，伦敦绘画展览会中偶见我国新嫁娘凤冠感赋》诗一首。 
  1914年秋天，第一次 
  世界大战爆发，欧洲一片混乱，陈寅恪不得不匆匆回国。1915年春，陈寅恪到北京担任新成立的经界局局长蔡锷的秘书，主要工作是翻译有关东西方图书资料，探究中国经界的源流。蔡锷，湖南人，早年受陈三立赏识，破格进入湖南时务学堂学习。辛亥革命后，曾任云南省都督，1913年底到北京中央政府任职。蔡锷反对袁世凯称帝，于1915年11月从北京秘密回到云南，领导了护国运动。袁世凯在国内一片强烈的反对声中一命呜呼。继任总统黎元洪任命陈三立旧友谭延闿为湖南省省长兼督军。谭延闿则请陈寅恪到省长公署任交涉科长。由于陈寅恪看不惯官场的尔虞我诈、阿谀奉承，很快就离开了，此后再也没有涉足官场和参加政治活动。 
  从1915年秋天开始，陈寅恪应江西省教育司（相当于后来的教育厅）副司长符九铭的邀请为江西省连阅留德学生试卷三年，并申请了江西省官费留学的名额，期间还在家中侍奉父母和博览经史著作。陈衡恪之子陈封怀回忆这段时间陈寅恪在家中的生活时说：“他送了我一册原文本的《莎士比亚集》，据说是他以前在英国读过的。里面每个剧本后面都写有他的评语（是用文言文写的），在那时，我们叔侄二人经常谈论欧洲各国的历史和文学。他在欧洲，特别是对英、德、法语言文字有深入的理解。”这一年，父亲散原老人六十五岁，常常率儿孙游览南京的名胜古迹。例如1917年8月的日记中写道：“二十一日携儿子陈寅恪、登恪、孙封怀，买舟游燕子矶，遂寻十二洞，历其半，至三台洞而还。”还有诗云： 
  闭置不乐摩华颠，杂影江浒晴呼船。 
  从游年少蹲篷底，贪看拍岸惊涛旋。 
  千峰散翠日气午，鼓角十里高风传。 
  迎人伏燕势欲起，走循爪距登其巅。 
  覆碑一亭卧兵子，荒荒草木山依然。 
  往岁支筇伴国老，霜髯领客疑飞仙。 
  当时京师 
  图书馆曾拟聘陈寅恪为主任，但因其即将出国而作罢。   
  三、赴美学习(1)   
  在国内工作和学习了近三年后，陈寅恪于1918年冬再度出国。原打算再到柏林大学深造，但是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尚未结束，于是11月底的时候，他登上了从上海开往美国的轮船。 
  陈寅恪几次出国留学，都是20世纪初在中国所出现的第一次留学热潮期间。鉴于当时中国的科学技术落后于西方的现实，留学生们大多选择医学、物理、化学、农学等理工科专业，或是法律、教育、经济、政治等热门的文科专业，以便学成后报效祖国或者从事一个体面的职业谋生。而像陈寅恪这样选择冷门专业的学生，在当时很罕见。他之所以执著地学习史学、佛学和语言学，大概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陈寅恪家学渊源深厚，从小受中国 
  传统文化思想濡染，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厚的感情。他博览群书，对经史子集均有涉猎，传统的十三经更是熟读成诵，但是他的抱负不在通经，而在研究历史。他认为史学的基本任务就是鉴往知来，也只有不断地对历史经验进行总结，对历史遗产进行承传，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才能不断进步。中国古代汉唐时期曾有过辉煌的历史，但是近代以来中国落后了，然而这并不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终结，未来的中国还将会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章学诚认为六经皆史，而在陈寅恪看来，历史的概念更加广阔，经、史、子、集之外，包括集部的流派，诸如小说、弹词之类都可以作为历史资料包括在大历史概念之中。陈寅恪把王国维看作是被中国传统文化“所化之人”，被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其实这也正是他自己的写照。陈寅恪成长在中西文化相互冲突和相互交融的时代，他要承传中国文化，必然在众多的学科中选择史学来实现人生价值。 
  第二，源于他赤诚的爱国之情。晚清以降，国力日衰，列强觊觎中国领土，沙俄、英国、日本等国不断地在中国东北、西北、西南、外蒙等边地制造事端，挑起冲突。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公然向清政府提出领土要求。中国西北边疆分裂性的叛乱频频发生。一批倡导和认同经世致用的文人学者心怀天下，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去研究边疆的地理历史，期以维护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陈三立的老友“同光体之魁杰”沈曾植痛感边疆领土主权受到外国列强的威胁，注重探究边疆史地，以开发边地和巩固边防，著有《蒙古源流笺证》、《元秘史笺注》、《黑鞑事略》、《蛮书》等。陈寅恪十分敬重这位父执。他选定西域民族史、元蒙史作为研究方向，显然一方面是出于对祖国边地的关注，另一方面是受晚清经世致用学者尤其是沈氏的影响。 
  第三，中国本土文化中没有佛教，汉魏以来，佛教东传，“当时中国文化学术积累，至少已达一千年以上。”陈寅恪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纲领为观照，对中国本土文化如何吸收、同化外来文化，外来文化又怎样影响和改造本土文化等问题，进行了深层次的思考。因此，他下功夫研究外来文化中具有代表意义的佛教文化。但是他并不信奉佛教教义，“他的兴趣是研究佛教对我国一般社会的影响。至于印度的因明学和辩证学，他的兴趣就比较淡薄了”。可见，陈寅恪研究佛教文化，是为了从佛教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中，探讨中外文化交流、融合的途径和规律。 
  众所周知，佛教经文多用梵文或者巴利文写成。从1世纪开始，佛经主要经过丝绸之路和西藏、云南等陆续传入中国，并翻译成用汉文书写的汉化佛教三藏经典，和用藏文书写的藏传佛教经典。由于梵文、巴利文的语法结构特殊，所以汉文佛经中望文生义和错漏之处较多。而且佛教东传所途经的新疆、青海、西藏、甘肃、蒙古等地区，多民族杂居。每个民族几乎都有自己的语言文字，每个民族的语言文字又各有特点。如藏文虽与汉文属同一语系，但“因藏文数千年已用梵音字母拼写，其变迁源流，较中文为明显”。西域民族语言文字，又多受中亚语言文字影响。有的民族语言文字，如西夏文、突厥文等随着民族内部生活的变化和岁月的流逝而逐渐失去生命力。语言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是人类所特有的用来表达思想、交流感情的工具；文字则是记录语言的符号。西域各民族都用本民族的文字，记录本民族的生活。陈寅恪从小就深受乾嘉学派的影响，对语言文字有一种特殊的爱好。俞大维忆及陈寅恪时说：“他常说：‘读书须先识字’。”他自己也认为，“如以西洋语言科学之法，为中藏文比较之学，则成效当较乾嘉诸老更上一层”。意识到要研究佛教和西域边地民族史，就需要通晓佛教经典和西域边地民族的族源、变迁、文化与生活风俗等情况；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学习、掌握梵文以及佛教、西域各民族历史有关的语言文字。只有融合中西语言知识，运用比较的方法进行研究，其成就才会卓然超越前辈学者。因此，他这次出国 
  留学的主攻专业仍然选定历史和语言文字，重点在梵文。 
  1919年初，陈寅恪抵达美国，翌年年初进入哈佛大学，师从兰曼（Lanman）教授学习梵文和巴利文。兰曼教授是美国耶鲁大学毕业的梵学博士，获得博士学位后又到德国接受过东方古文字学的进一步训练。其梵文和巴利文水平之高，在哈佛大学首屈一指。他对于印度哲学和佛学，也有很深的造诣，并有《印度泛神教之开端》等著作传世。当时跟随兰曼教授学习的中国留学生还有俞大维、汤用彤等人。陈寅恪的母亲俞明诗是俞大维唯一嫡亲的姑母，其胞妹陈新午则是俞大维的夫人，而俞大维的母亲是曾文正公（曾国藩）的孙女，其伯父俞明震、舅父曾广钧与陈氏父子祖孙皆是好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