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那些人那些事

鲍信给新招募的士兵点名，一个叫于禁的士兵，腰板挺直，目光锋锐，声音洪亮，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一问，于禁和他是老乡，亲不亲，家乡人，他就给了于禁一个不大不小的“官”：都伯。都伯是曹操创的一个“官”，曹操在《步兵令》里说：“伍中有不进者，伍长杀之；伍长有不进者，什长杀之；什长有不进者，都伯杀之。”五人为“伍”，领头的是“伍长”；十人为“什”，领头的是“什长”；都伯，相当于后来的百夫长，是统帅百人的最下级军官。唐代诗人杨炯有诗为证：“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从一开始，于禁的“杀气”就被鲍信发现了，所以让他做可杀“什长”的都伯。可是，没等于禁开禁杀人，他的鲍老乡就因为救曹操而被黄巾军杀了。曹操高额悬赏鲍信的遗体，未找到，他就找人用木头刻了鲍信的模样，然后祭奠山寨版鲍信。
  这一天，曹操正对着山寨版鲍信伤心，有人来报：泰山那里有一个叫于禁的，领来了六七十人，说是鲍烈士的部下。虽然按照曹操的《步兵令》，都伯手下都应该有一百个人，可是，因为战斗减员，都伯手下往往只有六七十人。曹操才懒得问于禁是谁呢，他说：“把这个‘于’什么，编进景兴（王朗的字）的部队里吧，他管着后勤军需，亏不了鲍将军的部下！”过了几天后，王朗来找曹操，神神秘秘地说：“主公，有一个叫于禁的兵十分了得……”曹操眼里的兵就是蚂蚁，他问：“于禁是谁？”王朗说：“这个于禁，以前在允诚（鲍信的字）手下做都伯，前几天来投奔主公……”曹操这才恍然大悟，依稀回忆起是有这么一回事儿。王朗说于禁具备大将军的才能。曹操笑了：“有这么夸张吗？我自己还不是大将军呢！”当时的大将军是袁绍。
  王朗说一个都伯能做大将军，和说村支书能做国务院总理一样不靠谱，他这样说很明显有炒作的意味。《三国志》上说王朗“著易、春秋、孝经、周官传，奏议论记，咸传于世”，看来他善于搞宣传，应该精通炒作学。他要是不这样炒作于禁，曹操能注意于禁吗？为什么王朗如此热衷炒作于禁呢？红包？《魏书》上说王朗清俭自律，亲家的礼他都不接受，更不用说于禁了。再说于禁可能也拿不出钱来。“潜规则”？更不可能了。那就只能说王朗是伯乐了。《魏略》上说，王朗“常讥世俗有好施之名，而不恤穷贱”，如此看来，王朗是“恤贫贱”的，于禁当时应该是属于“贫贱”阶层的。可是，数不胜数的“贫贱”，王朗又为何唯独极力推荐于禁？应该说是王朗对于禁有惺惺相惜之感。《魏略》记载，王朗“多威仪”，王朗长有一张法官脸，相由心生，王朗应该具有法学倾向，后来他在曹丕称帝后做了御史大夫，负责全国执法和检察工作，更说明他是一个法学家了。这样的一个人，会喜欢怎样的人呢？答案是很明确的。于禁表现出下级军官中难得的法学倾向，被王郎发现了。
  有王朗这样的专家推荐，没有家世背景的于禁，很容易就成为“快男”了。最起码，于禁很“快”被曹操叫去面试考察了。很多人才不是连个面试机会也得不到吗？三国“快男”于禁从此乘上了人生的“快”马，春风得意马蹄疾。
  从原始股到绩优股———
  兖州的曹军，议论纷纷，说一个叫于禁的小子，泰山奶奶保佑他，被曹操一下子提拔成了军司马。军司马，千石秩的官，和县令同级，可以配公车，带仪仗。曹操一见于禁，就让他做了军司马，当时，夏侯渊是和曹仁是别部司马，于禁与二人成了同级干部。三国“快男”于禁提拔得真“快”啊！
  军司马带的仪仗是斧，象征惩戒之权。很明显，同样具有法家思想的曹操一眼看中的是于禁的法治才能。这时的曹操，事业刚刚起步，谁加入他的队伍，谁就是原始股。于禁幸运地成为曹操手里的一只原始股。原始股往往是潜力股。于禁也真得像曹操在205年为他写的请功书里写的那样“当敌制决，靡（无）有遗失”。对陶谦：他攻下广戚（今江苏省沛县城东一带）；对吕布：他在濮阳城南打败吕布二营人马，不久又独自率部在须昌战胜高雅，最后又在下邳见证了吕布的被擒，又和曹仁、史涣攻打支援吕布的眭固，斩了眭固；对袁术：他包围袁术集团的骨干桥蕤，斩了其麾下四将；对张绣：他先后从征到宛和穰县（河南省邓州市）立下赫赫战功；对黄巾军：他更是一点都不含糊，有一次曹操的大营在汝南遭到刘辟、黄邵等黄巾军的偷袭，他率军全歼来敌，斩了黄邵等人，尽降其众；对叛将：他与臧霸等攻梅成，梅成举众三千余人投降，他一走，梅成复叛，与另一叛将兰成联合起来，于禁督运粮草，帮助张郃平叛，他又奉命进攻昌豨，迫使其投降。
  曹操早期，哪一个战场没有于禁的身影？不对呀，好像还没提到生死攸关的官渡之战呀！官渡之战时，于禁干啥去了？官渡之战，于禁有大手笔，做英模巡回报告会去了。
  大汉天子到处跑，“忠诚”曹操迎许昌，唯恐圣上累身子，曹操代君发号令。曹公的阳光，普照着西达关中，东到兖、豫、徐州，黄河以南，淮、汉以北的大部地区。看来，皇帝这个道具确实有用。占据黄河以北的袁绍不高兴了。他极端仇视曹操的事业，想把皇帝这杆大旗抢过来。他任命审配、逢纪主持军事，田丰、荀谌、许攸充当谋士，颜良、文丑担任将帅，调动十万精锐步兵和一万骑兵，从邺城出发进兵黎阳（今河南浚县），陈兵黄河北岸。娘啊，天啊，不得了啊！黑云压城城欲摧，黄河北岸的甲光真晃眼。战？退？和？降？许昌的城砖也在考虑自己的退路，甚至有人已经偷偷地给袁绍写去了表忠信。
  200年3月，袁绍手下大将颜良率领着郭图、淳于琼，渡过黄河，包围了白马（今河南滑县）。曹操采纳荀攸的声东击西之计，决定派一小股部队，前往延津，做出要渡河的架势，吸引袁军主力，然后曹军主力再袭击颜良。派谁去延津做忽悠袁绍的托儿呢？形形色色的“托儿”当中，最难选的就是“战托”。前往延津的“战托儿”招聘条件至少有三条：第一，忠诚，要是墙头草去了，倒向袁绍一方，那就是《三国演义》中周瑜的“赔了夫人又折兵”了；第二，能干，要是窝囊废去了，一触即溃，那就起不到牵扯袁军主力的作用；第三，善于统兵，当时失败的空气弥漫在曹军上下，军心不稳，要是都让士兵跑光了，那也完不成任务。
  “托儿”们说：当什么“托儿”也不要当“战托儿”。“饭托儿”能吃一顿，“婚托儿”能谈情说爱，“战托儿”则遭遇生死劫。曹军内部，将士们议论纷纷：有人说，既是做诱饵，那就不是主要战场，不会立什么大功的；有人说，既是诱兵，兵力不会有多少，可是引诱的却是袁军主力，这可真是老鼠和猫做游戏———玩命啊！
  曹操愁坏了，第一，“战托儿”不好选，第二，选出来的不一定愿意干，强扭的瓜不甜，派一个不情愿的人去，执行力不强，容易产生“内耗”。就在曹操愁眉不展的时候，于禁站了出来，大声说：“泰山于禁愿意领兵前往延津！”“太祖征袁绍，绍兵盛，禁愿为先登”，“愿”是“自愿”的意思，说明于禁是主动请缨，勇气可嘉。当时，于禁可能还写了血书，曹操“壮之”，于是就精选了二千步骑，交给于禁。
  袁绍渡过黄河，进攻延津，因为他听说曹军要从这里渡河。黄河，中华民族的摇篮。可是，在这个摇篮里，中华儿女又开辟了多少战场呢！袁绍派军猛攻，竟然拿不下于禁坚守的延津。曹操也唯恐“战托儿”被消灭，急忙派乐进带领3000人支援于禁。按道理说，力量加强了，应该继续固守。可是，这时，于禁显出了卓越的一面，他判断延津绝对守不住，鉴于袁绍亲率主力前来，行动一定缓慢，决定主动攻击。于是，在于禁的规划下，5000步骑以最快的速度，偷偷地绕过了袁绍的主力，接连攻打延津北岸向西的袁绍军三十几座营区，展开火攻，斩杀并俘虏了数千袁军，擒获何茂、王摩等二十几员袁将，使袁绍还没有出师就遭到了沉重打击，袁军为了对付于禁的游击战，被迫重新整编，影响了进军的速度。
  “战托儿”不再是“托儿”，成了改变战争走向的主角。于禁这次出击，狠狠打击了袁军的士气，让曹军看到了袁绍原来只是一只纸老虎，士气马上上来了，为后来的官渡会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白马，关羽在张辽的配合下，一战斩颜良，威震天下。可是，如果没有于禁苦守延津，吸引袁军主力，关羽能有机会冲到颜良马前吗？《三国演义》大肆渲染关羽白马斩颜良的神猛，对于禁在延津的表现只字未提，是担心于禁有勇有谋的表现盖过关羽，这对文学创作来说是合理的，但是对于历史，却是一种严重误读。
  “听”完于禁的“战斗在延津”的巡回演讲，王朗笑呵呵地对曹操说：“我看人还行吧！”曹操点点头，他佩服王老的识人之明，便不厌其烦地给于禁升官。官渡之战，于禁就已经是裨将军。裨将军虽然是最低一级将军名号。但是于禁却由此实现了人生的一大飞跃，他不再是一个“兵”，而是“王侯将相”中的“将”了。何况，裨将军通常都有权参与军中帐议，是主帅的重要幕僚，于禁渗透进了决策层，不再是单纯的执行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