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青春成为往事

到了一九七五年前后，所有北京知识青年都像候鸟一样离开了那块土地，虽然仍然有一些因为各种原因滞留在那里的人，但是他们的存在已经不能够说明那场运动的状态，那场运动实实在在地结束了。 
  让人极为惊讶的是，只有吴克勤仍然坚守着。别人的滞留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状态无关，他的坚守却直接因应于那场运动，就像退潮以后在沙滩上留下的浪花，一场风雨之后天空中停滞着的一块雨云， 
  地震以后发生的虽然无害却能够让人鲜明感觉到的余震。这时候，报纸、广播渐渐远离了他，飞速发展着的世界忘记了在这个贫困的小山村里还有一个这样生活着的人，就是一直关注并支持吴克勤的崤阳县革命委员会主任陆嘉廷，也已经成为洛泉地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相当于现在的地级市副市长），离这个被他亲自树立为典型的北京知识青年很远很远了。 
  我当时决定去看他，很大程度上是想了解这个曾经叱咤风云的人目前是怎样生活的？究竟是什么东西使他仍然留在那里？   
  5.寂寥的山村(1)   
  在马家崾岘村西南那条狭窄的崾岘附近，我看到了站在一棵枯死了的柏树下面的吴克勤。当我们的双手紧紧握在一起的时候，我带着几分好奇打量着这个曾经很著名的人物。 
  当年那个戴白边眼镜的文绉绉的中学生现在成了一个粗砺的汉子，这个人身上已经没有任何北京知识青年的色彩，看上去更像一个不拿工资的民办小学教员。原来挺拔的腰身已经有了几分佝偻——就像所有因为个子高大而显得驼背的人一样，让人感觉他们是因为觉得自己比别人高，只有稍稍躬着身子才能够和周围人保持平衡一样。他那深度近视眼镜的两只镜片都开裂了，眼镜框和腿上缠着厚厚的胶布，已经看不出胶布原来的颜色。当他从这样的两只镜片后面看我的时候，我从他的目光中感觉到一种奇怪的东西，很陌生，很让人不舒服。 
  尽管这样，我马上被他的诚恳和热情融化了——他紧紧拉住我的手，好像生怕我离开似的，连连说 ：“苏北！苏北！” 
  我被他牵拉着，沿着弯弯曲曲的小路向马家崾岘走去。 
  马家崾岘高高地悬挂在一面向阳的坡地上，散漫的村落全部由窑洞组成。在这样的村落，道路当然是弯曲的，我甚至觉得吴克勤带着我走过了全村所有人家的门口。迎面碰上村上的庄户人，不管人家是不是感兴趣，吴克勤都要兴奋地介绍说：“这是我的同学苏北！专门来看我的！”我被带到他的家。 
  吴克勤的家是两孔面向黄河的土窑洞，一孔住人，一孔放粮食饲料等杂物。我注意到院子一角拴着一只半大的黑猪，它显然刚刚吃饱，对于我的到来采取漠然的态度，只抬起眼皮看了一眼，又睡去了。住人的那孔窑洞散发着和所有庄户人家一样的味道，墙上贴着几张带有强烈的文化大革命色彩的宣传画，好像那页沉重的历史在这里还没有被翻过去 ；在最显眼的地方，有几个陈旧的镜框，里面是吴克勤在叱咤风云年代得到的奖状。一张严重变形的本色课桌上，堆放着很多红色塑料封皮的《毛泽东选集》，这是他出席各种会议得到的纪念品。在那些《毛泽东选集》当中，错落有致地站立着很多毛主席立身塑像，有的是胸像，有的是全身像，伸出手臂指引全国人民前进的那一种，这些塑像是他结婚的时候收到的礼物。靠窗的土炕占去了三分之二面积，窑洞最里边，当地人称之为窑掌的地方，有一个摆放坛坛罐罐的条案，一个用木架支撑的杜梨木案板，靠墙竖立着镢头、板锄等农具——只有这些东西才唤起人一种现实的气息，表明这个窑洞的主人在像一个正常人那样生活。 
  当时，人民公社制度还没有被废止，村民仍然在进行集体化生产，吴克勤的婆姨秀梅带着三岁的儿子虎生到山上劳动去了，马家崾岘大队党支部书记吴克勤是专门推开队里的事情，准备在家里款待我的。很显然，吴克勤已经为迎接我的到来做了准备：窑洞被精心收拾过了，一面窗户甚至换了几根窗棂，和旧窗棂相比白得晃眼；窗户纸是新糊上去的，窗台上留着清晰的被抹布涂抹过的痕迹；洛北地区的锅灶都是和土炕连接在一起的，一般前面的浅锅用来做饭，后面的深锅用来烧水，现在，烧水的那只锅吱吱地响着，水已经被烧开了；土炕的炕席上摆放着一个荆条编制的小筐，里面放着亮晶晶的大枣、花生和核桃。崤阳县黄河岸边的“河畔枣”和沙地花生远近驰名，但是核桃却不是这里的特产，不知道吴克勤是从那里淘换来的。 
  吴克勤按照他的接待计划，用木勺把开水盛在巨大的粗瓷碗里（碗里事先放好了洛北或者内蒙古牧民经常喝的砖茶），小心翼翼用双手捧给我。我已经坐到了炕沿上，砖茶散发出特有的带有焦糊味道的香气，马上唤起了我插队时候的记忆，那时候逢年过节当地老乡就用这样的茶水招待我们。那是很隆重的事情，老乡一定要用双手把茶水捧给你，一定要看着你把第一口喝下去，一定要看到你的满足和赞赏。现在，我就这样喝下了第一口茶水，按照当年的标准，像吴克勤表达了我的满足和对他的茶叶的赞赏：“这是我离开队上以后这么多年来喝的最有味道的茶！” 
  就像洛北地区所有的土炕一样，炕沿很高，我的双脚离地面足有一尺，所以我不能够跳下来向他表示客气，只能坐着说。但是我相信我的肢体语言让吴克勤感觉到了我的真诚赞叹不是出自虚套。 
  吴克勤跳上炕来，盘腿坐在我的对面——这表示我们将要用这种方式消磨很长很长时间，就像插队的时候在老乡家过春节那样。我们一边喝着苦涩的茶水，一边吃着香甜清脆的大枣，聊了起来。我们从容不迫，好像谁也不在意时间的流逝。我们用将近一个小时时间回忆各自的插队生活，回忆那些目前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了的同学。我向吴克勤介绍我知道的几个人现在的行踪和下落，他们的生活状况。 
  我说到和我们同班的某某一年前到香港继承了一大笔遗产，目前是一家大公司老板，和大陆做生意。吴克勤惊讶得张开了嘴巴，问道：“这不就是过去说的资本家嘛？！” 
  “也可以这样说。” 
  我还说到另外一个和我们在同一个年级的人，现在成了某国家机关的厅长，他也很感意外但是并不惊讶，因为他耳闻目睹过许多这样的事情，这已经构成了他的人生经验——“这不奇怪，他爸爸就是高干嘛！” 
  当然，我也说到了几个活得不好的人，比如和我同在谷庄驿公社插队的丁四，转回北京以后当清洁工人，干了不到一年，就让一辆小轿车撞死在马路上了，最后经过鉴定，竟然是要由死者丁四负全责，什么原因呢？因为他不是在当班的时间扫马路去了，不属于因工死亡，没得到肇事者和丁四所在单位一分钱的赔偿。 
  吴克勤就唏嘘感叹：“没办法，人命就跟风中的蜡烛一样，不知道啥时候就灭了。”他的口音已经和当地人没有什么区别。 
  他又说了几个当地人意外死亡的故事，这样的故事在农村很多，比如窑洞突然坍塌下来把全家人砸死，壮年汉子砍柴的时候从悬崖上掉下来摔死，娃娃吃东西的时候被食物卡死，因为打架生气，心路狭窄的婆姨喝农药或者跳黄河寻死……等等。 
  这种状况即使到了我写这部小说的时候似乎也没有多大的改变：我的家乡离北京市不过两个小时车程，经常能够听到从那里传来的死亡信息。前些日子我回老家过中秋节，又听到村上的一个小伙子在半夜用农用汽车往天津送柿子的时候出 
  车祸死了。这种农用车是一种三个轮胎的运输工具，污染严重，安全性能极差，我曾经极为惊讶有关环保部门和质量监测机构为什么竟然容许这样的杀人武器出厂，并且如此大规模地在乡村公路上奔驰，不知道有多少人因为这个东西送了命。很多时候农村人对于这类事情已经不再惊讶。 
  但是，在我和吴克勤聊天的那个时候，死人的事情还是能够引起人慨叹的，吴克勤尤其说到一个女娃娃的死亡——这个女娃娃不顾一切地爱上了一个地主家庭出身的后生，家里的父母兄弟姐妹、大队党支部书记会计生产队长，甚至公社书记文书武装干事做饭的炊事员都强烈地反对这个婚事，为什么？为了女娃娃的幸福！这些人确实都是好意。要知道，一个地主家庭的后代是没有任何出路的，只能在村子里作为“另类”像某种生物那样活着，就连工分都比同等劳动力少两分，精神上的压力更是无以复加。但是女娃娃完全不在乎这些东西，真正像洛北民歌中唱的那样：“若要咱俩姻缘断，除非黄河水流干！砍断脚跟筋还在，哪怕阎王来阻拦。”但是，当整个世界都联合起来阻挠这对恋人结合的时候，他们最后的结局只能是“一搭里死来一搭里埋，一搭里走向望乡台。”两个人用麻绳捆缚在一起，跳了黄河。 
  吴克勤长吁一口气，感叹说：“她还没有开始活人哩，就这样走了。”是啊！人生无常，谁知道谁会遇到什么事情？这类话题通常会使谈论这些事情的人产生一种满足感，觉得自己活在这个世界上本身已经是一种幸福，你不能再奢求其他的事情。我们就带着这种满足感把话题转到吴克勤的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