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十三年

皇四子曾问其师蔡世远，杨名时何许人也，蔡答：“今世而有尧舜君民之念者，江阴一人而已”。雍正十三年冬，召用向所废置故老大臣，公首被召，天下想望风采。既入觐，天子召对良久，益陈利害。诸仁政将次施行，而公遽病，薨，寿七十七（《小仓山房文集》卷2等）；在这个名单中我们还不要遗漏了方苞，全祖望曰：今上即位，有意大用公。寻迁礼部侍郎。“诏许数日一赴部，平决大事。公虽不甚入部，而时奉独对，一切大除授并大政，往往谘公，多所密陈，盈庭侧目于公”；“公之密章秘牍，世所未见”；和硕履亲王尝曰：“其强聒令人厌，然其尧舜君民之志，殊可原也”（“前侍郎桐城方赠公神道碑铭”，《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海古籍，2000，页305-310）；更不要忘了皇帝的老师蔡世远。）
  [18] 如从《思辨录辑要》马负图、张伯行所作两《序》，与纪晓岚《四库全书提要》的对比中，即可多少看出端倪；马负图《序》曰：其井田、封建等制，初非大儒所不能言，至于画一变通使古今皆可确见施行者，即大儒鲜有能言之者也；纪晓岚等《提要》曰：其言皆深切著明，……虽其中如修齐类中必欲行井田、封建，不免有迂阔之失。
  [19] 参见高王凌：“一个理想的追求——十八世纪中国政府的经济政策”，（美）《知识分子》1987：秋季号。
  [20] 参见汪晖：“重读《孟子字义疏证》”，《清华历史讲堂初编》，页309。
  [21] 参见高王凌：“清朝统治的满洲特性”，2010年2月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满族历代社会与宗教”研讨会论文。
  [22] 据吕思勉先生说，宋儒论治，但欲以古为法，遂至欲复井田封建，实具有“彻底改革之精神”（皆欲大变现局）；并此原理而不认者，必为庸俗之宋学家矣（《史学与史籍七种》，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页568），“彻底改革”，当然就增加了它实现的困难。
  [23] 据说，世宗皇帝屡屡鼓吹儒释道三教同源，“尝告近臣曰：朕欲治世法十载，然后开明释法”（《啸亭杂录》卷1）；并在宫内养着一批和尚、道士，甚至参与机密情事，如国师文觉日伺宸扆，参密勿，上倚之如左右手。传闻隆、年之狱，阿、塞之死，皆文觉赞成。今上登极，皆放还山（萧奭：《永宪录续编》）；又，据梁启超云：康熙末，耶稣会党太子，喇嘛党雍正（《清代学术概论》，蒋方震《序》，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御批纲鉴》（卷101）云：“方外之人，经涉世务，鲜有不生衅滋事者”。
  [24] 《朗潜纪闻·三笔》卷1：国初，太常寺乐官用道士承充。乾隆间，高宗特谕廷臣：二氏异乐，不宜用之朝廷。乃别选儒士为乐官（遂有“乐部”之设）。又，乾隆五年敕部定议，嗣后正一真人不入班行，授秩五品；乾隆三十一年，重定为正三品。
  [25] 乾隆十四年十一月己酉谕，《高宗实录》卷352；又见《朗潜纪闻·二笔》卷9《任啟运受两朝礼遇》。
  [26] 《啸亭杂录》，中华书局，北京，1980，页15-16；《朗潜纪闻·二笔》卷8：“乾隆朝举经学，顾（栋高）、陈（祖范）、吴（鼎）、梁（锡屿）四君，同授司业”（即乾隆十四年事）；敕将梁锡屿所著经学，翰林、中书各誊写一部；吴鼎所著书，奉谕著录四库。“圣朝尊经重道，疏逖不遗，宜乾嘉后朴学蔚兴，继四先生而起者，家许、马而人郑、孔也”。
  [27] 余英时语。
  [28] 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页477。
  [29] 《郎潜纪闻初笔》卷9《乾隆初年太学得人之盛》。
  [30] 关于十八世纪经世学派，参见高王凌：“18世纪经世学派”，《史林》2007：1；根据这一种新的近代史观，中国从十八世纪（不是“鸦片战争”，更不是二十世纪以后），就开始她的“现代化”建设了。尽管其努力还很不够（否则岂不成了英国一类的“先发国家”）。为此戴逸曾表示，可能还存在第三个方面，即开始了各国疆土的武力开拓（这点可称之为新的民族国家的建设），参见见高王凌：“刘松龄：最后的耶稣会士”，《中国文化研究》2006：4，页170。
  [31] 曾国藩《家书》中云：盖自西汉以至于今，识字之儒约有三途：曰义理之学，曰考据之学，曰辞章之学。各执一途，互相诋毁。大约是受唐鉴“为学只有三门”之说的影响。以后又得一二良友，知有所谓经学者，经济者。至咸丰元年，始增加第四科“经济之学”。
  [32] 在《皇朝经世文编》中，所收陈宏谋的文字仅次于清初顾炎武；在魏源笔下，他不但是十八世纪的中流砥柱，也是十九世纪经世学的开路先锋，参见罗威廉（William T·Rowe）：Saving the world：Chenhongmou and elite consciousness in eighteenth-centuryChina（《救世：陈宏谋与十八世纪中国的精英意识》），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胡明辉：“十八世纪在近现代中国史的枢纽位置”，页135；据说。曾国藩也把陈宏谋奉为讲“经济之学”的楷模，“立意崇尚之”，《晚清经世实学》，页320。
  [33] 参见《书目答问二种》，页277-278。
  [34] 陆燿，乾隆十七年举人；十九年，授内阁中书，充军机处章京；后官至山东布政使、湖南巡抚，卒于任所。乾隆四十年，汇集清初迄乾隆间诸儒有裨经世之文为一编，题为《切问斋文钞》，凡三十卷。从中可以看出他的经世思想，既有内在的修身养性，也有外在的经济事功。如置于全书之首的“学术”部分，内容涵盖了立志、学风与治学、读书、师道诸多方面，主张学术要与当今社会联系在一起；反对空谈心性、反对琐碎之考据、反对揣摩应举的辞章之学。“财赋”部分则涉及当时经济生活中的一些重要方面，如田法、生财理财之策、赋役征收、漕运、钱粮、钱法盐法等等。这样的编排方式开创了一种新的体例，使“经世”成为一门系统的学问，它也被后来魏源、贺长龄的《皇朝经世文编》所借鉴。后者在体例上也是分为“学术”、“治体”，与“六政”（吏户礼兵刑工）两大部分，其中所收，主要都是十八世纪人物的言论。是在《切问斋文钞》的体例基础上，更详尽地阐述了十八世纪实政的主要成就（当然也有所扩展）。所以说“《切问斋文钞》既是《清朝经世文编》之先导，又代表着清前期，特别是18世纪初叶中国经世思想的最高水平”（高翔：《近代的初曙：18世纪中国观念变迁与社会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页384）。
  [35] 庄存与，乾隆十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十七年入直南书房，在上书房行走；二十年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乾隆五十一年，以原品休致。与陆燿比较，在皇上身边时间更长、官位更高，更加“切近密勿”。他所开创的今文经学，虽当时不显，却对后世特别是龚自珍、魏源等人产生有莫大的影响。
  [36] 章学诚史学之长处之一，据说即在指导人转移目光治现代史，留心当代政制（乃六经皆史论之应有涵义）。此一意见，又落入此下经学家手里，遂有今文学派之兴起。龚定庵思想显然承袭自章实斋（余英时：《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页209），成为其思想的又一渊源。
  [37] 参见高王凌：“18世纪经世学派”，《史林》2007：1。
  11.议改土地制度
  就儒家思想体系来说，“回复三代”应包含有三部分内容，即“封建”、“井田”和“学校”。清代皇帝不打算恢复封建，这在世宗皇帝批驳陆生楠时，即已明确。[1]
  于是“回复三代”，只能集中于“井田”这一范畴之内，如乾隆初年讨论“均田”、“限田”，当是“复古”，而在粮政上的那些重大措施，更无非是追寻“三代”。
  清代初年，黄宗羲等人主张恢复井田，他说，屯田之行，“知井田之必可复”；颜元、李塨等主张“可井则井，难则均田，又难则限田”，并着重研究了从地主手中“收田”的具体方法。[2]但这些似乎未能对实际政治发生直接的影响。倒是满人在占领辽东以后，曾经计口分田（一男均给六晌），且对内地“富人多占土地”，穷人“没有土地”，“乞食身无一物”的现象颇有指摘。[3]
  清人入关以后，未及对现存制度作出全面反省，一时似也无力进行新的尝试。因而关于土地和租佃制度的讨论，就与其他许多方面的问题一样，也留在了十八世纪上叶。
  乾隆初年，在政府权力扩张和追求新的努力目标之际，出现了对土地制度和租佃制度的重大讨论，这不是偶然的。欲“回向三代”，也不可能不涉及这些问题，如“井田”、“限田”、“均田”等，在乾隆初年都曾被反复提出。
  乾隆二年，御史薛馧奏请限田额，王大臣等提出不同意见：
  （限田）其说本之汉儒，而审时度势，万不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