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帝国的衰亡

    许多个月以来，奉命在缅甸采取守势的日军司令部一直请求侵入印度。这些请求，连同钱德拉·鲍斯的请求，终于受到重视：一九四四年初，大本营命令第十五军包围“英帕尔附近印度东北部的重要地区”。十五军军长牟田口帘也中将认为，占领英帕尔是深入侵入印度的一系列攻略中的第一环。他的这种看法是他的敌人奥德·查尔斯·温盖特准将造成的。温盖特是个救世主式的人物，他部下的“清德”(缅甸语狮子)一直在敌后很远的地方不断以非正统的作战方式骚扰在缅甸的日军指挥官们。虽然牟田口先前曾反对入侵印度的计划，但温盖特的袭击使他动了心。如果一个英国人能把部队带进深山老林，那么他也能，而且还能带更多的部队。然而，率领一批根据这种地形受过专门训练的游击队是一回事，率领一整军人马却又是一回事。
    牟田口的作战参谋片仓衷大佐认识到这些障碍：要跨越湍急的大川和坎坷的大山；另外，在后勤工作方面，十五军目前缺乏粮食、弹药和药品，没有为进行如此长期、如此艰苦的战斗作好准备。片仓有说服力地提出他的顾虑——自“二·二六”事件因反对叛军在脖子上挨了一抢以来，他一直讲话直截了当——但牟田口却不听劝告，不肯更改计划。
    一九四四年三月八日，日军三个加强师团和鲍斯的印度国民军一个师——共十五万五千人——渡过钦敦江，越过分隔两国的大山，  鲍斯的土兵踏上印度的土地后，便跪下来亲吻故乡的土地，他们高喊着“印度胜利！印度胜利！”朝英帕尔北面八十英里英军供应线上的城市科希马推进。他们拟从科希马南下，攻打英帕尔。第三十一师团拿下科希马后也跟上来。日军另外两个师团则直捣英帕尔。
    英印第十四军军长、远东最干练的地面指挥官威廉·斯利姆曾推测，牟田口将进攻英帕尔——也许还有一个旅团转移至科希马——并以“相当悠然自得的心情”坐等战斗到来。他的计划是让日军前进至英帕尔平原边缘，在日军“向我严阵以待的阵地发动 攻击时，全力反攻，一举歼灭之。
    他后来写道，当他得悉敌人——用两个师团的兵力——进攻科希马时，“我心灰意冷了。”这不但危及一个军事重镇，而且还威胁他军队的唯一的供应基地和科希马西北约三十英里的铁路终点迪马普尔。他下令立刻增援。“当我努力纠正我的错误并用铁路和飞机火速运送援军时，我知道一切都取决于首当其冲的部队是否顶得住。如果他们能坚持到援军赶到，一切都好办，否则我们就要惨败。”斯利姆最害怕的是，日军可能绕过科希马，沿铁路前进。于是，他便在科希马山上建立一道紧急防线，封锁通向迪马普尔的公路。他从当地治安部队“凑了”一些人，五百名病号也被武装起来送上前线。
    然而，第三十一师团长佐藤幸德中将却让全部军队进攻科希马，守军顽强抵抗——他们被逼到一座山上——只剩印度国民军向南进攻英帕尔。在该市以西和以南的陡坡上，日军另外的两个师团已在构筑强大的土木地堡体系，准备发起联合进攻。
    四月十八日，印军司令报告了使人难以相信的消息：通向英帕尔的道路只有轻兵防守，他的先头部队离城已“只有一箭之遥”，胜利就在眼前；鲍斯已带了大量新钞票准备发行。但他的美梦却破灭了，因为佐藤觉得自己在科希马遇到的抵抗是他所没料到的，因此拒绝到英帕尔去，相反，还武断地下令让部队准备返回缅甸；他曾得到口头允诺(这并不是真的叫他执行的)，如果到四月中旬他仍得不到粮食和弹药的补充，他可以撤退。
    鲍期愤怒万分——如果佐藤不支持他的先头部队，印度国民军决不可能突入英帕尔。他确信这是日本第十五军的阴谋，并指责日本人故意不让印度人在自己的国土上取得第一个有重大意义的胜利。牟用口对佐藤也怒不可遏(并解除他的师团长职务)，
 但不管怎样解释，鲍斯还是不满意。
    在英帕尔的日军已准备攻城，并要求鲍斯在天皇寿辰那天发表一篇广播演说，把英帕尔作为献给天皇的寿礼。鲍斯觉得受到侮辱。他此时改变了态度，除非由印度国民军担任先锋，他反对对印度的任何入侵。他的理由是，印军的出现可以触发全国起义，而日军侵入只会把成千上万的印度人推到英国一边。
    这场争论给斯利姆将军带来了双重好处：敌人发生分裂，又为他用铁路和空运向英帕尔地区增派大量援军提供了时间。日军分六路向该市集中，但每一路都被得到强大空中支援的守军挡住。消耗战一周又一周地拖下去，不见分晓。日军两个师团长都相信，要攻下英帕尔是不可能的，其中一个师团长甚至还没有得到命令就开始撤军。
    陆军参谋次长秦（左火右田）彦三郎在杉田大佐和其他参谋人员陪同下到前线视察调查，他们回到东京后向东条提出了令人沮丧的结论：“帝国作战行动成功的可能性甚微。”
    东条斥责秦散布失败主义。首相曾指靠这场“U号行动”的成功来转移公众对太平洋马绍尔群岛惊人损失的注意力。东条失望透顶，他的讽刺言论似乎也是影射天皇的弟弟三笠宫亲王的 (三笠官正坐在秦的对面)，使得室内气氛变得极为冷淡。秦一言不发。“我要是秦，”种村大佐在自己日记中写道，“我就会摘下参谋肩章，揍他一顿。”
    六月五日，牟田口会见他的上级、缅甸方面军司令官河边正三将军。牟田口已经不得不解除手下全部三个师团长的职务——这在日本陆军史上是前所未闻的(一人是因为不称职，一人是因为患病，第三人是因为拒绝执行命令)。此时他正要宣布说停止“U号行动”的时间已到，这句话已到了嘴边。但他却不能开这
 个口。“我那时希望，”牟田口后来回忆道，“河边将军能在沉默中看出我的心事。”
    然而，河边却没有看出他的心事。“钱德拉·鲍斯的命运既是他的也是我的，”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所以，我必须尽一切努力去帮助牟田口。我不断对自己这样说。”
    会见后的第一天，在进行了六十四天某种程度上可以算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激烈的战斗后，英军夺回科希马。虽然一支由日本人和印度人混合组成的部队仍占领着通向英帕尔的道路，但不到两个星期英国人就突破过去开始支援在英帕尔苦战的友军。
    雨季的到来使牟田口面临的问题变得更加严重。暴雨不止，冲毁了返回缅甸的丛林羊肠小道。三个师团中只有一个师团带有足够的粮食，其它两个师团不得不靠吃草、土豆、蜗牛、蜥蜴、蛇，总之，能抓到什么就吃什么，包括猴子在内。
    牟田口仍不敢向河边直接开口请求允许他撤退，但他却拐弯抹角差不多把话说了出来。“如果停止作战行动，我军可以采取守势，”他写信说，“把军队撤至钦敦江右岸高地，通过茂叻西北的高地到铁定地区是可取的。”
    河边的答复似乎是不妥协的：他希望十五军能“热情地”执行任务，更奋勇地作战。然而，他的高级参谋已前往马尼拉，请求寺内元帅下令停止这个行动。寺内同意，但命令直至七月九日才到达牟田口那里。四天后，日军开始向钦敦江撤退。在倾盆大雨下翻山越岭的长途行军中，官兵们为了争夺食物而打架。数以千计的病号和伤员掉队，用手榴弹自杀。小路成了泥浆的海洋，摔倒下去，就会埋掉半截身子，那些有气无力地挣扎出来的人，鞋子已没有了。到处是扔掉的轻机枪、步枪、钢盔、防毒面具——一切用不着的东西。幸存者完全靠了意志力的推动活下去，他们拄者临时拣来的拐杖，一拐一拐地前进，坚持了一天行军后，大家挤缩在一起想睡一觉，但因大雨倾盆又很难睡着。许多人因为衰弱得无力把头抬到不断高涨的积水上面而淹死，而他们的目标钦敦江在江水猛涨时又夺走他们几百人的生命。
    总共死去六万五千人——是瓜达卡纳尔死去人数的二倍半多，同在莱特死去的人数差不多。牟田口，他的参谋长及其他高级参谋人员被撤职，河边及其参谋长也被撤了职。司令部的大改组以及第十五军的覆灭使驻缅甸的所有部队都受到影响，到年底时，日本的统治到了崩溃的边缘。
    
·２
    在中国，那个有多方参加的盘根错节的战争，除了共产党外，人人都感到失望和不满。在华东，日本人虽然已征服了大片土地，但却仍然毫无办法最终解决在这个令人摸不透的国家中打了不少日子的痛苦的战争。尽管他们占领一个又一个重要城市，但好象是在沙地上挖地道，不管用；南京的汪精卫傀儡政府在日本军队开走后就无法巩固胜利。日本人占领了沿海、江河、铁路和公路，但在其间的广阔地区，中国人自己之间却在进行另一场斗争。蒋介石为了争夺控制权正在同毛泽东的军队打仗，军阀则谁胜就站到谁一边。
    中国问题造成各方之间的不和。驻华全体美军司令约瑟夫· (“醋性子乔”)史迪威陆军中将不断与在美国志愿部队“飞虎队”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第十四航空队司令“老皮革脸”陈纳德发生争执，他们争论的焦点大都集中在史迪威讥讽为“花生米”的那个人——蒋介石——所采取的政策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