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帝国的衰亡

但如同许多理想一样，它被现实主义者接过去并加以利用了。首先利用它的是那些把自然资源丰富的东南亚看作是日本病态经济出路的人，他们认为，  日本不能在令人屈辱的西方贸易统治下继续作为现代国家存在。军国主义者也认为这个政策是解决他们最迫切的需要——战争的原料——的答案。于是，他们便成了这个政策的最积极推行者。原来从理想主义变成机会主义的东西，现在却发展为不大可能的两者兼有，尽管大东亚共荣圈被军国主义者及其民族主义支持者所糟蹋，但它所鼓吹的泛亚主义在广大群众中的吸引力相对说来却没有减弱。
    殖民主义及伴随而来的榨取曾帮助亚洲从其以往的泥潭中自拔出来。但是，到本世纪初，殖民主义的历史作用已经完结，它本身遇到了民族主义的挑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伍德罗·威尔逊总统提出的各民族自决的理想主义要求，似乎不但适用于欧洲人，而且也适用于亚洲人。然而，许诺过的民主始终没有来到东方，在那里，殖民地依然是殖民地；西方有两种衡量自由的标准，一种是用于自己的标准，另一种是用于苏伊士以东的地方的。年复一年，随着西方主人(特别是英国人)只提出修修补补的改良计划，东西方之间的鸿沟更大了。
    除中国外，革命时机本应成熟的大陆却仍然在沉睡中。各国的造反者都等待着别人先起义。他们不再盼望出现民主领袖，相反，他们心目中的偶像却是象希特勒那样能在外交和军事上戏剧性地战胜英法的独裁者。在整个亚洲，法西斯式的敬礼和劳动者握紧的拳头在争夺民心。
    英国想争取亚洲人支持她的反对轴心国的战争的企图遭到了讥讽。一九四O年，曾在剑桥大学受过教育、后来成为缅甸第一任总理的巴莫博士，提醒他的议会勿忘英国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理想主义”战争目的。“她以同样的道义狂热宣称，她之所以同德国打仗，是为了保卫弱小民族，她是为了使世界实现民主……她绝对没有领土野心。……但结果如何呢?仗是打了，口号也喊了，胜利者取得了胜利，那又怎么样呢?战争的结果使大英帝国给自己增加了约一百五十万平方英里的新领土。民族自决主义又怎么样呢?当我象通常那样鲁莽地在联合选择委员会制订缅甸宪法时向该委员会提到民族自决时，英国代表觉得好笑。”但是，他这番煽动性的讲话英国人倒并不觉得好笑。巴莫被投入监狱。
    次年，丘吉尔和罗斯福签订的大西洋宪章，又给亚洲某些政治领导人带来一线希望，以为西方终于抛弃了自由的双重标准。这个宪章不是宣布“各国人民有权选择自己的政府形式”吗?然而，丘吉尔很快便明确宣布，这个宪章不适用于英国的殖民地——换言之，它只适用于白种民族。
    因此，广泛接受日本的建立泛亚的号召的时机已完全成熟。自上世纪中叶以来，  日本自己的独立不断提醒人们，亚洲人是能够得到自由的。一九O五年，东乡提督击溃俄国舰队的事实，标志着亚洲从西方统治下崛起，使所有东方人有了某种自豪感。一九四二年新加坡的陷落更是戏剧般证明，白人不是不可战胜的。英国人全线撤退的景象使亚洲人兴奋陶醉，亚洲大陆的许多地方都积极准备与胜利者结盟。
     最突出的例外当然是中国，在那里，几十万日军依然陷于一场屡受挫折永无尽期的战争中。大多数日本人都不理解蒋介石为什么要继续打下去。丘吉尔和罗斯福正在利用他作工具岂不是根明显的吗?然而也有些自由派的日本人一贯反对日本占领中国，其中之一就是驻南京的通敌傀儡政府的大使重光葵。  他的论点是，建立共荣圈是否能成功要取决于中国问题的公正解决。日本怎么能一方面把中国的很大一部分地方当作殖民地对待，一方面却号召结束殖民主义?日本与南京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应该废除，不附加限制条件地提供经济援助。
    东条作为一个军国主义者曾全力支持对华战争，但当上首相后却另有看法。他对重光的建议表示欢迎。陆军领导人执拗地抵制，但一九四三年初，东条还是说服他们，从中国取得原料的最好办法就是执行重光计划。于是做出了安排，把苏州、汉口和天津的日本租界归还给南京政府，并洽谈签订了新的条约。重光被召回东京担任外相。在国会中，重光一再敦促让整个东亚从军事占领下解放出来，给予政治自由。“对日本说来，这意味着采取‘睦邻’政策，改善我国的国际关系。”
    提出这个改革的是重光，但领导这一改革的却是东条。他在国会宣布，年前将承认缅甸是独立国家。三月间，一个缅甸代表团应邀到东京，团长是英国人撤出缅甸前夕越狱脱逃的巴莫。缅甸人受到热情接待。巴莫从各方面看到的奔腾爱国热情使他深为感动。日本是“整个亚洲冲突的漩涡”。东条、杉山将军、鸠田海军大将以及重光等人给他的印象是，他们都是“亚洲爆炸性时代的”真正产物，  “有朝气，果敢，充满作为大东亚共荣圈这个概念的基础的亚洲新意识”。另外．东条的要给预被占领国家独立的决心，显得“有惊人的远见卓识”，“确实有政治眼光”。
     
·３
    在美国，大东亚共荣圈这个词几乎被所有人嘲弄为赤裸棵的宣传，但是作家赛珍珠却力图提醒她的美国同胞，泛亚主义的精神确实是根深蒂固的。在珍珠港事件后不几天，她写信给罗斯福夫人说，“在所有东方民族中”存在着“一种非常根深蒂固的意识，即，一般说来，白人是，或可能是，他们的共同敌人。归根到底，他们这些人——就连目前互相敌对的中国人和日本人——作为有色人种团结起来反对白人的可能性始终是存在的。目前，他们还没有到这个程度，但他们总想着这种可能性。最近一位中国教授的言论可以充分说明这点。他说，‘虽然日本目前是我们的敌人，但如果要做出最后选择的话，我们宁肯做日本而不做美国的附属国，因为，日本人至少没有把我们看成是劣等民族。’真实情况是，这些东方人，即使那些现在与我们结盟的人，都在暗中观察我们作为不同种族对待他们的态度，如果他们害怕的话，那就是担心从长远来说他们不会受到完全平等的对待，他们只是为自己暂时的目标与我们一起，然后再把我们作为历史上一贯侵略他们——至少从他们的观点看来是如此——的白种人，在历史上一贯剥削他们的白种人反对我们。”
    她警告说，“在这些政治上觉醒的亚洲民族终于认识到自己的同时，”潜在的有色人种团结“也在世界上发展着，除非我们极其明智和谨慎，否则，这种觉醒的结果对我们将是灾难性的……我们白种人大多都不懂或忘记这种斗争有可能产生一种按种族和肤色形成的崭新的结盟关系。但是，亚洲各民族却没有忘记这种可能性。他们所做的一切都为那种新的结盟留了必要的一手。使我不寒而栗的是，我发现，就连美国人中的有色人种的思想上也有这种保留。虽然这些人生下来在主观上是忠于我国的，但是由于美国的民族偏见的顽固性，由于他们切身的经历以及在我国的日本人的宣传，使他们相信与白人是没有什么希望讲公平的，有色人种必须团结起来征服白人，才能消除种族偏见的桎梏。”【矛盾的是，白皮肤自古以来在日本一直被认为是女性美的标志。有一句老话：“肤白掩百丑”。早在明治时期，作家们就开始对西方人的白色皮肤表示羡慕。到本世纪二十年代，  日本人心目中最得意的电影明星是克拉拉·鲍、格洛里亚·斯旺森和格丽塔·嘉宝等人。这种偏好在谷崎润一郎的小说《痴人之爱》中得到证明。他把一个日本姑娘与俄国女人作了一番比较：后者的皮肤……自得出奇，象个白皮肤的幽灵美人，皮下淡紫色的血管依稀可见，宛如大理石上的纹理一般。与之相比，前者的皮肤却缺乏透明感和鲜艳色泽，看起来怪不舒服。——作者注】
    赛珍珠是在中途岛之役前一个星期在《纽约时报杂志》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公开表示她的不安的。
    主要是因为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有了一个新的和危险的方面。虽然我们也许不想知道，但是，很可能我们已经走上了人类战争中最激烈和时间最长的战争道路，这是东西方之间的战争，这就是说白人和白人世界同有色人种和有色人种世界之间的战争……
    在印度，它(种族问题)是个燃眉之急的问题，其火焰每小时都在升高，在缅甸，它已成熊熊烈火；在爪哇也是这样，在菲律宾和中国也如此。
    今天，东西方的主要障碍是，白人不愿放弃其优越感，有色人种再也不愿忍受其卑劣感……白人落后于有色人种一个世纪。白人从殖民地和殖民政府的角度考虑问题。有色人种知道，殖民地和殖民思想已不合时代潮流。不管白人是否知道，殖民生活方式已一去不复返了，剩下的只是如何踢掉蛹壳。今天的亚洲人不愿做殖民地居民，他已下定决心永不再做殖民地居民。
    ……总之，如果白人不认识到所有的人生来都是自由和平等的，并通过这样的认识拯救自己，那么，他也许根本就不可能拯救自己，因为有色人种决心坚持人类的平等与自由……
    遗憾的是，赛珍珠的先知先觉的文章对华盛顿并没有起多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