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帝国的衰亡

他们中的为首者就是那个曾策划夺取满洲的石原莞尔。此时，他在参谋本部任职，曾为自己的行为所带来的后果而胆战心惊。他梦想建立一个由五种民族组成的民主满洲，人人都和睦相处，而且成为反对俄国侵略的堡垒。但是，这个理想主义的目标却变成陆军首脑的决心，要把满洲作为夺取华北的基地。
    叛乱分子被处决后不久，石原在东京的宝亭饭店秘密会见了陆军省和参谋本部的十一名重要军官。这些人也同样担心向中国扩张，于是在一起商讨对策。
    石原首先提出一个问题：历来最危险的敌人是俄国，为什么要冒同中国打仗的风险?接着又说，对重工业薄弱的日本来说，同时打两场战争等于是自杀。应该集中全国力量，发展生产力，直到能与苏联的国力并驾齐驱。为了使日本在重工业方面能自给自足，日本应该避免与俄国和中国发生任何冲突，同时，实施一系列五年计划，开发满洲的资源，到一九五二年日本工业发展到最高峰时，才能发动全面的对俄战争并且打胜。只有这样才能拯救日本，而不能实行统制派所主张的向中国也许还要向东南亚扩张的政策。那样就必然会导致与英美开战。如果发生这样的情况，那么唯一能得到好处的将是日本的真正敌人俄国。石原补充说，日本最大的危险不在东京，因为那里的上层人物是讲道理和听劝告的，最大的危险是在满洲。
    在满洲，关东军里一些有影响的激进人物，已经在组织对华北进行未经批准的搔扰，中心人物是土肥原贤二少将。他与石原有许多相似之处，同样聪明浮夸，同样善于玩弄阴谋诡计。西方的新闻界人士早已称他为“满洲的劳伦斯”。上一年，他曾只身前往华北，诱骗军阀以及北部五省的官员脱离中国，建立在日本皇军保护下的自治政府。首相冈田知道此事后，曾传话制止土肥原的这种蛮干。但土肥原——象过去石原一样——不理睬东京，继续阴谋策划，成功地建立了各种各样自治政府。在“跟着太阳旗前进”的口号下，善于利用时机的日本商人，象洪水般涌入华北，激怒了中国的商人，并在全中国激起了反日情绪。土肥原宣称，他建立傀儡政权，只不过要作为中国和满洲之间的缓冲地带。然而，几星期后，他又以保护日本商人以防盗匪为借口，调去五千名日军。
    石原指责这次调兵是大规模进攻中国的开端，土肥原的所谓缓冲地带是一枝“毒花”，应在导致与蒋介石的国民党军队全面开战前把它铲除。俄国和中共正在为此目的而策划，等中日双方打得筋疲力竭，就进行干涉并建立起一个赤色中国。
    石原最后说，阻止土肥原的最好办法就是回到他们的办公室去，建议他们的上司，把日军调离华北的纠纷地点。这种纠纷地点之一就是北京西南约十五英里的芦沟桥。
    自从一九00年一支由欧美日组成的国际远征军镇压了残酷排外的义和团之乱以后，日本军队就一直驻扎在北京地区。次年，挨了惩罚的中国人签署了所谓义和团事变议定书，允许某些列强占领北京附近的要塞地点，“以维持京都与海上之间的交通畅通”。
    义和团被粉碎后，中国更成了西方帝国主义的掠夺对象，但是，其资源遭到不断掠夺，终于激起她的人民群起反抗。拿破仑早已发出警告，中国是一个沉睡的巨人：“让他睡吧！一旦醒来，他就会动摇世界。”
    在中国的第一个真正的民族主义者孙逸仙博士的进攻下，腐朽的满清帝国于一九一一年瓦解，终于唤醒了这个沉睡的巨人。然而，这个新生的共和国却立刻被贪得无厌的地方军阀所困住。虽然孙博士的国民党继续得到举国一致的支持，但中国已被割据成一块一块。经过十多年令人丧气的流血冲突后，孙博士终于向一个乐于帮助的国家——苏联求助。不久，广州便有大批共产党人，他们对一切事情，从群众宣传到军事战略都提出建议。国民党军队背后那个出谋献策的人物自称名叫加仑，事实上却是苏联的一位将军，名叫布吕赫尔。首席顾问是一位曾在芝加哥一家商业学院任教的经历丰富多彩的人物，他是克里姆林宫高级政治鼓动家鲍罗廷。在他们的帮助下，民国的力量渐渐增强，其军队在年轻有为的蒋介石将军指挥下击败了军阀，向北推进，攻下了上海和南京。然而，胜利却带来了更大的问题，即国民党内部共产党势力日益增大。一九二七年，蒋成了孙的继承人。他得出结论认为，如果继续靠俄国的帮助必将导致建立赤色中国；他宣布共产党为非法。从那天起到日本“二·二六”事件时止，全中国一直在打一种三重性的战争。今天，国民党与军阀混战，明天，两者联合起来打渐渐强大的共产党军队，后天，共产党又与军阀一齐打蒋介石。
    这种持续不断的动乱，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无情冲击，使日本军部的上层人物深为担忧。北面，他们受到斯大林的距东京还不到七百英里的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轰炸机群的威胁，西面又受到在一位名叫毛泽东的坚毅的农民领导下日益壮大的军队的威胁。
    对军国主义者说来，除了巩固夹在两种威胁之间作为对付共产主义的防波堤的满洲外，别无他法，统制派人物更进一步认为，光占领满洲是不够的，还应夺取华北。整个华北地区，都处于无政府状态，日本的巨大利益需要保护，关于无政府的说法多少是有点正确的。据国立国际问题研究所的调查报告说，“当地确实盗匪横行”，但共产主义已成为“一股有组织有效率的政治力量，在大片大片地区行使唯一的行政权力”。还有迹象表明，中国共产党人与苏联人是结盟的。  “如果中国的共产主义就是俄国式的共产主义，那末，耍认真对待中国共产主义与俄国共产主义携起手来的可能性。”
    由于世界上大多数人都害怕在共产主义的恐怖下生活，无怪乎统制派把共产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看作是日本的主要危险。中国共产党人与美国和欧洲的共产党人不同，并不单纯是某个政党的成员，而是国民政府的实际敌手。他们有自己的法律和活动范围。中国的许多地区已建立苏维埃，连上海也成了共产主义宣传的发源地。
    这时，毛泽东宣称，唯有他的红军在抗击日本，而蒋介石只是“剿共”。他对西方记者说：“在此，我以中国苏维埃政府的名义庄严宣布，如果蒋介石的军队或任何其它军队停止对红军作战，那么，中国苏维埃政府将立即命令红军停止对他们的军事行动……”如果蒋介石果真抗日，那么，很明显，中国苏维埃政府将在抗日战场上向他伸出友谊之手。”
    这个来源于莫斯科的建立统一战线的号召，并没有打动蒋介石，但他的一位最重要的野战军司令官张学良却不是这样斩钉截铁的态度。因此，毛决定做张学良的工作。张学良被人称为“少帅”，因为他父亲是老帅张作霖，后者的被刺杀导致日本占领满洲。虽然少帅所指挥的东北军被国民党命令去消灭华北的共党军队，但他对蒋介石的路线却有严重的保留。他认为，正在同他作战的也是爱国者，也许双方应该团结起来，一致抗日。
    一九三六年秋，毛泽东派了他手下最能办交涉的周恩来去同少帅谈判停火。
    周在西安会见了张学良。他承认蒋介石是抗日的合乎逻辑的领袖，答应红军将领愿意受他的领导。作为交换，张必须向他保证，红军与国军要受到同等待遇。此外，释放国民党狱中的共产党人，在打败日本后，允许共产党合法活动。
     他们签署了一个文件，列出上述条件，然后互相握手，结束这场讨价还价，周说：“少帅，现在一切问题都已解决。从现在起，我听从你的指挥了。”
    张学良冷冷地回答说，他们两人都得等一等，听蒋介石的指挥。
    “如果阁下仍然怀疑我党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决心，”周说，“我将欣然愿竟留在西安与阁下在一起，作为人质。”
    张说，这倒不必，他自己也与别人一样，决心抗日——毕竟，他自己也有一笔私人老账要跟日本人算。虽然如此，他是个军人，必须说服他的上级蒋委员长接受他们刚才签订的停战协定。
    但在张还未见蒋之前，蒋的另一位野战军司令官、前土匪头子杨虎城将军说服了少帅，只有劫持蒋委员长，才能使他与共党合作。那时，蒋业已启程前往西安，带着关于少帅正在受到左倾分子影响的证据同张对质，并要警告张，“除非及时采取措施，否则局势可能导致叛乱。”
    虽然张学良同意劫持，但蒋介石的到来却动摇了张的决心。张继续摇摆不定，直到十二月十二日晨杨将军自己干起来。他逮捕了蒋介石总统和解除该地区所有忠于蒋的部队的武装。蒋在逃跑时跌了一交，受重伤。但他与少帅相见时反倒比少帅镇定。蒋说：“为你自身和为国民计，你唯一的出路是翻然悔悟，送我回南京。你千万别上共产党的圈套。现在悔悟还不算晚。”
    深感内疚的张学良经过两天才惊魂稍定，他向他的上司呈交了拟议的八点协定，内容大致与他和周恩来签订的协定相同。张保证，蒋委员长签署这八条，就立刻护送他回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