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帝国的衰亡

他们不辞劳苦地抄袭大规模生产的最新技术，甚至增加了创新的做法，例如，纺织女工穿旱冰鞋以便多操作一些纱锭。他们建立了强大的陆军和海军，并开始模仿欧洲的武力外交，派出讨伐性的远征军。不到几十年，日本便控制了朝鲜的大部分地区，并于一八九四年为了朝鲜同中国打一仗。日本轻而易举地打了胜仗，还获得台湾、满洲南端和辽东半岛及其两个重要军港旅顺和大连。
    俄德法三国眼看突然闯进一个国家把它们的“中国西瓜”夺走一块，惊恐之下便联合起来迫使日本放弃它用武力取得的这个半岛。俄国后来独占了辽东半岛，但不到十年就丢了。一九0四年，日本感到民族自豪被损，对沙皇进行了反击——沙俄帝国陆地面积占地球的六分之一——而且使全世界感到震惊的是，  日本连战皆捷。于是日本又得到旅顺和大连。
    日本还获得俄国在南满建筑的所有铁路。如果不是想要欧洲人承认日本是帝国主义大家庭中受人尊敬的一员，日本本来是可以一鼓而占领整个满洲的。之后，  日本在这个盗匪横行、人烟稀少的地区，投下了数以十亿计的美元，在铁路沿线建立起了法律与秩序，使成千上万的日本、中国和朝鲜商人以及定居者如洪水般地涌进了这个地区。
     正是这种情况启发了石原和坂垣设想建立一个摆脱中国军阀统治者的满洲。石原设想使满洲成为一个自治州，一个各民族——日本人、中国人、满洲人、  朝鲜人和白俄——共居的庇护所。在这个地方将实现真正的民主并最终实现社会主义，作为对苏俄的一个缓冲地带[板垣曾写道： “从日本资本主义的角度来看，  满洲无疑是重要的。从无产阶级的观点来看，由于这种观点要求平均财产，在自然资源贫乏的日本本土，不可能找到一个根本解决的办法以确保人人都能生存。”——作者]。
    所有这一切都要通过关东军来实现，东京是同意的。但无论是天皇还是陆军省都拒绝批准这样一个似乎是伪装的侵略计划。石原和坂垣及其追随者没有因此而畏缩不前，他们决定自己采取行动——来次“下克上”。第一步先把年迈的中国军阀张大帅干掉。一九二八年六月四日，一名关东军参谋指挥工兵团的人炸毁了张作霖的专列，张因伤致死。接着，石原和坂垣不顾东京的一系列警告，  继续操纵关东军，好象这支军队是他们的私家军队似的。一九三一年夏，他们准备使出最后一着棋，秘密集结军队用武力从中国手中夺取满洲。外相得悉这个传说后，连忙劝陆相从东京派一名军官前往满洲把关东军控制住。选派去的军官是个少将，于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晚到达沈阳。此时，在离城只不过几英里靠近中国军队第七旅兵营的南满铁路线上，刚埋下一大包炸药。爆炸将成为派兵占领沈阳以“维持秩序”的借口。
    坂垣大佐轻易地把那位将军弄到一家日本旅店“菊文”去和艺妓们过夜。当晚十时左右，炸药爆炸，但破坏程度微乎其微，不到几分钟，一列南行列车便安全地通过了被炸地段。一位日本领事馆官员想把事情的原委告诉中国人，但是一位关东军少佐拔出指挥刀威胁，不准他讲。十时三十分，日本开始向中国兵营射击，其它部队则从四面八方向沈阳城围拢。而在菊文旅店的那位将军早已烂醉如泥，根本没听见枪声。就是听见了，也无所谓。他对这个计划从一开始就知道——他是同意的。
    次晨，沈阳已落入日本人之手，不仅全世界，就连东京本身，都感到狼狈。应内阁的请求，参谋本部命令关东军限制其敌对行动扩大。这伙个人主义者根本不顾命令，继续向满洲其余地区挺进。这实在是一次大规模的“下克上”。
    在东京，樱花会的成员已经在秘密策划政变，以便与满洲的造反行动遥相呼应。  他们的首要目的是要在国内实行激进的改革。这些改革，加上对满洲的征服，将使日本成为崭新的国家。参与这个阴谋计划“锦旗革命”的有一百二十名军官以及他们的部队，还有煽动叛乱的北一辉的追随者。叛乱者计划首先杀害政府以及朝廷权贵，然后在皇宫前集合集体切腹，以此表示向天皇请罪。
    但是，参与政变的派系太多，意见又纷纭，有人便去告密。至于告密者是由于内讧还是为了金钱，不得而知，但政变策划者却于一九三一年十月十七日遭到逮捕，为首者被叛处禁闭二十天，助手则为十天。其余同伙只受到责备而已。还是老规矩：对任何实际上已经采取或计划采取暴力行为者，如果是为了国家荣誉，都应特赦。
    是晚，陆相致电关东军，软弱无力地责备道：
    1．尔后关东军不得再进行诸如独立于皇军而夺占满蒙之新计划。
2．总的局势正按陆军意图发展，贵军可完全放心。
似乎还嫌不够，陆军次官又加了如下一段抚慰的话：
    为解决目前困难，我们一直团结一致，竭诚努力……请相信我们的热情，谨慎行事，……防止类似宣布关东军独立的鲁莽之举，以待时局转为有利于我。
    关东军的将领们不但没有满足，反而愤怒地否认关东军有另谋独立之举。他们只承认关东军“行动曾有过于积极和武断之倾向”宣称那是“为祖国着想”。
    这次流产的“锦旗革命”还是达到了其目的之一：在后来的几年里确保了满洲冒险的成功。这件事使许多日本人深信，政界与财界确实腐败，理应支持军方带头的改革。与比同时，却也产生了一个恶果，那就是改革运动中两翼开始分裂。由新闻记者组成的绰号叫“统制派”的一翼认为，单拿下满洲还不够，因为要防备苏联的可能进攻，必需控制中国本部。另一翼即外号叫“皇道派”的北一辉的追随者则认为，这种新的扩张是愚蠢之举，因为满洲实现工业化后，就足以成为一个遏制共产主义的强大保垒。
    比较年轻的富于理想的军官属于后一派，较有资历的军官和陆军省的要员们则支持“统制派”。那些更为激进的国粹主义派则主张立即进行暗杀。例如，每个“血盟团”的成员都保证在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一日前后最少谋杀一个“腐败”的政界或财界要员，以庆祝传说中的天照大神第五代后裔神武天皇登位二千五百九十二周年。被列入谋杀对象的人员中，包括藏相井上准之助。他是个直率的人，经常反对给陆军不断增加拨款。那个被指定去刺杀井上的刺客在一处偏僻的海滩上练习射击，他比原定计划提前四天就在人行道上向井上打中了三枪。不到一月，第二次谋杀又在类似情况下发生了。当三井财阀总裁团琢唐男爵跨出汽车门时，
 一位年轻刺客把手枪捅了他的后背一下便扣动扳机。
    对这些人的审判再次给日本公众提供了戏剧性情节和宣传资料。在日本历史上曾常常出现这种情况：比诸受害者，凶手更受人同情。一个人会被刺杀，难道不正说明被杀者缺才少德吗?为崇高目的而杀人的凶手不正是为了保护平民，反对暴虐吗?虽然铁证如山，两个刺客却未被处决，只判了无期徒刑。很明显，用不了几年，他们就会被假释的。
    五月十五日，星期日，琢膺死后仅两月，两辆出租汽车在东京靖国神社侧门前停了下来。这个神社是专为纪念战死沙场的所有日本将士修建的。九名海陆军军官从车内出来朝天照大神行了鞠躬礼，然后带上从和尚那里买来的护身符再登上汽车。两辆小汽车直奔首相官邸。他们冲过警官的拦阻闯进首相犬养毅的办公室。首相是一位七十五岁的老人，个子矮小，留着山羊胡子。老人镇静地把这些不速之客领进一间日本式的房间。他们有礼貌地脱下鞋子坐下来。正在那时，一个在走廊上走失了的同伙手持短刀冲了进来，喝道：“少说废话!开枪!”语毕，他们个个都朝这位曾经反对征服满洲，始终拒绝承认捏造出来的满洲国傀儡政府的勇敢矮小老人开枪。之后，凶手们便乘出租汽串前往进攻警视厅。但正好是星期天，除了几个值班警官外，没有别人可杀。在投降以前，凶手们朝日本银行扔了一颗手榴弹。其他反叛者则在街上散发传单，扔炸弹，炸坏了几扇窗户。
    这次政变——即所谓的“五·一五”事件——失败了，但对凶手的审讯却掀起更大的轰动。审讯一共有三起，一起审讯文官，一起审讯海军人员，另一起是审讯陆军人员。跟通常一样，相当大一部分公众对凶手表示同情，而当其中一位被告宣称他和他的同伙只不过是为唤醒祖国而敲起警钟时，公众竟全体鼓掌，人们对“腐败”一词早已如雷贯耳，他们对那位视死如归的犬养的英灵并不表多少同情。他的死，对政客们是一次警告。
    对凶手的同情竟高涨到如此地步，以致有十一万份用血签名甚至完全用血写成的请求宽恕的请愿书，象潮水般涌到主持审判的官员那里。新泻县有九位青年要求替凶手服刑，为了表示他们的真诚，还寄来了泡在酒精里的九颗小指头。
    刺杀犬养的凶手中，有一人表示遗憾，但又说，首相“理应牺牲在国家改革的祭坛上”。另一人宣称，“生死对于我无关紧要。我要对那些为我的死表示沉痛的人说，不必为我流泪，在改革的祭坛上牺牲自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