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加木失踪始末

直到这时，夏叔芳才明白：彭家睦并不是一个整天爱用弹弓打鸟、爱爬到树上睡觉的“大孩子”，而是一个兴趣广泛、刻苦好学、富于进取心的青年，使她暗暗佩服。
在四年级的时候，中央大学从重庆迁回南京丁家桥，又一件不谋而合的巧事发生了。
一天，在学校的布告栏里，贴出一张布告：
“新近自英国回国的中央大学南京医学院教授王应睐，开设维生素和酶学课程，欢迎选修。”
中央大学农学院农化系总共只有三个学生选了这门崭新的课程，其中一个是彭家睦，一个是夏叔芳，还有一个与他们同班的女同学。就这样，他们每天跑到医学院去听课了。
渐渐地，他们三个同学对王应睐教授的课程深感兴趣，便要求王应睐教授指导他们写毕业论文。王应睐教授答应作他们的导师，带领他们做实验，写作毕业论文《黄豆发芽期间Phyticacid含量phytase活动力之改变》。
直到这时，夏叔芳经常跟彭家睦在一起，有着共同的科学爱好，有着共同的志向，这才渐渐熟悉起来。
直到这时，夏叔芳才发现，原来彭家睦并不“孤僻”，倒是十分风趣、幽默的呢。
有一次，在聊天之中，彭家睦翻“老账”，数落起夏叔芳来。
彭家睦的记性不错，他用“长辈”回忆往事似的口气说道：“你还记得吗？在刚进大学的时候，做化学实验，两个人一组，老师把你跟一位山东大汉编在一个组。你一见到那位山东大汉，吓得连头都不敢抬。嘿，你到老师那儿吵，一定要跟女同学编成一个组，不8跟男同学一个组。可是，别的女同学都已编了组，弄得老师没办法，只好让你一个人一个组！哼，你满脑袋的封建思想，一个十足的书呆子！”
夏叔芳听了，不好意思地哈哈大笑起来。这件事，她早就忘了，想不到彭家睦居然记得那么清楚。
接着，彭家睦又奚落起她来：“还有，你那时候只喜欢化学课，不爱上农业课。有一次，上农业课的时候，趁老师转过身子在黑板上写字，你就像个猴子一样，从我的桌子上踩过去，从窗口逃走。哼，一个逃学生！到了农业课考试时，你没办法了，找我借笔记本，死命地背，像条书虫！”
夏叔芳咯咯笑了，她也不示弱：“如果说我是书虫，那你也是虫！”
彭家睦有点惊讶，他似乎从来没听说过别人喊他是“书虫”。
夏叔芳数落起他来：“你不是‘书虫’，你是‘刺毛虫’，专门刺别人！”
这下子，两个人都笑得前仰后合的。
彭家睦补充说道：“如果说我们都是虫的话，我们不是别的虫，是糊涂虫！我们参加了‘12.1’，又参加了‘2.22’，却说不出‘为的啥’！”
◆“糊涂虫”慢慢清醒
“糊涂虫”开始清醒过来，那是因为一件突如其来的事情，像一盆冷水似的，泼醒了彭家睦。
1947年5月20日，南京发生了着名的“5.20血案”……
事情是从5月4日开始的，上海各学校的学生举行反内战游行，八千多个示威者包围了国民党的警察局。这一爱国热潮，迅速波及南京、北平、沈阳、杭州、青岛、开封等城市。5月20日，南京的学生们高举“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大旗，上街游行了。
这天，中央大学的许多同学都参加了游行。
彭家睦忙于他的毕业论文，以为“黄豆芽”比游行更加重要，成天泡在实验室里。夏叔芳也没去。与他们同做毕业论文实验的另一位女同学却去参加游行了。
过了约莫两三个小时，那位女同学气喘吁吁地跑回实验室。她的头发、衣服都湿了，激动地告诉彭家睦和夏叔芳：
游行队伍遇上了国民党的警察，他们用消防水龙头浇学生，用木棍打学生！正在这时，彭家睦的一个同班同学跑回来了。他的手里拿着一副破眼镜，连镜片都碎了。他说，这是被警察打碎的，好多同学现在正挨警察打，鲜血洒在大街上。
“我去！”彭家睦在实验室里实在呆不下去了。夏叔芳拉他别去，彭家睦气呼呼地说道：“本来我不想去的。警察打同学，太不像话！这下子，我倒一定要去！”
彭家睦撒腿便朝大街跑去。这时，游行队伍被警察冲散了，街上满是水迹和血迹，几十名学生被捕。同学们硬是把血气方刚的彭家睦拉回来了，劝告他别与警察硬拼，否则会吃亏的。
“5.20”血案之后，彭家睦在实验室里常常一边做实验，一边骂起国民党和警察来了。他觉得，警察打手无寸铁的学生，太不讲理，他要打抱不平。
跟彭家睦、夏叔芳同做论文实验的那位女同学，是一位出身豪门的小姐，令人意想不到，她竟是一位地下党员（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彭家睦才知道她的政治身份）。她知道彭家睦是一个有正义感的青年，但是并不认识国民党的反动本质。她旁敲侧击，点明真相，使这位“打抱不平”的青年渐渐觉醒过来。
不久，夏叔芳发现一件惊人的事：彭家睦正在很神秘地看一本书。见她来了，赶紧收了起来。夏叔芳夺来一看，竟是艾思奇着的《大众哲学》。
夏叔芳感到很奇怪，他怎么会看起这样的禁书？他从哪儿弄来的？
彭家睦在夏叔芳面前，说了实话。
原来，那是中央大学从重庆搬回南京的时候，彭家睦的哥哥托他带一只小箱子回去。哥哥告诉他，箱子里不是平常的东西，在船上要防备有人检查……
经哥哥这么一说，他倒疑心起来，打开箱子一看，里面有二十多本书，其中有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的着作，还有艾思奇的书。当时，这些书全属于“禁书”。
哥哥告诉他，这是一个老同学从“那边”捎来的。尽管彭家睦并不懂得这些“禁书”中所讲的“主义”，可是，他觉得把这些“禁书”交给他带回去，是对他的一种信任。彭家睦马上拍了拍胸脯说道：“你放心好了，我一定会把它带回去。如果在船上有人要检查，我就拎着箱子往江里跳。我一钻进水里，他们就休想抓住我！”
彭家睦真的做了跳水的准备，把那些“禁书”用油纸包好放在箱中，以免跳入江中时不至于被水浸湿。
幸亏一路太平，彭家睦顺利地带着那只神秘的小箱子来到南京。
在南京，彭家睦忙着做的“黄豆芽”实验，没有闲工夫去读那些“禁书”，况且他对政治问题没有多大兴趣，所以无心旁顾。
然而，自从“5.20血案”之后，彭家睦开始想弄清楚共产党究竟是怎么回事，“那边”是什么样的世界，于是忙里偷闲，悄悄地看起小箱子里的“禁书”来。谁知这些“禁书”有一股无形的魅力，使他越看越爱看，读了第一本便想读第二本。这些“禁书”像一把打开思想之锁的钥匙，使彭家睦脑袋瓜开了窍……彭家睦的心中，暗暗向往“山那边呀好地方”。
◆面临毕业
王应睐教授一位严师。他对自己的三位学生颇为满意，然而，从未在学生面前夸过半句。他对三位学生的印象是这样的：彭家睦功课中等水平，可是头脑灵活，手也很巧，做起实验来比两位女同学要能干得多；夏叔芳论读书是班上第一名，可是做起实验不怎么样；另一位女同学在三个人之中天资最聪明，学习成绩也不错，只是似乎不太专心，经常忙于别的杂事。
王应睐教授是国内知名的生物化学专家。他手把手，把科学研究的一套方法教给了三位学生：先是确定论文题目，然后查阅有关文献，写出了《文献综述》，再确定自己的实验步骤，着手实验，最后总结，写出论文……
当时只有一间大实验室，许多人在里面做实验。他们三个人挤在一个小小的角落里，每天埋头从“黄豆芽”中提取植酸酶。实验任务是很重的，他们常常从早干到晚。不过，每到晚上，另一位女同学就不来了，只剩下彭家睦和夏叔芳在那里忙碌着。他们曾问过这位女同学，为什么晚上不来做实验？她有点不大好意思地答道：
“我晚上要去做家庭教师。”
彭家睦和夏叔芳感到奇怪，这位女同学家庭是个巨富，为什么还要去当“家庭教师”？他们想，也许她晚上有“幽会”，不便明说罢了。
直到几年后，他们才明白，这位女同学每天晚上忙于地下党的活动，所以不能来做实验。
旧中国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毕业即失业了”，1947年夏天，当彭家睦和夏叔芳即将毕业于中央大学农化系的时候，他们一边做毕业论文，一边开始为未来担忧，四处托人寻找毕业后的出路。
彭家睦请熟人帮忙，好不容易获知北京大学农学院土壤系需要一名助教。彭家睦把自己的学历寄去之后，对方答应了，可以发给他为期一年的聘书。
这时，夏叔芳没有找到工作，终日惶惶。有一天，王应睐教授忽然告诉她一个好消息：他要到青岛的山东大学医学院开设生物化学课，需要两名助教。自然，彭家睦和她是最合适不过的人选。
夏叔芳兴高采烈地跑去找彭家睦。彭家睦一听，又高兴又懊悔：高兴的是，这样一来，他可以跟夏叔芳一起，继续得到王应睐教授的教益；懊悔的是，他已经与北京大学农学院订了约。
夏叔芳劝他把情况向北京大学农学院说明一下，解除聘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