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杀1905·第3部

    革命党人接连不断的起义虽然震惊了清廷的统治阶层，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这些起义最后无一例外都被清廷派兵镇压了下去，大批革命志士在起义中丢掉了性命。
    屡败屡战，却又屡战屡败，使得革命连遭重创，革命士气越发低落，海内外民众开始对革命产生了怀疑，甚至有的人对革命这条道路已彻底灰了心。
    中国的革命形势，彻底陷入了一个低潮期。
    保皇党与革命党历来相互敌对，眼见革命党人遭受重创，保皇党人立刻不失时机地跳出来进行冷嘲热讽。
    梁启超是保皇党的领袖，一直以来反对暴力革命，他趁机在《新民丛报》上撰文攻击革命党的领袖：“徒骗人于死，己则安享高楼华屋，不过‘远距离革命家’而已。”一句“远距离革命家”，批评革命党领袖以革命大话为号召，煽动青年人回国发动起义送死，自己却不参加起义不上战场，反而躲在国外逍遥快活，赚取了大把名利。
    随着梁启超的发难，一时之间，海内外华人之中，掀起了一股批评革命党领袖的风潮。
    梁启超的这句“远距离革命家”，虽然囊括起来批评革命党的领袖，但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其锋芒直指孙文。
    孙文身为同盟会的总理，的确没有参加过任何一次武装起义，甚至一直待在国外，自始至终没有回过一次国。他在这几年里的作用，似乎只是利用自己的名声，在世界各地为起义筹措经费。相比较而言，副总理黄兴更为实干，多次亲临一线指挥起义，与孙文形成了最为直观的对比。
    这股批评革命党领袖的风潮，也在同盟会内部蔓延开来。
    一些同盟会成员公开批评孙文近似于独裁的领导作风，说孙文“办事近于专横，常令人难堪”。
    屋漏偏逢连夜雨，恰在此时，同盟会内部有人批评孙文不公开革命经费的使用情况，并直接指斥孙文贪污革命经费。
    这回发难的是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主编章太炎。
    原来在革命党人不断发起武装起义之际，清廷也感到了害怕，于是命驻日公使与日本政府交涉，强烈地提出了引渡孙文的要求。日本政府考虑到革命党人将来有可能会在中国革命成功，希望能为将来的合作留有余地，因此不想现在就与革命党人彻底闹翻，像黑龙会等组织，甚至直接与革命党人维持着合作的关系，但同时清廷要求极其强烈，日本政府考虑再三，最终采取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向清廷表示将驱逐孙文出境。为了不得罪革命党人，日本政府在驱逐孙文的同时，甚至通过黑龙会首领内田良平之手，向孙文资助了五千元的离日经费，而孙文在日本的一些友人，如铃木久五郎等人，公开向孙文赠款达两万多元。孙文只给《民报》留下两千元的经费，其余则全部带走。《民报》的经费历来困难，作为《民报》的主编，饱尝没钱之苦的章太炎，对孙文此举表示极为不满。
    在章太炎看来，日本人向孙文赠送的赠款，应该属于赠送给同盟会的革命经费，而不是赠送给孙文个人的，孙文不能公款私用。他批评孙文的行为说：“实在有损我同盟会之威信，而使日人启其轻侮之心。”他甚至将《民报》报社内的孙文照片撕了下来，批上了这样几个字：“卖《民报》之孙文应即撤去。”然后愤而辞去了《民报》主编一职。章太炎是同盟会内部的浙江派，同属浙江派的陶成章也与章太炎站在了同一阵线上，公开反对孙文，并宣布脱离同盟会，重新恢复光复会。
    因为孙文确实没有公开过革命经费的收支情况，与钱有关的事最为敏感，因此孙文立刻陷入了被动，一时之间谣传蜂起。同盟会内部掀起了一股“倒孙风潮”，甚至出现了“要革命首先要革革命党人之命”的强烈呼声。
    在“远距离革命家”的批评和“倒孙风潮”的双重打击下，同盟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内外危机，稍有不慎，同盟会就可能在困境当中分崩离析，革命就可能从此走上绝路。
    面对这场危机，孙文以极为坦诚的态度，写下了一份文字材料，将革命经费的收入和支出情况，一笔一笔详细地列出，并锥心泣血地表示，除了为革命四处奔走时在食宿上的花费，他私人没有花过革命党一分钱。
    孙文的这一举动，算是对“倒孙风潮”做出了回应，对质疑他贪污革命经费的谣言做出了回应。
    即便如此，经此一闹，革命士气变得极度消沉，尤其是“远距离革命家”这一挖苦，使得同盟会的领袖们陷入极其不利的舆论处境当中，也令众多革命党人心灰意冷，其中不少人对革命的前景持怀疑甚至绝望的态度。
    作为同盟会的领袖之一，一直担任评议部部长的汪精卫，决定以实际行动来回击“远距离革命家”的论调，重振日渐消沉的革命士气。
    汪精卫即汪兆铭，在同盟会成立时便被推为评议部部长。在《民报》的创刊号上，汪兆铭以“精卫”为笔名，发表了《民族的国民》一文，此后又发表多篇文章，针对保皇党的《新民丛报》上的言论，展开了激烈的雄辩与驳斥。汪兆铭因文笔犀利，见解独到，自此声名鹊起，革命党人从此习惯以“精卫”这个笔名来称呼他，而很少再称呼他的本名。
    汪精卫下了要做出一番实际行动的决心，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后，他决定效仿当年吴樾血溅出洋五大臣、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之举，回国刺杀满清要员，用鲜血来证明同盟会的领袖绝不是贪生怕死的“远距离革命家”，要让革命党人和海内外民众打消怀疑，重树对革命大业的信心。
    汪精卫原本对政治暗杀是极不赞成的。同盟会成立之时，西方无政府主义传入，不少革命党人崇尚俄国虚无党人的暗杀行为，同盟会因此成立了暗杀部，并聘请流亡的俄国虚无党人来教授暗杀技术。在国内接连不断爆发武装起义的同时，革命党人也在全国各地策划了多起政治暗杀事件，如刘思复刺杀广东水师提督李准、范传甲刺杀新军协统余大鸿等。但汪精卫对这一手段并不迷信，甚至直言道：“革命是何等事业，乃欲刺杀一二宵小而唾手得之？实乃小儿之见而已。”
    但如今多次武装起义均告失败，同盟会内部严重分裂，革命形势岌岌可危，这一切彻底刺激了汪精卫，使他最终萌生了“谋一击清廷重臣，以事实表现党人之决心”的想法。
    守真照相馆
    汪精卫是同盟会的评议部部长，如此骨干人物竟要亲身回国搞刺杀，其他同盟会的元老级人物深觉不妥。
    黄兴第一个站出来劝阻，但汪精卫去意已决，表示如果不放他去，他宁愿投水自尽，迫使黄兴同意。
    汪精卫最要好的朋友胡汉民也加以劝阻，但汪精卫抛出了“薪釜治饭”的理论，说道：“譬之治饭，盛米以釜，束薪烧之。薪之为用，炬火熊熊，顷刻而烬，故体质虽毁，而热力涨发。釜之为用，能任重，能持久，水不能蚀，火不能熔，饭受煎熬，久而不渝。”他咬破手指给胡汉民留下血书八字：“我今为薪，兄当为釜。”以表明他要做那顷刻燃尽之薪，让胡汉民做那任重持久之釜。
    在冲破同盟会几位领袖的阻拦后，汪精卫先后找到了黄复生、喻培伦、黎仲实、罗世勋、陈璧君等人，组建了暗杀团，准备回国谋刺满清要员。
    暗杀团的这些成员里面，黄复生和喻培伦是同盟会的炸弹专家，尤其是喻培伦，在当时被革命党人称为“炸弹大王”，而陈璧君则是汪精卫的红颜知己。
    陈璧君本是南洋巨富陈耕基之女，对风度翩翩、才华横溢的汪精卫一见倾心，后来又了解到汪精卫平时像清教徒一样生活，不酗酒，不赌博，不嫖妓，在革命党人中有“道学先生”之称，因而爱慕之心更甚。她向汪精卫表达了爱慕之情，但汪精卫却说革命家生活无着落，生命无保证，如果结婚那就是陷妻子于不幸，而让所爱之人一生不幸则是最大的罪过，并立下了“革命不成功就不结婚”的誓言。这番话，没能让陈璧君退缩，反而让陈璧君加深了对汪精卫的爱。听闻汪精卫组建暗杀团，陈璧君立刻要求参加，汪精卫最初不同意，但陈璧君态度极为坚决，最后汪精卫只能勉强答应。
    暗杀团组建后，汪精卫一行人秘密返回了国内。
    当时两江总督端方最为革命党人所痛恨，汪精卫最初选定的刺杀目标，正是端方。
    恰好端方调任直隶总督，将从南京走水路到汉口，再从汉口乘坐火车北上。
    汪精卫等人立刻动身赶到汉口，在汉口大智门火车站一带踩点摸路，准备在此刺杀水路转陆路的端方。
    但汪精卫等人苦等了半个多月，始终没有等来端方，却等来了端方已经抵达北京的消息。
    原来在躲过革命党人的多次刺杀后，端方早已学了个乖，更何况当年铁良正是走京汉线北上，遭遇了科学补习所成员王汉的刺杀，因此端方自然要多加提防。端方来了一手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故意放出将走水路到汉口，再由汉口乘火车北上的消息，暗地里却悄悄乘坐轮船取海路北上，就此躲过了汪精卫等人的刺杀。
    端方逃走了，必须要选取下一个刺杀的目标。
    一番磋商之后，汪精卫等人决定直接前往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