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士顿的中国女孩儿

我接到了B大学法学院寄来的录取信。心里没有特殊的喜悦。选择了这个看得见，摸得着的一年留学，放弃了一份前途未知的情感。这到底是不是我想要的？
    开学是在二月份。我打算一直工作到开学前，也把这大半年的工作经验做了个总结。这段经历也许将来用得上。
    我从上海直接出发，买的机票时间正好是年前，爸妈过来陪我几天。离职前，同事给我开了个小欢送会。盛维新头一次和我聊了会儿天。
    盛：“B大学是你最想去的学校么？”
    我：“算是之一。”
    盛：“没有想过去纽约的学校么？”
    我：“没有。”
    盛：“毕业以后会回来么？”
    我：“还不知道。留在美国也挺难的。”
    盛：“以后保持联系。”
    我：“好的。”
    盛维新不愿意花时间在无用的闲谈上，保持联系也是希望我将来能给他关于留学工作的信息。
    张晓芬和我聊到：“那边（美国）留学生的生活很辛苦。我第一个学期吃的最多的就是三明治和意大利面，便宜又省时间。有读不完的法条和资料，然后准备考试和Bar（律师资格考试）。现在想想自己也挺蠢的，在美国人的地盘上，说着半生不熟的英语，却要做人家耍嘴皮子的活儿。不自量力的下场就是我不得不回国从头开始。”她不再眯缝着眼睛说话，难得的明朗。
    她接着说：“我的话不是针对你。每个人情况不一样，我大学时的一个同学上的法学院比我的还差，英语说的没人听懂。但他家里有势力，本人脑子又灵，在加州开了间律所，手下七八个美国律师给他干活儿。所以说因人而异。”
    她这一番话倒是没有恶意。她的路线曲折，在我面前不免有几分过来人的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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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日子我没怎么看见过张佩远，见到李纯两次。他说张佩远又去了加州和迈克谋划新的投资项目。
    有次李纯问我：“佩远之前有没有提到他有重要的事情对你说？”
    我点头, “但他后来没再说起。”
    李纯欲言又止。
    这更证实了我提出分手的那天犯了个错，应该让张佩远先讲出他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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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开上海的前一晚，我去邓欣和张伟东的新居小聚。
    邓欣拿着酒杯，对我叹气说：“想着把你勾搭到上海，你就不会走了。可你还是停不住，就连张佩远也没把你留下来。”
    张伟东提醒了邓欣：“说什么呢？你喝醉了。”
    邓欣摇头看着我，“我是喝醉了。但我告诉你，元夕。你错了。你总觉得自己有点儿追求，有点儿勇气。可你不愿为张佩远冒一点儿风险。你这是逃避，是输不起！可人生不给胆小鬼机会。总有一天，你会回头看，知道自己错过了什么。”
    张伟东抢下邓欣的酒杯，禁止她再喝。我将自己杯中酒全都喝下，酒的火辣到心里全是苦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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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我爸妈，邓欣和张伟东一起到浦东机场送我。
    “到了波士顿，一定要处处小心。晚上不要出去。”这句话我妈早晨说了三次。她有太多担心无法说出，所以重复着一样的嘱咐来表达林林总总的顾虑。
    我护照拿在手中，过了安检。
    回头看爸妈，我妈眼圈又红了。
    就在不远处，张佩远走过来，手中拿着一个行李箱。他不是出差的模样，而从那箱子的大小，我很快就判断出里面的东西。
    那是草帽被，我一路珍藏的一个梦想，可我怎么走着走着就把它给丢了。
    张佩远应该想帮我把被子办理托运。可他来晚了。我不会再回头办理托运。
    而我现在最想见的也最不愿意见的人就是张佩远。他的出现只能让我更加质疑自己的选择。我很快转过头来，跑到洗手间里，憋在心里的泪水在这一刻全部涌出来。
    过了好一会儿，我洗洗脸，走出去，找个地方坐下，让心情渐渐平静。
    身边行走的人群匆匆，都奔着下一站的去向。
    而张佩远和我都无法预料明天会发生什么。也许邓欣是对的，我是个胆小鬼，没有为感情冒一次险。也许我是对的，这一次的离开或早或迟都会发生，那就让它现在发生吧。
    无论是错是对，我要把这一步走下去。我看看表，想着上海和波士顿13小时的时差（冬天）。我开始调整状态，准备到达另一个时间，走向另一段路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