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面诸葛亮 诸葛亮必败

 
  在罗贯中的笔下，刘备大军夺得西川后，诸葛亮也没把“若图得西川，那时便还”的承诺放在心上。不过东吴自然还在惦记着这件事。张昭献计，让孙权派诸葛亮的哥哥诸葛瑾去索要荆州，并声称：倘若不还，就杀了诸葛瑾全家。 
  面对东吴的动作，诸葛亮、刘备、关羽联合上演了一出戏，先是刘备假意答应分荆州一半还之：将长沙、零陵、桂阳三郡与东吴。然后，诸葛瑾到荆州索要三郡时，却被关羽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而拒绝了。诸葛瑾在回西川找自己的亲兄弟时，诸葛亮早就躲出去了。诸葛瑾再次找到刘备，刘备却说：“吾弟性急，极难与言。你可先暂回，容吾取了东川、汉中诸郡，调云长往守之，那时方得交付荆州。” 
  《三国演义》以赞许的口吻描述了诸葛亮、刘备一而再，再而三地违背诺言的经过，使得东吴终于认清了对方所谓的合作诚意，于是暂缓攻击曹操，转而制定报复刘备、诸葛亮的计划，连鲁肃这样的忠厚人，也成了坚定的报复刘备、诸葛亮的一份子。 
  诸葛亮信用缺失造成了一连串后果：东吴图谋报复——关羽败走麦城且被杀身亡——刘备兴兵报仇——张飞被部将所杀，刘备更加失去理智——陆逊火烧连营，刘备白帝托孤。 
  费尽一切心机，赖着不想归还荆州。结果荆州还是被东吴夺回去了，而且还伴随着如此悲惨的牺牲和损失。由此可见，诸葛亮的“信用欺诈”是很不划算的。假如他早点让刘备归还了荆州，也不至于弄得个关、张惨死，刘备托孤的结局。   
  诚信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吗   
  有人说，诸葛亮之所以失信于周瑜，是为了维护对刘备的忠义。再者说，儒家讲“仁义礼智信”，“信”也是排最后一位的，远没有“忠义”那么重要，就连那个“智”，也排在“信”的前面。 
  也许正是因为诚信被排在智谋之后，才使得中国人屡屡将诚信抛在一边，而去尝试计谋和背叛。 
  从现代管理学理论出发，诚信应该是管理智慧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团体若缺乏了诚信，就必然会遭到其它团体的攻击。当年刘备受诸葛亮之计策而背信于孙权，导致了孙权的疯狂报复，也正是因为诸葛亮小看了诚信的重要性。 
  明朝末年，李自成、张献忠各带一支农民起义军，他们在对方落难的时候还能相互救助，可一旦实力膨胀，便开始背弃盟约，互相搞磨擦。最后大家分道扬镳，一个在北京搞大顺政权，一个在成都搞大西政权。最后被清兵各个击破，分头消灭。 
  清代义和团闹事，打着“扶清灭洋”的口号。慈禧太后一看这些“拳匪”有利用的价值，于是暗中支持他们到京城闹事，专找洋人的麻烦。洋人大怒，认为慈禧政权失信于他国，于是组成八国联军，进攻北京。西太后知道清军招架不住，只好逃离京城，并开始向洋人求和，许诺巨额赔款，而且还凶残剿灭义和团，以平息洋人的怒气。慈禧先失信于洋人，再失信于民众。一个缺乏诚信的政府将其丑恶嘴脸暴露给了国人和世界，不仅导致人民对清政府怨恨的持续增加，也使得列强欲亡我中华的野心越来越大了。 
  从历史上看，中国人似乎很不会解决诚信的问题。即使连孙中山这样的伟人，也曾经有过诚信方面的污点。 
  据唐德刚《晚清七十年》考证，1914年欧战爆发以后，日本人利用欧洲列强无暇自顾的真空状态，向中国提出了有名的“二十一条”要求。这时那些逃往海外的国民党领袖们，如黄兴等，大都为顾全大局，主张暂停反袁活动，并为袁世凯撑腰，以便全民族一致对外。谁知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却与日本侵略者暗中交往，甘心以“二十一条”要求出动出让予日本，以换取日本对其个人及其政党之援助。 
  唐德刚在书中写到：在护国运动中，孙中山先后收受日本接济达140余万元（折合当时美金约70余万元）。 
  后人为孙中山辩护，认为上述资料是否真实，值得怀疑。再者说，孙中山表面与日本示好，内心却怀着复兴民族的远大志向，这是一种驱除鞑虏的变通手法。总之，为国为民，“小过可以出入也”。 
  然而，孙中山的变通式爱国却也留下了一些后遗症，比如让日本人体验到了中国人的不团结，也让日后很多国民党将领的“曲线救国”有了借口。 
  孙中山的继任者蒋介石，完全是一个诚信缺失的政客。中国历史上，有过两次国共合作。两次合作均因蒋介石的背弃诚信而遭破坏。北伐胜利前夕，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事件，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先进群众。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不断向共产党军队进行挑衅，甚至悍然发动“皖南事变”。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又撕毁停战协议，发动全面内战。但是背信弃义的蒋介石并没有得到最后的胜利，而是被解放军赶到了台湾岛。   
  当代中国的信用环境(1)   
  “三国”是一个只讲计谋，不讲信用的时代。我们从《三国演义》中学不到有关信用方面的智慧，崇尚“三国”的奇巧淫技，必然对中国的“信用”建设有着巨大的负面作用。 
  拿电子商务来说，目前使用因特网支付方式的美国成年人已经达到40%，可中国电子商务以信用证方式付款的结算体系却无法建立。中国消费者不敢相信在网上卖货的人，他们只愿意接受货到付款的方式。商家只好委托送货人去收钱，当然送货人白跑的次数也很多，因为消费者经常会不认账，商家也只好自认倒霉。 
  由于缺乏信用机制，中国网络精英们所设计的多种业务模式都陷入了困境，无奈之下，他们终于想出了“短信代收费”的招数。由于内容商要和电信运营商分成，短信消费者的成本自然要高出信用证消费。仔细算来，由于中国人信用的集体缺失，使得短信消费者每年都要多花几十亿人民币，这些钱当然都流到了电信运营商的口袋里。 
  诚信缺失更严重地表现在中国的上市公司中。根据《经济观察报》经济观察研究院发布的统计结果表明，2004中国上市公司信任度指数无一达到60分的及格线，而排名最后的公司信任度指数只有9.68。上市公司的平均信任度指数为35.6，而该指数满分为100。 
  上市公司的诚信问题主要表现在发布虚假报表、信息披露不及时、擅自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大股东侵占上市公司资金、内幕交易等等。 
  再看食品饮料行业。嘉裕长城葡萄酒被曝年份做假，其委托生产的企业成立于1998年，但嘉裕长城公司却有大量的92年葡萄酒摆上柜台，而且其所谓92年葡萄酒价格要高出近年份产品很多。而嘉裕长城公司则称：虚标年份已成行业“惯例”。长城、丰收、威龙等各品牌均有自己的年份酒，其中92年份价格都要比其他年份酒或普通葡萄酒高出很多。中国食品工业协会葡萄酒、果酒专家委员会执行主任、评酒专家组组长陈泽义指出，目前市场上根本没有真正意义上的1992年的国产年份酒，实际上，我国从1996年以后才开始大规模出产干红葡萄酒，1992年时国内种植的葡萄产量及葡萄酒产量都非常少，只有数十吨，另外，葡萄酒也需要严格的储藏条件，在1992-1996年这段时间，几乎没有厂家有实力生产年份酒，所以目前市场上大量出现的“92年份”、“95年份”酒令人怀疑。 
  在诚信危机到来的时候，国内企业与国外企业的处理方法不同。2005年，肯德鸡遭遇苏丹红事件，雀巢遇到碘超标的问题。这两家国际企业正式向消费者道歉，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恰好上海光明乳业公司这一段时间被曝“回炉奶”事件，光明乳业董事长先是矢口否认，后来又说国内乳品厂都有回奶罐。这种说法遭到其他乳品企业的强烈抗议，认为光明乳业是在推卸责任。消息一出，各界哗然，人们不知道到底是光明乳业在推脱责任，还是国内乳品行业均有问题。 
  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最大的乳制品生产商及著名品牌之一光明乳业(BrightDairy)销售大跌，因为有人指责该公司隐瞒了产品存在安全问题的有关消息。尽管西方企业有着丰富的消费者投诉经验，但是上海最强大的国有企业之一——光明乳业对回应投诉尚不习惯，更不要说承认有关产品有问题了。光明在含糊其辞近3周后，才证实有关报道，即在炎热的夏季，它在河南省的一个下属企业将牛奶产品存放在户外，原因是冷库已装满。 
  为了解决诚信危机，有的行业采用了承诺制。比如国内上市公司喜欢在圈钱前进行各种各样的公告承诺，但一旦圈钱到手，这些承诺便付之脑后。国内上市公司交大博通(600455)曾在招股说明书中向股民承诺，保证王卫东、于雷、刘斌、邬树新四名发起人股东三年内不转让所持公司股份。但仅仅一年以后，这四股东便将持有的全部交大博通非流通个人股转让给经发国际有限公司。 
  看起来，在中国违背承诺的成本很低。由于相关配套法律还不健全，使得企业、个人肆无忌惮地挑战着信用的底线。那么为什么我们的信用体系和相关法律还不健全呢？这里面当然有着深厚的文化渊源。比如人们为诸葛亮“三气周瑜”而拍手较好，把孔明的信用透支当成了智慧的表现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