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惆怅

文帝时著名的大法官张释之就是他发现并推荐给朝廷的，武帝时著名的直肠子汲黯也非常仰慕他（常慕傅柏、袁盎之为人也）。汲黯是被认为几近“社稷之臣”（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的人。他也常常不给皇帝面子（数犯主之颜色）。直言不讳批评汉武帝“内多欲而外施仁义”的就是他，讽刺汉武帝用人就像堆柴火“后来居上”（该成语即典出于此）的也是他。汉武帝对他是又敬又怕，礼遇甚隆，甚至让他三分。大将军卫青入侍宫中，汉武帝坐在马桶上就见了。丞相公孙弘平时晋见，汉武帝衣冠不整就见了。但如果是汲黯来了，汉武帝一定衣冠楚楚，郑重其事地接见。这样的人都敬重仰慕袁盎，袁盎难道会是小人？
袁盎还是一个侠肝义胆的人。他的朋友也多为侠义之士，比如季布的弟弟季心。季布、季心这哥俩都是“为气任侠”的。季布的特点是“一诺千金”，季心的特点是“勇冠三军”。季心做中尉司马时，连他的长官——中尉郅都对他客客气气。郅都是景帝和武帝时期有名的酷吏，外号“苍鹰”，行法不避权贵，皇亲国戚见了他都侧目而视，他也不把那些凤子龙孙放在眼里，却唯独尊敬季心。郅都尊敬季心，季心则最为尊敬袁盎。季心住在袁盎家里时，把袁盎当作自己的长辈，把灌夫和籍福当作自己的弟弟。灌夫和籍福也是侠义之人。灌夫的特点是“刚直使酒，不好面谀”，籍福的特点是“左右逢源，善与人谋”。这两个也都是侠义之士。此外还有剧孟。剧孟也是大侠。袁盎曾经说过，一个人有了危难，上门求救，不推脱说父母尚在，也不装着不在家的，除了季布的弟弟季心，大约就只有剧孟了。袁盎与季心、剧孟、灌夫、籍福等人为伍，可见袁盎的为人是很慷慨的。正因为袁盎兼有国士和侠士之风，所以他其实是死于国难——因为反对梁王刘武谋取储君地位而被刺身亡。而且，梁王派来的第一个刺客还不忍心对他下手。这样的死国之士，难道是小人？
其实，不但袁盎不是小人，其他反对晁错的人也不是。比如和丞相陶青、中尉陈嘉联名上书要杀晁错的廷尉张欧，就是“忠厚长者”。此公当司法部长兼法院院长时，但凡发现案子有疑点，就一定退回去重审；实在证据确凿罪无可赦，则流着眼泪向被告宣读判决书，送他们上路，保证要让囚犯死而无憾。所以《史记》和《汉书》都说他“其爱人如此”。这样一个人如果也主张杀晁错，那么，晁错恐怕就当真有点问题了。［www.sjwx.info整理制作，并提供下载］
四、晁错其人（1）
晁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他是一个有学问的人。《史记·袁盎晁错列传》说，晁错是颍川（在今河南省境内）人，早年追随轵县人张恢学习申不害、商鞅的“刑名之学”，搁在现在，就是政法学院或政法专业毕业的。学成之后，参加太常寺的博士考试，因为文字功夫好而当上了太常掌故（以文学为太常掌故）。太常掌故是太常寺里的一个小吏。太常也叫奉常，寺就是部。汉代的太常寺相当于隋唐以后的礼部，掌管宗庙祭祀和礼仪，也管教育，负责选试博士。那时的“博士”不是学位，是官职，战国时期就有，秦汉因之，职责是“掌通古今”，也就是掌握古往今来的历史知识，以备皇帝顾问和咨询。太常寺博士考试的结果分为两等，一等的叫甲科，二等的叫乙科。甲科出身的补郎，乙科出身的补吏。郎，就是宫廷侍卫官；吏，就是政府办事员。一个年轻人，在皇帝身边做几年“郎”，便很容易升上去，吏要升官就难一些。所以郎的出身和出路都比吏好。太常掌故就是乙科出身的小吏，级别百石。汉制，副县级的吏员秩四百石至二百石，叫长吏（长字读上声）；百石以下的，叫少吏（少字读去声）。太常掌故就是这样一个相当于主任科员（科级干部）的“少吏”。
这位正科级的少吏时来运转，是因为被朝廷选派出去学《尚书》。我们知道，由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许多学问几乎失传，以至于“孝文帝时，天下无治尚书者”，精通《尚书》的只剩下一个“济南伏生”。可是当朝廷发现他时，这位“故秦博士”已经九十多岁了，“老不可征”，只好诏令太常寺选派可造之材到老先生家里去学。苍天有眼，太常寺选中的年轻人就是晁错。这下子晁错的学问大长，名声也大振，说起话来头头是道。文帝发现了这个人才，便任命他做太子府的官员。先是做太子舍人，以后做门大夫，最后做到太子家令。太子家令的级别是秩八百石，可以算是“中层干部”了。
家令虽然比不上太子太师、太子太傅或太子太保，晁错对后来的景帝影响却很大。此公“学贯儒法”，口才又好，经常在太子面前“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太子便对他“有点崇拜”（以其善辩得幸太子），太子的家人也都称他为“智囊”。“智囊”这个词，最早是用在秦惠王的弟弟樗里子的身上（樗音初）。樗里子这个人，大约是足智多谋的，故“秦人号曰智囊”，并有“力则任鄙，智则樗里”的谚语。可见“智囊”是一个很高的评价（颜师古的解释是“言其一身所有皆是智算，若囊橐之盛物也”）。显然，晁错也是个有才华的人。
晁错还是一个有思想的人。他和同时代的贾谊（二人均诞生于公元前200年），堪称西汉初年最有头脑的政治思想家；他的《论守边疏》、《论贵粟疏》和贾谊的《治安策》、《过秦论》，也都被誉为“西汉鸿文”。一个人有了思想，就总想表达出来。如果这思想是关乎政治的，则还会希望实行。所以，晁错在太子府的时候，便屡屡上书言事，对时政发表意见。其中最有名的，就是“言守边备塞，劝农力本，当世急务二事”。这篇疏文在收入《汉书》时，被分成两个部分。言“守边备塞”的那一部分（即《论守边疏》）收入《晁错传》，言“劝农力本”的那一部分（即《论贵粟疏》）收入《食货志》。我们现在读这些文章，仍然能感觉到晁错是很了不起的。
就说“言守边备塞”。所谓“守边”，当时指防御匈奴。作为北方的游牧民族，匈奴一向是“中国”的大患。用晁错的话说，就是“汉兴以来，胡虏数入边地，小入则小利，大入则大利”。这实在让人恼火。所以晁错也主张对匈奴用兵，还比较了匈奴与“中国”的长短优劣，得出“匈奴之长技三，中国之长技五”的结论。这里要说明一下，就是当时所谓“中国”，和我们现在所说的“中国”，并不是同一个概念。当时的“中国”，是“中央之国”的意思。古人认为，天下五方，东西南北中。中央居住华夏民族，四方居住其他民族。其中，住在东方的叫做“夷”，住在南方的叫做“蛮”，住在西方的叫做“戎”，住在北方的叫做“狄”。华夏民族既然住在中央，当然是“中国”。“中国”之“长技”既然多于匈奴，当然可以战而胜之。因此，晁错主张，用“以一击十之术”，“兴数十万之众，以诛数万之匈奴”。
四、晁错其人（2）
对于这个“纸上谈兵”的建议，文帝表示嘉许，但并未当真采纳。于是晁错又提出新的建议，这就是《论守边疏》的内容。
晁错认为，秦代的戍边失败，在于决策有误；匈奴的难以对付，在于流动不居。秦有什么错误呢？第一个错误，是动机不纯。秦始皇的目的，不是为了保卫边疆救助人民（非以卫边地而救民死也），而是为了满足贪欲扩大地盘（贪戾而欲广大也），结果“功未立而天下乱”。第二个错误，是方法不对。秦王朝的办法，是调遣内地军民轮流戍边。内地军民千里迢迢赶到边疆，既不熟悉情况，又不服水土，结果是作战则被人俘虏（战则为人擒），驻守则自取灭亡（屯则卒积死），到了边疆的死在边疆（戍者死于边），走在路上的倒在路上（输者偾于道），不过徒然地劳民伤财而已。第三个错误，是政策不好。晁错认为，但凡军民人等甘愿坚守战斗到死也不投降败退的（凡民守战至死而不降北者），都是有原因的（以计为之也）：要么是因为“战胜守固”能获得封赏，要么是因为“攻城屠邑”能掠得财物，这才赴汤蹈火视死如归（蒙矢石，赴汤火，视死如生）。可是，秦代的戍卒只有千难万险（有万死之害），没有半点好处（无铢两之报）。一个人战死之后，他的家人连减免一百二十钱赋税的待遇都享受不到（死事之后不得一算之复），谁还肯前赴后继？所以秦代的军民，无不视疆场如刑场，视戍边为送死（秦民见行，如往弃市），还没走到半路就准备叛变了，陈胜就是例子。这是秦的错误。
匈奴的特点，则是流动性强。他们就像野生动物一样，自由自在地生活在大自然（如飞鸟走兽于广野）。条件好就停下（美草甘水则止），条件不好就搬走（草尽水竭则移）；一会儿在这里，一会儿在那里（往来转徙）；说来就来，说走就走（时至时去）。这是他们的生存方式（此胡人之生业），也是我们难以对付的原因。试想，匈奴人来了，朝廷派不派兵呢？不派，“边民绝望而有降敌之心”；派，派少了不管用，多派一点，则我们的部队还没到，匈奴人就跑得无影无踪。还有，派去的部队，是留下呢还是撤走呢？留下，朝廷耗资巨大；撤走，匈奴接踵而来。连年如此，中国就又穷又苦又不安宁了。
因此，晁错主张改革边防军“一岁而更”（一年轮换一次）的制度，用免税、赐爵、赎罪等办法，鼓励那些在内地生存有困难的人向边疆移民，安营扎寨，屯垦戍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