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关东军侵华罪恶史

讨伐的范围，为伪通化省和间岛省全境以及吉林省东部。    
    在讨伐正式开始以前，敌人进行了充分的准备。一是调动、编组和部署部队；二是出动军警强迫农民在9月末以前进行秋收，严禁粮食外运，以断绝抗联的粮源；三是搜索无人区，摧毁山寨，使抗联无处藏身；四是向整个讨伐地区的居民发放按有指纹的居民证，以便在讨伐过程中搜捕潜伏在居民中的抗日人员。    
    整个讨伐，从其过程来看，大体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39年10月至1940年3月。讨伐的主要目标是杨靖宇及其率领的第1路军司令部、警卫旅和第1方面军。    
    敌讨伐开始后，1路军决定采取化整为零，分散游击的办法，粉碎敌人的讨伐。杨靖宇率军部及警卫旅，转战于桦甸、金川、江等地，多次粉碎了敌人的追剿。1940年初，由于叛徒出卖等原因，杨靖宇行踪被敌发现。敌集结重兵追捕。2月23日，在江县三道崴子，杨靖宇与敌进行了最后的英勇搏斗，壮烈牺牲。尔后，第1方面军余部仍在艰苦环境下坚持斗争，直到4月损失严重而解体。敌在集中兵力讨伐抗联第1方面军的同时，也对第2、第3方面军进行了讨伐。第2方面军主力，在金日成的指挥下，于敦化、抚松、桦甸等地与敌周旋。1940年2月又转进和龙、安图，打了几个漂亮的伏击战和歼灭战，取得了反讨伐斗争的胜利。第3方面军以团为单位，进行游击战争，在敦化、延吉、桦甸、宁安等地，时而隐蔽，时而出击，粉碎了敌人的讨伐。    
    第2阶段，1940年3～9月，杨靖宇牺牲以后，日伪军认为在伪通化省的讨伐任务已基本完成，3月开始把讨伐重点转向吉林省东部和伪间岛省北部地区，伪第2混成旅调归伪第2军官区指挥，伪通化省的警察大队，大部调到间岛省。讨伐的主要目标是第一路军政委兼副司令魏拯民、第2方面军指挥金日成和第3方面军指挥陈翰章。    
    这一阶段第1路军各部仍分散进行游击活动。    
    警卫旅一部由政委韩仁和率领，转战桦甸、敦化、安图、延吉、和龙等地。警卫旅另一部约200人，由旅长朴德范率领，在东宁至汪清间活动。9月朴德范在汪清县天桥岭西方被敌逮捕叛变。    
    第2方面军活动于安图、抚松、敦化、珲春等广大游击区，在极其艰苦的情况下与敌周旋，较好地保存了自己，并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    
    第3方面军为避敌锋芒，于1940年春由敦化向五常远征。7月，为了寻找魏拯民，陈翰章率部回师敦化，与敌几次战斗，损失很大。去敦化不成，遂转入宁安县活动。    
    第3阶段，从1940年10月至1941年3月。这一期间，魏拯民因病在桦甸县抗联密营休养，金日成率领第2方面军，韩仁和率领警卫旅活动在敦化、宁安一带；陈翰章率领第3方面军活动在镜泊湖地区。    
    敌人为彻底剿灭上述“匪首”，制订了《1940年度第二期修正讨伐肃正计划纲要》。规定，讨伐重点是伪间岛省，特别是伪牡丹江、间岛、吉林3省省境和汪清、珲春、东宁、穆棱4县县境地区。    
    根据这一“纲要”，日伪调集大批部队，组成4个地区讨伐队，日伪军警总兵力至少在3万人以上，而敌判断我军“只有300人左右”。面对百倍于我的强敌，抗联将士们顽强斗争。陈翰章率部转进宁安县境，在极其困苦的环境下，坚持与敌周旋。最后于1940年12月在南湖头遭敌包围，壮烈牺牲，年仅27岁。    
    尔后，敌将追剿目标集中到金日成和魏拯民等抗联领导人身上。敌人判断，金日成可能在“五道阳岔西马鞍山北部山区”，魏拯民在“吉林、通化、间岛三省省境地区”。于是，敌于1940年底至1941年1月上旬，调整了部署，制订了《1941年度吉林、间岛、通化各省讨伐肃正计划纲要》参见《东北大讨伐》第584～591页。，开始了新一轮讨伐。其实，金日成早于1940年11月就摆脱了日伪围剿，进入了苏境。敌人自然没有收获。追捕魏拯民的敌长岛工作班，于3月8日发现魏拯民等12人，在激战中魏拯民等8人壮烈牺牲。3月15日，韩仁和率部在宁安县境与敌战斗中牺牲。    
    至此，抗联第1路军主要领导干部，除金日成外，全部牺牲或被捕叛变，部队损失殆尽。余部在中共吉林省委帮助下编成第1路军第1支队。到1941年3月，敌“东南部治安肃正”的目的已基本达到，遂撤销了野副讨伐司令部，结束了讨伐。    
    
第四部分：刺刀下的“新国家”围剿抗日武装第4期(1)
    第四节围剿抗日武装第4期（1941～1945）    
    ――“西南地区特别肃正”    
    所谓“西南地区”，是指伪满疆域西南部的伪热河省和奉天省西部（后改为锦州省）地区，这里以长城为界限，形成了所谓“西南国境地带”。    
    “七・七”事变后，中国抗日战争进入全面抗战时期，东北地区,特别是地处“满华”交界的冀热地区，其抗日烽火越烧越旺。根据抗日游击战争的理论，毛泽东同志提出了“红军可出一部于冀东，以雾山灵山为根据地进行游击战争”的建议《聂荣回忆录》中册，第398页。，据此，中共中央决定建立冀热边抗日游击根据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根据中共中央的决策，1938年春，晋察冀军区从第一军分区和120师抽调部分干部和部队，组成了八路军第11支队（邓华任司令员兼政委）和第12支队（宋时轮任司令员兼政委）。不久，又将两支队合并为八路军第4纵队，深入冀东、热南、察东北，创建冀热察抗日根据地。    
    6月，第4纵队出长城进入热南地区，攻克兴隆县城，连战告捷。在八路军挺进热河攻势的推动下，中共冀热边特委组织领导了冀热边人民武装大起义。从7月中旬开始，冀热边人民相继组织起抗日武装，举行反日大起义。至7月下旬起义达到高潮，在冀东、热南22个县，有20多万群众参加起义，有组织的武装达10万人，其中由中共直接组织和领导的武装有7万余人。起义队伍先后攻克了玉田、乐亭、卢龙、蓟县等7座县城，解放了数以百计的集镇，在长城内外的广大农村掀起了抗日武装斗争的新高潮。    
    八路军挺进冀热边区，以及冀热边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引起了日伪统治者的极度恐慌，惊呼“延安触角伸进满洲，扰乱了满洲的秩序”。于是，关东军及日伪当局不断加强对八路军和抗日武装的讨伐。一场围剿与反围剿的斗争在长城内外展开了。    
    自1936年春开始，关东军为彻底围剿东北的各抗日武装，将伪满境划分为6个防卫地区，在各野战军司令官的指挥下，由各独立守备队司令官担任地区治安防卫司令官，指挥日伪军围剿抗日武装。1939年8月，关东军又调整所谓“防卫体制”，将伪满全境划分为“作战地区”和“防卫管区”。“作战地区”主要指北满和东满与苏联国境邻近的地区。“防卫管区”则包括伪满全境。西南地区在关东军1936年防卫体制中属于第1 独立守备队管辖的南部防卫地区，在1939年体制中属于第9独立守备队管辖的西南防卫地区。    
    由于西南地区地处所谓“满华”交界，从日本侵略者统治范围看，长城关外属于关东军的“防卫”范围，而关内冀东地区属于华北方面军管辖，所以关东军在进行“西南地区肃正”时，往往与华北方面军相互配合，共同行动。但同时也存在着指挥和行动难于统一的问题。因此，八路军也经常利用日军管辖区域间隙，与敌周旋，开展游击战争。    
    1938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冀热察挺进军，进一步加强和扩大根据地建设。1939年2月，挺进军以第4纵队为基础，于平西野三坡正式成立，由萧克任司令员兼政委，程世才任参谋长，伍晋南任政治部主任，下辖主力部队第11和第12支队，以及冀东抗日联军部队。9月，又将抗联部队及游击队改编为挺进军第13支队，李运昌任司令员，李楚离任政委，曾克林任参谋长，刘诚光任政治部主任。同时对冀东地委等党组织进行了整顿，实现了党和军队的统一领导。冀热边根据地出现了重新高涨的局面。至1940的年春，根据地的建设由原来的小股游击队和小块游击区，转变为大股游击队和大块根据地。八路军和中共各地党组织抽调精干力量，深入农村，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斗争，使得伪满的“西南地区”不得安宁。    
    关东军和伪满当局，为了消灭八路军，铲除抗日根据地，从1938年以后，将西南地区作为军事围剿的一个重点地区，逐步加强了所谓“西南地区治安肃正”。    
    1938年9月，关东军制订了《西南防卫地区治安肃正计划》（“西南防作命第65号附件”），1939年1月和6月，又对这一计划做了调整和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