崛起之华夏

“好吧，我要是说不去的话，就有点不给德国元首面子了。”孙纲笑着扫视了大家一眼，“只是你们也休想清闲了。”
德国，柏林，城郊别墅。
在一间不大的会议室内，一群人正在举行着一次秘密会议，尽管与会者人数不多，但他们当中却并不乏重量级人物。
“‘中国皇帝’已经决定去彼得堡参加俄国女皇的登基典礼。”一位身着国防军制服的将军说道，“我们的‘艾米尔’（指希特勒）肯定是会跟着去了。”
“我想他去彼得堡的心情肯定是不会好的。”一位律师模样的人说道，“把彼得堡还给俄国，简直比吃他身上的肉还要难受。”
“那又怎么样？难道他真的以为苏联是他打败的？”那位将军不屑的说道。
在东线战事结束后，俄罗斯帝国政府迁回莫斯科，正式取代了苏联政权，并开始发挥作用。中国军队在将莫斯科的防务移交给俄罗斯解放军之后，便开始撤退回国，在俄国的其它地区，华军也陆续的开始向俄罗斯解放军移交防务和撤兵。
对于华军的撤兵行动，希特勒已经猜出了其中的潜台词。虽然中国已经做出了“表率”，但他并不甘心就这样的撤出俄国。而随后俄国政府表示，要将俄罗斯的首都迁回彼得堡，并在那里举行俄罗斯帝国新君主的登基大典，希特勒只好违心的下令德军撤出彼得堡，以及摩尔曼斯克（在摩尔曼斯克的同盟国物资和船只都被德军运走），但对于付出了巨大代价才攻下来的斯大林格勒，希特勒则坚持不肯放弃。
“真希望他的飞机在中途发生点什么事。”一位参谋军官模样的人说道，“那样的话，我们就省事了。”
“即使真的发生了那样的事，也还是不足以拯救德国。”另一位将军摇了摇头，扶了扶鼻梁上的眼镜，“死了一个疯子，又上来一个疯子，德国的情况只会越来越糟。”
“你说的对，在干掉‘艾米尔’的同时，必须把希姆莱也干掉。”穿国防军制服的将军——第二集团军参谋长海宁.冯.特雷斯科夫少将说道，“党卫军的暴行已经使德国陷入罪孽当中，我们绝不能和一群疯子暴徒一起生活。”
听了特雷斯科夫的话，所有的与会者面色都变得有些阴郁。
在德军进入苏联并且占领了苏联大片领土之后，始终没有能够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建立起稳固的统治，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希姆莱领导的党卫军。
在对待“劣等种族”的问题上，希特勒和希姆莱都表现出了异常的现实与狠毒，在反击苏军进攻开始之时，希特勒就迫不及待和向国防军及党卫军的高级将领们点出了“这场斗争是一场意识形态与种族差别的斗争”，“必须以空前的、严厉的方式进行”。具体的实施方式就是“政治委员命令”：即对前线俘获的苏联红军政委及其他政工人员，一经核实立即就地处决，以惩戒这些“与国家社会主义背道而驰的意识形态的传播者”。此外，希特勒还以苏联没有在《海牙公约》和《日内瓦公约》上签字为理由，怂恿前线和德军官兵自行处决战俘。
不仅如此，在占领苏联西部领土之后，希特勒还准备实施经济上的“饥饿计划”和彻底的种族主义政策，“饥饿计划”的主要内容是将乌克兰和苏联其余欧洲部分的领土上的农产品有计划的运往德国本土，以解决德国的粮食困难，同时彻底开采占领区内的工矿业资源，使之成为德国战争经济的支撑，其最终目标是依靠占领区供给全部的德军部队和战争经济，占领区居民本身的物资需要则被压缩到了最低限度。
在希特勒和希姆莱看来，饿死几百万俄国人并不是什么大问题，至于占领区的管理，希特勒也没有打算让国防军介入，而是完全交给了希姆莱。
基于这个目的，随同德军进入苏联的，还有一小撮面色阴沉，领口缀有两道闪电领章的亡命之徒——由第三帝国“中央保安总局”派出的党卫队别动队，其中A、B、C三个别动队分别配属于北方、中央和南方集团军群（D别动队跟随着第11集团军），这些别动队的主要成员是武装党卫军士兵、秘密警察、刑警和秩序警察。这些别动队专门在占领区队负责“政治委员命令”的执行，他们可以在“经过国防军指挥官许可”的情况下自行处决苏军的政工人员。当然了，所谓的“许可”在很多时候只是一句空话。因为对战俘进行“甄别”权力也是属于别动队的。而这个所谓的“甄别”，其实是无法从字面上来理解的。
除了“政治委员命令”以外，党卫队别动队还负责执行“清理”犹太人之类的难以启齿的特殊任务。这场战争的意识形态性质已经暴露无遗，此时在很多人看来，支撑希特勒的行为的已经不是理性的谋划，而是狂热的意识形态信条。
除了捕杀苏军政工人员和清剿敌后游击队外，
希特勒的极端种族主义政策和希姆莱指挥下的党卫军所表现出来的残忍和冷酷不但在德国国内激起了强烈的反对，也遭到了德国国防军官兵们的反感和厌恶。由于党卫队别动队在搜捕枪杀苏军政委和战俘一事上表现得过于“积极”，很多地区的苏军宁可战至最后一人也绝不投降，结果给国防军的行动造成了很大的阻碍。象莫斯科战役中的苏军在华军的进攻下一触即溃，而斯大林格勒战役中的苏军在面对德军进攻时却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顽强，反差为何会如此之大，很大程度上就是拜党卫队别动队所赐。
面对党卫队别动队的暴行，龙德施泰特、曼施坦因、博克、魏克斯等国防军高级将领忍无可忍，他们纷纷向“狼穴”拍发电报，指责党卫队别动队的滥杀无辜干扰了国防军的正常作战。在国防军将领们的压力下，希特勒不得不悻悻地下令撤销“政治委员命令”。不过，这并没有降低党卫队别动队的工作积极性，精力充沛的别动队员们很快便在清剿苏联游击队方面找到了“平衡”，因为苏军游击队的数量实在是太多了。
除了捕杀苏军政工人员和清剿苏军游击队外，党卫队别动队的主要精力都花在了他们的“本职工作”——“清理”犹太人上。由于在苏联辽阔的国土上，犹太人无法象欧洲其它地区的犹太人那样能够得到中国人的保护，而党卫队别动队也嫌建立国内那样的集中营过于麻烦，捉到犹太人后干脆和对待苏军战俘一样的通通处决，在整个战争期间，大约有150万俄国犹太人遭到捕杀。
希特勒的野蛮屠杀政策在还未丧失理性的德国人中间引起了越来越强烈的反感，原本根基就不太稳固的第三帝国的内部裂隙越来越大，由于德军在苏联战场战事的失利和随之而来的巨大伤亡，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德国不可能有效占领和统治苏联的广袤领土，他们开始怀疑这场战争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很多有识之士担忧德国再次在处于军事上的顶峰的时候盛极而衰，渴望结束这场看不见尽头的战争。
早在1943年，极度痛恨纳粹政权的“地下宰相”戈德勒和德军前参谋长路德维希.贝克及哈塞尔等人就德国的“前途”进行了讨论，他们一致认为，现在的态势已经是德国通过战争手段可以获得的最好结果，继续进行战争只能陷入上一次大战时的窘境。尽管有中国的帮助，德国有可能赢得最后的胜利，但势必要付出惨重的代价。而且希特勒的极端种族主义政策不但使德国站在了国际道义的反面，而且注定不可能长久。戈德勒力主推翻纳粹政权，成立一个新德国。
在众多德国国内反对纳粹政权的人士的努力下，很快，一个巨大的密谋集团建立了起来，他们当中包括德国各个阶层的人士，当中也不乏德国国防军的高级将领。
本来，在是否除掉希特勒的这个问题上，密谋集团内部是有分歧的，因为在很多人看来，谋害国家元首的行为等同于叛国，象后备军参谋长施陶芬贝格上校就认为“现在暗杀希特勒无异于叛国，而对‘褐色瘟疫’的（指党卫军）清算最好等战争结束后再进行”。但现在战争已然结束，在德国侥幸的取得了最后的胜利的情况下，希特勒和希姆莱竟然想要将战争的矛头偷偷的对准昔日的盟友中国，将德国带入更可怕的战争深渊。这种危险使得密谋集团的成员们彻底的抛开了对纳粹政权的幻想，开始一心一意的准备将希特勒和他的忠实爪牙希姆莱杀死。
在密谋集团中，特雷斯科夫少将是主张干掉希特勒最为坚决的人。他一直不相信希特勒会带领德国走向胜利，他对希特勒“用德国的剑为德国的犁开疆拓土”的承诺嗤之以鼻，对希特勒那句“我不能带着这个民族走向辉煌，就带着它走向死亡”的话尤其反感。他不止一次的对密谋集团的成员说：“希特勒是一个疯子，必须干掉他。”他第一个提出来了“欲救国唯有先叛国”的口号，并且声称“以暴易暴是被暴君的残忍逼出来的，在这一问题上容不得丝毫胆怯”。在担任中央集团军群首席作战参谋期间，他成功地组建了前线军人当中的反纳粹集团，并将总参谋部、前线部队、外交部、军事情报局和民间的抵抗份子组织成了一张完整的网络，并且先后策划了5次针对希特勒本人的刺杀行动。
听了特雷斯科夫少将的话，后备军参谋长施陶芬贝格上校晃了晃头，一只独眼放射出了坚毅的光芒。
“我们没有多少时间了。”他缓缓的说着，晃了晃装在右臂残肢上的铁钩，“希姆莱就快要生产出原子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