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皇帝

  何以说矿税造成党祸?所谓党祸，即是正人君子集团的东林与阉党的势不两立。东林是江苏无锡一个书院的名称，而东林“党魁”则公认为顾宪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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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宪成讲学东林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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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顾宪成讲学东林书院
  顾宪成官只做到“文选郎中”，确切地说，是“吏部文选司郎中”，这个职位相当于目前铨叙部管人事的一个司长，但权柄之大，连人事行政局长也不能比。“吏部文选司郎中”和“兵部职方司郎中”分别主管文武官员的任命调迁，如果想要红包，那是太方便了。严嵩当国，卖官鬻爵，必须经这两个郎中的手，所以特地设法安插了私人，号称“文管家”、“武管家”。
  明朝的人事制度原来是相当完善的，循序渐进，不怕好人不能出头。中级以下的文武官员，由“文选”、“职方”两郎中递补；高级官员，包括宰相之任的大学士在内，由吏部主持“廷推”，依资历提出候补人选，朱笔钦点。万历二十二年，廷推阁臣，神宗先有一道上谕，说是“不拘资品”，于是吏部推了七个人，第一名是王家屏。而王原是大学士，因为争立储而为神宗所驱逐，所以神宗大为不悦，下旨诘责，说“宰相奉特简，不得擅专”。吏部尚书陈有年，也是个骨鲠之士，上疏力争，说吏部尚书和左都御史廷推阁臣自有例规，王家屏为宰相有名，既奉上谕“不拘资品”，所以推荐；如果宰相不廷推，将来会开一条捷径，方便了幸进之士。力争不允，陈有年摔纱帽，神宗便把他撵回家。
  于是有好些人上疏救陈有年，顾宪成也是其中之一。神宗不纳，而且革了顾宪成的职。顾宪成回到无锡，以当地县官之助，修复了东林书院，在其中讲学。一时罢废为民的直臣，以东林为中心，讲学以外兼论朝政，形成了很有力的舆论。
  李三才为了争废矿税不得，便想利用东林来鼓吹，刻意结交顾宪成。李是个所谓“豪杰之士”，行事与嘉靖年间防倭有名的浙江巡抚胡宗宪相差仿佛，清朝末年的张之洞也有些学他们的样，才气迫人，不受绳墨。李三才对于君子人用“欺其以方”的手段及权术来结纳，《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六：
  三才多取多与，收采物情，用财如流水。顾宪成之左右誉言日至，宪成信之，亦为游扬。三才尝宴宪成，止蔬三四色；厥明，盛陈百味，宪成讶而问之。三才曰：“此偶然耳，昨偶乏，即寥寥，今偶有，故罗列。”宪成以此不疑其绮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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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延儒拜相要听东林意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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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周延儒拜相要听东林意旨
  因此，李三才被劾，顾宪成为他致书宰相叶向高申救。李的被劾起于工部郎中邵辅忠说他“大奸似忠、大诈似直”，有“贪、伪、险、横”四大罪；御史徐兆魁采取了同样的行动。于是一面李三才上疏自辩，也有人为他说话，一面是攻者不绝，而神宗一概不理，牵延数月，纠纷越闹越大。叶向高奏言：“三才已杜门待罪，宜速定去留。”神宗依然“不报”。此时顾宪成致书叶向高，称李三才廉直；在野名流致宰相的这一私函居然见于“邸报”，传播海内。此虽是异闻，而亦足见东林已隐操天下清议。
  李三才的案子，最后的结果是：他自请罢官的奏疏“十五上，久不得命，遂自引去，帝亦不罪”，变成不了了之。但党争在这一案中已充分表面化，门户壁垒亦在这一案中充分形成。
  顾宪成自谓：做京官志不在君父，做地方官志不在生民，“居水边林下，志不在世道，君子无取焉”!这是他在东林于讲学以外，“讽讥朝政，裁量人物”的理论根据。中国读书人的传统，以天下为己任，他有权这样做，也应该这样做；衡之现代民主政治的法则，更非有此批评的自由不可。但如实际干与政治，就是件非常危险的事，顾宪成为李三才一案开了一个异常严重的恶例。今天我们论明朝党祸，以为东林亦不得辞祸国之咎，主要的原因就在此。
  在顾宪成时代，徐兆魁攻东林有言：
  浒墅有小河，东林专其税为书院费，关使（按：指浒墅税使）至，东林辄以书招之，即不赴，亦必厚馈。讲学所至，仆从如云，县令馆谷供亿，非二百金不办。会时，必谈时政，郡邑行事偶相左，必令改图。
  徐兆魁的话，在当时认为“恣意诬诋”，而至末流，却成事实。东林最后的领袖为张溥，学者称“西铭先生”，力量足以产生宰相：崇祯十四年周延儒复起，即是张溥的操纵。《明史》三百八《周延儒传》：张溥说延儒：“公若再相，易前辙可重得贤声。”其后诏起入京，“溥等以数事要之，延儒慨然曰：‘吾当锐意行之，以谢诸公。’既入朝，悉反（温）体仁辈弊政”。于此可见东林在政治上的影响力。英国有“影子内阁”，张溥此时，可谓“影子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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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王一再延误就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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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六、福王一再延误就藩
  李三才的免官在万历三十九年，其时矿税之弊已不可胜言。由宫中直接派出去的太监，搜刮之苛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只要某地有某物稍为著名，无不为追索的目标。地方官及言官不断有所呼吁，而神宗十有八九“不报”。据《明史纪事本末》，试摘数条如下：
  万历三十年五月，礼部侍郎冯琦上言矿税之害：“滇以张安民故，火厂房矣；粤以李凤酿祸，欲刃其腹矣；陕以委官迫死县令，民汹汹不安矣；两淮以激变地方，劫毁官舍钱粮矣；辽左以余东翥故，碎尸抄家矣。土崩瓦解，乱在旦夕，皇上能无动心乎?”不报。
  三十一年九月，云南税监杨荣责丽江土官木增退地听开采。巡按御史宋兴祖上言：“丽江古荒服也，木氏世知府，守石门以绝西域，守铁桥以断吐蕃，不宜自撤其藩，贻误封疆。”不报。
  三十二年八月，武骧百户陈起凤请采大木，以觊利除名，尽逐其党。时大雨，都城坏，户部尚书赵世卿言：“苍生糜烂已极，天心示警可畏。矿税貂珰掘坟墓、奸子女。皇上尝曰：‘朕心仁爱，自有停止之日。’今将索元元于枯鱼之肆矣。”不报。
  凡此“不报”，并不表示神宗不知其事，他内心自然亦有所省悟，但任何自省自振的念头，敌不过郑贵妃的要求。古来偏听之主，至神宗至矣尽矣；而明知不善，因循自误，至神宗亦至矣尽矣!
  以矿税之名苛扰天下的太监，后面都有郑贵妃的支持。奇珍异宝，日有所奉，月有所进，为古今来几次大聚敛之一，而终于大半散去。民间的格言是：“积财以遗子孙，不如积德以遗子孙。”因为积财则一定产生不肖子孙，而在败家的过程中，常会招致奇祸。此道理在帝王家亦同样适用。
  神宗的不肖子孙，第一个当然是福王，被祸亦最惨。福王的封地在洛阳，起造邸第，花了二十八万两银子，廷臣请王就藩，而神宗和郑贵妃一直把爱子留在身边不放。到了万历四十年，福王已二十七岁，宰相叶向高上疏力争，神宗答应第二年春天举行。到时候却又失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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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贵妃为福王争田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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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七、郑贵妃为福王争田庄
  万历四十一年正月，礼部奏请东宫开讲、福王就国，神宗不报。四月间兵部尚书王象乾复行奏请，神宗的答复是：“亲王之国，祖制在春，今逾期矣。其明年春举行。”这算是比较充分的理由，但也到了拖无可拖的地步。
  于是福王提出要求，也是条件，请拨巨额庄田。明初亲王除岁禄外，偶尔也拨给土地，大多为属于国有，仅堪畜牧的草场牧地至多不及一千顷，而吏、户两部亦可斟酌实际情形表示异议。到了嘉靖四十年，世宗第四子景王载圳就藩湖北德安，屡请拨给庄田，部议照准，因而开了个恶例。及至神宗同母弟潞王翊镠，在卫辉亦常请拨庄田，并请发“盐引”，自西淮、河东运盐行销，无不如愿，福王即援以为例，要四万顷庄田。
  景王、潞王当初的所求多遂，一方面固由于皇帝优容，另一方面也因为有官田可给。尤其是潞王就藩，正当张居正抄家之后，籍没田地，本是额外收入，户部不必为难，所以一请即准。但在福王提出要求的时候，情况已大不相同。宰相叶向高据理力争，说：“各直省田土，大郡方有四万亩，少者止一二万。祖宗以来，封国不少，使亲王各割一大郡，天下田土已尽，非但百姓无田，朝廷亦无田矣。”又说：“如田顷足而后行，则之国何日?圣谕明春举行，亦宁可必哉?福王奏称祖制，谓祖训有之乎?会典有之乎?略朝之功令有之乎?”又说：“自古开国承家，必循理安分为可久。郑庄爱太叔段，为请大邑；汉窦后爱梁孝王，封以大国，皆及身而败。”引用郑庄公、汉文帝时代的故事，其言警切，郑贵妃颇为不满。
  据《表忠记》载，郑贵妃遣太监去看叶向高，说：“先生全力为东朝，愿分少许，惠顾福王。”叶向高正色答道：“此正是全力为王处。趁此宠眷时启行，资赠倍厚，宫中如山之积，唯意所欲；若时移势改，常额外丝毫难得。况积年语言可畏，王一之国，百口冰解，更得贤声。老臣为王，何所不至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