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明末当军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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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荷兰人跟印度之间的贸易，往往采用的是用香料群岛的香料换取印度人的纺织品，这种贸易中他们不需要有金银的交流，更受荷兰人欢迎，可是跟中国之间的贸易，往往都是要拉来大批白银，让他们肉痛不已。
    如果能向大明出口印度棉花，那自然求之不得，因为他们可以用香料向印度人交换，而他们的香料却无法在大明卖出印度那样的高价，因为印度人没有郑氏这样的海洋实力，无法直接从南洋进口香料，必须要他们来运输，价格是他们定的，而荷兰人如果在大明超高价出售香料，郑氏见到有利可图就会直接去东南亚走私，荷兰人可不想引来这头饿狼，因此对中国的香料贸易中，他们的利润率一直不超过百分之一百。
    拿骚必须评估一下，放弃用香料换取印度棉布，而用白银来购买中国棉布，以及跟向中国出售棉花的贸易中东印度公司能不能平衡收支，同时用不用支付更多的白银。
    这需要东印度公司很好的评估一下，不是拿骚一个人能做到的，因此他没有决定下来，而是要等东印度公司总督的回复。
    杨潮并不着急，反正这种贸易，往往是用年度来计算的，急不在一时。
    反正除了出口，内需才是更重要的市场。
    江南纺织业能够今年大爆发，还有其他重要的原因。
    其中之一是这些年杨潮不断扩军，而出于扶持大作坊的目的，基本上军队的订单都是交给大作坊生产的，这鼓励了一大批作坊扩张产能，松江府有千架纺织机的大作坊已经不下于十家。
    另一个原因是整体经济稳定，也就是基本盘是好的，江南本就是一个大市场。杨潮毕竟制造了大量的货币，白银紧缺形成的经济影响比过去小多了，市场比过去活跃多了。稳定、活跃的市场。这就是最好的市场，是生产最有利的外部条件。
    第三个原因，正是湖南的恢复，让江南多了这个传统的大市场。
    湖广一直以来都是江南产品的最大市场之一。徽州人几乎垄断了汉口贸易，汉口码头甚至被称作新安码头，新安就是徽州的古名和别称，徽商也被称为新安商人。
    湖广的食盐、丝织品、棉织品基本上都是江南提供，而他们则向江南提供大米和木材。清军占领期间，湖广被从江南市场中割裂了，可是从去年孙可望等人收复湖南开始，湖南这个大市场就恢复了过来，而且压抑了好几年的需求十分强烈。
    湖南人口数百万，虽然经历战争璀璨，但是需求是不变的，一经跟江南沟通起来，顿时就爆发出旺盛的需求，甚至在很多方面。湖南的生产破坏从另一方面产生了市场，比如湖南人需要重建家园，他们需要木材、砖瓦，同时又有大量的失业劳动力，这时候经营木材的徽商很容易就驱动这种需求。
    他们招募大量的劳工进山砍伐湖广大山中的木料，少部分供应湖南本地，大多数反而运往江南，同时向湖南出售大量的食盐、纺织品等。
    经济在内需、外贸的拉动下，形势一片大好，前九个月就让杨潮收获了三千万两税银。还有剩下三个月按照估计还能收到至少五百万两，总共三千五百万两银子，比去年足足多了一千万，这说明经济在今年已经全面复苏。而且增长的潜力巨大。
    杨潮又打算出售四千万两的债券，来满足这个市场充足的货币需求，那么今年的财政收入将达到七千五百万两，除了五千万两的军费开支，一千多万两的各项行政开支，最后还可能有一千万两的盈余。
    放在以往杨潮肯定是不希望看到盈余的。肯定会临时决定让各地修修路等，但是今年他必须留下，因为明年就要发动北伐，他需要大量的积蓄来应对。
    如果要北伐，就像今年被清军猛攻一样，军费开支大幅度上升，至少要支出五千万两，以现在的情况，明年应该能够达到这样的收入，可是有备无患，军事上第一考虑的总是安全问题。
    而且一旦跟大西军势力达成了北伐的协议，弄不好杨潮还需要支援这只军队一些军粮，反正杨潮不愿意看到他们北伐的时候，通过抢掠作战，那样北伐成功了，北方也就没人了。
    孙可望和李定国如果加入北伐，他们的兵力恐怕不会少于三十万人，以杨潮军队的标准，一个士兵每年五担军粮外加一担肉食，以现在的物价不会少于二十两银子，这还不算运费，要是水军运力紧张的时候，雇佣民船运输怕是还得增加额外的五两成本。
    一个兵从宽考量，得二十五两军粮消耗，三十万人可就是七百多万两，这就占去了一千多万余额的一大半了。
    所以该卖的债券，在不影响市场的情况下，继续卖，该储蓄的军粮继续储蓄，今年的目标是一千五百两盈余，外加两千万担粮食储存。
    就在杨潮广积粮的同时。
    已经派去了高规格的谈判代表远赴云南。
    孙可望派出代表吴逢圣、李定国的代表龚彝，小皇帝派了首辅大臣文安之，杨潮则让许四男参与，四方在昆明会谈。
    会谈内容主要有三项：
    第一是希望李定国放回忠于孙可望的嫡系人马和大将。
    第二是希望朝廷允许孙可望回到贵州。
    第三是大西军和杨家军联合北伐。
    第一项就很难达成协议，人马问题太敏感了，谁都不想抓到手里后还放出去，李定国收编了孙可望的余部后，将这些人马区别对待，让很多人都心寒不已，纷纷暗中联络孙可望。
    原本的历史上就是如此，原本还对清军采取攻势的大西军，因为这种人心不齐，战斗力大大降低，结果让吴三桂完全压制住，将李定国打到了缅甸去。
    杨潮自然是不愿意看到这种情况，因此极力主张不损伤北伐力量，让各自的人马归心，让李定国的归李定国，让孙可望的归孙可望。
    李定国态度十分激烈，认为这是杨潮在压制他，摆开了不友好态度，甚至在滇桂边境开始部署军队。
    许四男针锋相对，告诉李定国，杨家军有百万大军，湖南、广西就不少于二十万，随时可以攻击云南，李定国不怕，但是小朝廷怕了，文安之从中安抚，大家都是抗清的力量，都是忠于朝廷的，不要自相残杀。
    连小皇帝都出面安抚了李定国一番后，李定国才勉强接受了放孙可望旧部归于孙可望，但是在贵州问题上却决不妥协。
    认为放孙可望回贵州，等同于在卧榻之侧放一头豺狼，小朝廷完全支持李定国的观点，他们也不想看到孙可望在回到贵州后向云南发动攻击。
    文安之表示，既然是齐心合力北伐，那么何苦争地盘，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土地都是天子的，大家都是替天子守土的，切莫有割地自雄的念头。
    一番交涉之后，许四男也说服了孙可望以收回旧部为重，之后再做打算，反正北伐后有大片的地盘可以占。
    至于第三项的北伐，大家反倒没有什么问题，这本来就是一杆大旗，从春秋时候的孙望攘夷，到曹操的挟天子以令诸侯，大家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乐得玩这个游戏。
    只是文安之提出，北伐还可以联合其他力量，比如夔东的李自成余部。
    李自成死在湖北九宫山后，他的余部倒是没有四散，但是却无法拧成一股绳了。
    李自成这个人跟张献忠太不一样了，两人虽然都是起义军首领，但是张献忠此人的野性比李自成强烈的多，李自成能够降服各路义军，唯独降服不了这个张献忠，张献忠打不过李自成，也不愿意像其他起义军首领那样归附，宁可放弃地盘跑到四川去经营。
    同时两人的性情也大不一样，虽然都很野蛮，该屠城的时候都不会手软，可是张献忠显然更嗜杀一些，在四川的统治基本就是靠杀，跟清军有的一比，四川因此几乎被屠戮一空，张献忠是第一波，军阀混战是第二波，后来的清军是第三波，三波大屠杀之后，四川几乎无人。
    而对手下的态度上，李自成也较为平等，他的手下跟他是兄弟更多余像上下级。
    而张献忠对手下却不是很信任，疑心始终很重。
    所以这两人死后，就出现了截然不同的情况，李自成的旧部大多数心念李自成，将李自成的夫人尊奉为皇后，一直赡养在军中。
    而张献忠的四个义子，孙可望等人联合直接灭了皇后实力，瓜分了孙可望余部。
    正是因为李自成是靠着带头大哥的个人魅力来统领军队的，而张献忠是靠着残酷来统治的，所以一个死了之后，他的部下还会顾念感情，另一个只有残忍的利益而已。
    只是历史往往很残酷，张献忠的余部在孙可望等人的统合下拧成一股绳，而李自成的手下，却四分五裂谁也不服谁，一开始就分裂成两股力量，一股跟随湖北巡抚堵胤锡在荆襄一带，另一股却南下湖南，归附湖广总督何腾蛟，改编为忠贞营。
    小皇帝联合了孙可望后，忠贞营不愿意被大西军压过一头，忘不了李自成和张献忠的恩怨，他们就北上去了夔东投靠了其他大顺军人马，在夔东一带依托群山保护开辟了根据地，形成了被称作夔东十三家的势力。
    文安之建议联络的，就是这个夔东十三家。(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