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

这对我同样有
着净化的作用。我的工作可以使我接触到许多高尚的人，与他们相比，我有
由衷的渺小之感。
我常想：如果我没有做这个工作，我恐怕会比现在境界差很多。
在“综艺大观”100期时，我讲述了北京十六中的一位女中学生的故事。
其实这个故事已经是好几年前的事了。女孩子得了癌症，找到我的时候已经
是晚期了，我怀着最后的希望替她求了许多名医，终究没能救活她，在这个
女孩子离开人世之后，每逢周末，她的父母都把女儿的照片摆在椅子上，让
她坐在电视机前和他们一同看“综艺大观”，直到结束。
这就是我的动力所在。我曾说过，主持人只有百分之一是技巧，百分之
九十九是阅历、知识、教养、人格再加上机遇。我将不停息地努力追赶着观
众心中的高度。因为有那么多观众在注视着我，其中也有她们，已在另一个
世界的美丽女孩。她们凝视着我，用我今生今世再也见不到的清澈目光。我
爱她们，每当想到和说到她们时，眼泪会自己跑出来。
我说节目中的所有眼泪、欢笑都是我自己的，即使不做主持人，我依然
是这个世界上爱哭爱笑的女人。这是改不了的本性。
冬去春来
——自题
1996年的最后一天，我和八十八岁的姥姥、六十四岁的母亲、二十五岁
的表妹、十七岁的小阿姨趴在我们家那宽大的玻璃窗上，惊喜地看着今年的
这头一场雪。雪下得不大，却很均匀，很优雅。这雪仿佛要带走一年的熙攘，
让我静静地回首。
姥姥欢喜地说：“好哇，好哇，明年准有个好收成。”
表妹和小阿姨：“再下大点儿，下大点儿，这点雪一会儿就化了。”
母亲望着远方：“不知青岛咱家那边下雪了没有？”
只有我，什么也没说。置身在亲人中间，对我来说就已经足够了，亲情
温暖了我，小雪抚慰了我。
今年的新年年夜饭因为姥姥在，我们吃得很正经，七个碟八个碗的一直
吃到九点钟。表妹买了很多欢乐球，五颜六色的球粘了一屋子，刹时，家里
到处都弥漫着节日的气氛。淘气的表妹和小阿姨，欺负姥姥耳朵背，把一堆
欢乐球都粘在姥姥的后背上，她俩一个在前面引着姥姥说话，另一个在后面
拼命地粘，可怜的姥姥带着一身球满屋子地走，全家人满屋子跟着笑，姥姥
见别人笑，自个也笑。一直闹到快十二点了，才各自回到自己的房间，用甜
美的梦乡迎接.. 1997年。
屋子寂静下来了，可.. 1996年发生的一切都轻压漫拢在我的心头。我翻来
覆去也不能入睡了。望着满屋子的贺年卡，回味着满世界的问候，我的心被
搅动了，我忍不住起身来到书房。书桌上那醒目的台历被我撕下了最后一页。
啊， 1996年，不堪回首的一年，三百六十六天（1996年是闰年），酸甜苦
辣，全涌上了我的喉咙，再也没有比这一年过得这样难了。生活、工作好像
全都倒了个个儿，一直控制着的最后一道心里防线此刻决堤了，我伏在桌子
上大哭了一场，哭我那受伤的心灵，哭我那万千的思绪，哭我被迫接受的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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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在顶不住了就偷偷哭一场，多少年，我已经习惯了用这种最没出息的
办法倾泻自己的情感，抚慰自己的心灵。哭一场能减轻一些痛苦，哭一场能
有些安慰，哭一场能洗刷一些委屈，哭出来心里就好受许多..
我渐渐地安静下来，起身走到窗前，拉开了窗帘，窗外的雪还在下着。
什么时候开始有了要离开“综艺大观”的念头？准确地说是在1994年春
节晚会前，那年郎昆导演在新闻发布会上首先提出：“当今电视荧屏极大地
丰富了人们的文化生活，这与许多艺术家的贡献是分不开的，但屏幕也急需
推出新人，一些常在电视中露面的老面孔已经开始被观众所厌倦。”他的话
对我震动很大，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我虽然从时间上勉强还算新人，但是由
于出镜率太高而使我很快成了“老面孔”。从进入电视台开始，所有的大型
节目几乎都有我，做主持人才三个月我就担任了当年春节晚会重要的主持
人，以后每年从“三八”开始，“五一”、“七一”、“十一”、“元旦”、
“教师节”、“老人节”、“元宵节”，直到春节都是我在做主持人，我以
为我不过是一个普通的主持人，我有多少能力，使自己在同一形式的综艺晚
会上不断出新，永远被观众喜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主持人的职业决定了
他是永远不可能百分之百的成功。艺术最大的任务就在于更新和超越。我选
择了这一残酷的职业，也就意味着我不得安宁。要挖空心思地创造非凡，创
造全新。
了
94年的晚会。细心的观众可能会发现当时我的内心正潜在
着一种突如其来的危机，表现出来的是一种从没有过的不自信。为此我还特
意请化妆师徐晶把我的头发高高地梳起散落在脑后，一改我过去的庄重典
雅，我试图变成新面孔。
春节过后，我又像往年一样，开始做“综艺大观”了。
一贯受到好评的这个栏目开始出现了一些批评的意见，主要是呼唤节目
出新，演员出新。我耐不住了，因为我已经感觉到我在节目中开始重复自己
了。首先要出新的应该是我呀！我想超越自己，或者说，打倒自己，重新再
来，哪怕“打倒自己”意味着有一个“沉寂”的阶段，我有这个心理准备。
其实我认为，从更广阔的意义上来说，我的问题也多多少少是综艺节目的问
题，综艺节目同样面临一个必须打倒自己，重头再来的局面。
抱着这样的思想，我诚恳地与“综艺大观”的导演交换意见：希望增加
新的主持人或者让新人取代我。说实话，我的确认为这对“综艺大观”节目
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观众如果看腻了我的主持，我的风格，那么一副新的面
孔可以给他们新鲜感，并且，由于新人的出现，有可能使“综艺大观”的面
目焕然一新。
至于我自己，很多人对我说，无论如何不能放弃这个位置，电视发展这
么快，新人辈出，一放弃，就没有“位置”了。但我在内心深处告诉我自己，
机会固然重要，位置也很重要，然而更重要的是创新。有了这种意识，就可
以去主动抓住机会，哪怕只有一个不起眼的小栏目，我也能以我的勤奋、刻
苦、敬业从头再来。
我的主持生涯和“综艺大观”联系在一起，我在这里起步，走向辉煌和
思索。无论我在不在“综艺大观”节目，无论我主持不主持这个栏目，我都
记得曾发生的一切，并对组里年年月月帮助我的人们心怀感谢。没有他们的
帮助根本不可能有我在“综艺大观”中多年的顺利，这里每一位导演、每一
位撰稿、每一位工作人员所给予我的，我一辈子是难以忘记的。我的笔记本
上一直记着歌德曾说过的一句话，“世上什么事情都可能持久，唯有成功之
日无法持久。”一得之功而沾沾自喜，一孔之见而踌躇满志，这样的人还有
什么出息。也许我的本性决定了我的自我挑战，尽管后来我为此付出了代价，
而且这种代价是我猝不及防的，也是我不曾经历的，这就是“文化视点——
倪萍访谈录”的出台。
坦率地说，这个栏目的出台，像一个早产的婴儿，在母亲和社会都没有
准备充分的时候，她匆忙地出世了，母亲既没有能力把先天的不足给她后天
补过来，社会也没有给她相应的呵护和帮助，于是她在责备和谩骂声中，短
短几个月就奄奄一息了。当然，首先应该负责任的是我，最痛苦的也是我。
这一份责任和痛苦会永留在我的生命里。
事情已经过去了，我不应该再向观众诉说栏目出台的全部过程，也不应
该再申述我的委屈，我的苦衷，毕竟这一切都是由我开始的，就像一位退休
的老教师给我信中写的那样：“孩子，你太年轻了，枪打出头鸟啊，你要是
当初别把自己的名字写上，更别写文化视点，你就叫访谈录三个字，他们的
要求也就没有那么高，你也决不会挨这么多无端的骂，一般化的栏目有的
是..”当然，我不能拿这位老伯的信为我自己开脱，因为实际上我早已在
内心开始了自我审判。我感谢这个栏目的出台所带给我的一切，特别是批评。
其实“文化视点”最先不满意的那个观众是我，我对自己，对栏目都不
满意。我一直向台领导申请把“倪萍访谈录”这几个字拿下来，我希望更多
的主持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来做栏目，众人拾柴火焰高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