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自传

我对段德昌同志的负伤感到不安。当时张荣生在座。我说是否让他改姓章到李灿家住，就便让我团的军医替他治疗。张荣生说，这要同他们商量后再看。
  又过了几天，可能是十月下旬，张荣生告我，段德昌到了李灿家。我说晚上带我去看看他。黄昏后，张带我见到段，张在门外瞭望。我问段的病情，他说，轻烧伤，已好了。他简单地谈了时局并对我勉励。大意是：这次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是失败了。国民党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叛变了革命。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破产了，秋收起义犯了盲动主义，现在革命形势是低潮。但中国共产党和革命人民是杀不尽的，取得了这次经验，会干得更好。你能坚持革命立场，你很久的愿望已经达到——特委通过你加入中国共产党。报告省委了，省委是会批准的。他还谈到要注意保守秘密，在军队中建立一个党的基点是不容易的。要以一营为基础，逐步发展到全团，以至到全师。在条件成熟时，将来是要起重大作用的。他还说到，共产党永远是要革命的，但有些人把每个共产党员都理想化，那也是不合实际的，看到了个别坏现象，也不要失望。他又送给我两本书，一本是通俗资本论，一本是无产阶级哲学。他没有提到我入党是他介绍的。听了他的谈话，觉得身上增加了不少力量，改变了马日事变后的孤立感；觉得同共产党取得联系，就是同人民群众取得了联系，也就有了依靠似的。过去我常回忆他这段谈话，现在还常回忆他这些话。
  某日黄昏，由张荣生带来一位青年见我。他自称是南县特派员（姓名记不起了），推荐邓萍到我处来工作。他说：“有一位失业青年，二十一二岁，文理通达，善书画，你处能否找到一个栖身之所？”我说：“营部有一文书上士缺和一个三等书记缺（中、少尉），前者月薪金十五六元，后者三十元。薪金都不多。”他说：“只要够吃饭就行。”我说：“他先来当一下文书试试吧！”他说好。我问此人在什么地方，张荣生答在外面伙铺里住。我说：“你们商量吧，他如同意，明天就可以搬到我这隔壁房间住。就说是我的朋友。”他很满意，问我是不是共产党员，我说：“不是的，没有介绍人。”他说：“你的言论和行动我们都知道，如梅田湖最大的地主恶霸活阎王，捉着他游街游堤；驻九都山的部队演话剧活报剧，审判土豪劣绅；站队喊口号为工人农民服务；反对清乡委员会，反对杀害革命青年等，这些是最好的介绍，还要什么介绍人哪？”此次谈话好像在新洲以后回到南县不久，邓萍就是十二月到一营部的。此事一问曾希圣就会知道的，因邓原来和曾一道来我处，在溪口遇到巡查冲散了。
  农历年关以前几天，某日黄昏后，由张荣生带着南县共产党县委一位负责人汪某来我处。他说，想买一部油印机和油墨、蜡纸等，准备发动年关斗争，印发一些传单、标语。但自己去买有困难。我说这好办！当即告张荣生照办。他又说，年关斗争准备镇压几个反革命分子，同时也想捉几个财主筹点款，还请帮助几支枪。我说：“还有几支未上报的私枪。如何拿出去，如何接收，你们去商量办法告我，总之要能绝对保守秘密。”他还要求配发子弹。我说每枪一二百发。最后我说：“准备要杀的土豪不罚款，只没收；罚款后又杀，以后就筹不到款。这个湖地不要烧房子，堤上净是茅草房连成一片，一烧就会把堤上的房子烧光，小意见供你参考。”我未提反对盲动主义。他说：“很好，报告县委是会考虑的。”
  他走后，我告张荣生说，私枪李灿处有两三支。张说，李处只有两支，营部有四支，特务连李力处有三支。我说，分几次给，要与他们研究，一定要给十分可靠的人，武器本身没阶级性，谁掌握即为谁服务。还一定要能绝对保守秘密。我记得枪支是由现在铁道兵李寿轩司令员秘密运交的，李是当时的秘密士兵会员。交接手续是李灿、张荣生和南县县委商量好的。
  段德昌约在十一月伤愈后离开南县，临行前的事，是张匡办理的；他要的几支枪和经费，是张荣生、李力等运交的。以后，特委又要了几支枪，一点子弹和经费，也是张荣生交的。
  大约是十二月下旬某日，也可能是腊月三十，张荣生高兴地向我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省委已批准你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我问张，你怎么知道的？他笑而不答，张加入共产党可能比我早些。张说：“今天黄昏后，特委张匡同志前来为你举行入党仪式（那时叫“入学”）。”
  黄昏后，张匡同志随张荣生、邓萍来办公室，刚坐下，张匡和张荣生正在为举行入党仪式做准备，师部来电话说，李副师长、杜参谋长即来你处。我对张匡说：“今天不能举行了，改日举行如何？”张匡说：“可以，时间以后另行约定。”
  正月初一起，我到南县一、三营各连和团直属队会餐，后到三仙湖第二营住了约四五天，回忆元宵日还在三仙湖。除在各连会餐外，还请全营军官聚餐一次，目的是为在第二营做些革命工作，拖延些时日，便于张荣生活动。这次张荣生找到发展士兵会员的两个对象，一个是连上的下士班长，过去是张同行——裁缝工人，另一个是营部传令兵。我在三仙湖调查了长沙、岳州、常德、沙市、宜昌来往轮船的班次、大小和停泊日期，以备万一发生事变时，好向沅江、资江间地区机动。
  回到南县团部举行入党仪式时，当在正月下旬或二月初，现在真无法回忆起具体时间。民国十七年正月下旬，公历可能是一九二八年二月十五日左右；如果是旧历二月初旬，则公历可能是二月下旬；如果是闰二月初，则公历是三月初旬。
  一天黄昏后举行入党宣誓，仪式是庄严的，墙上挂着马克思、恩格斯的画像（邓萍画的）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为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张匡同志代表特委出席，坐在我对面，邓萍、张荣生坐在桌的两端，没有其他人参加。张匡宣读了入党誓词，作了简短的时事报告。对中国革命形势的分析，仍然是革命高潮继续存在，不承认革命失败，同段德昌同志所谈有原则区别。我表示了愿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牺牲一切，必要时献出自己的生命。这个印象是很深刻的。成立了支部，直属特委领导。支部成员有邓萍、张荣生、李光（特委或南县县委派来我处做交通的，农民成份，公开的身份是我的勤务员，一九二九年一月在井冈山突围战斗中失散，下落不明）和我共四人。张匡问以谁为支部书记好呢？我说，邓萍好。张又问，如何？没有人吭声。张说，还是老彭好吧。我没有再推辞。
  几日后，又开了一次支部会，通过李灿、李力加入共产党。特委批准后，举行入党仪式时，仍是张匡出席。
  散会后，张匡走了，邓萍也走了，我们四人还在闲谈。这时，支部有了六个同志。李灿说，最近长沙有人来说，现在长沙白色恐怖很严重，过去杀共产党是白天，现在每晚杀人。我说，共产党是杀不完的，我们这里不是又加了一股吗？
  以后，在党的“七大”期间，有几位同志在我处窑洞里闲谈，说在一九二七年冬一九二八年春，那时的白色恐怖很严重，问我在军队感觉怎样？我把上述事情告诉了他们，又说，现在力量大了，不是国民党杀我们，而是我们如何打倒国民党的问题。此事流传到庐山会议时，变成我带着入股思想入党的一条罪名，其实这“股”同那“股”的意思是完全不同的。
          关于入党介绍人和入党日期问题
  在三年多长期审查中，在审查我入党介绍人和入党月日上，大概花费了全部时间的三分之一。反复追问，说我入党不是南华安特委及段德昌介绍，而是另一个人介绍的。说我怕把平江起义功劳分给×××，因此把介绍人隐瞒起来。我若申述，就说我是老狐狸，狡猾，拿出一个同志写的信，示意是黄公略介绍的。最后又拿潘心元向中央报告信，也说是黄公略介绍的。黄公略是否对那个同志说过我入党是他介绍的呢？我不知道，因黄公略已光荣牺牲了。但潘心元没有见过黄公略，我是知道的。一九三○年二三月间，红五军一部和军部在永新和安福边界整训，做攻城准备。当时蒋桂战争还未停止，我们准备夺取安福和袁水流域诸城，消灭地主武装，使湘赣边区和湘鄂赣边区打成一片。潘心元经南昌、吉安党的交通送来五军部，住了约一星期左右。那时，黄公略已从红五军副军长调任红军第六军（后改为三军）军长去了，已经去了三四个月。故潘没有见到黄这是肯定的。以后潘心元也没有再来过中央苏区。硬说我不相信历史资料，更不相信同志的证明，其实上面说的那封信，我也只看到了几个字，根本看不出是什么意思。审委多次讲，被审者“只能认罪，不能表功”，审委负责人把手捂着材料，只给我看几个字，看不到原稿的其他部分。我再申明，我入党时，黄公略同志还未回到湖南南县。
  关于我的入党介绍人，在“七大”以前，我写的是南华安特委，在近几年写的是段德昌同志。这两份我写的都是不完全的。为什么在“七大”以后才写段德昌是介绍人呢？在“七大”时期，任弼时同志主持写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我也参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