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悠南北朝：三国归隋的统一路

  侯景之乱前，西魏无论在军事实力或是经济实力上都远远不如东魏，并且长年为饥荒等自然灾害所困。而在侯景之乱以后，西魏得到了汉中、巴蜀、雍荆的广袤领土，疆域比东魏－北齐大出一倍，大大解决了以往的饥荒问题。新增领土皆为富庶之地，财富得以迅速累积，加上行有成效的制度革新，积贫积弱的西魏－北周逐渐强大，有了与东魏－北齐长期对抗的资本。
  东魏由于侯景之乱的影响，原本富饶的河南经济受到严重冲击，从淮南抢到的新地盘毗邻其他两国，动荡不安，不仅没能得到好处，反而因为驻军加大开支，变成一块鸡肋，长期消耗国力。
  侯景危害梁国，残杀士族，使南朝的社会文明遭到了致命性打击。梁国宗室群雄逐鹿，彼此吞噬，丧失了大量的土地与人口，梁元帝焚书和于谨大迁士民入北朝，更给南朝的文化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代表南方吴人和蛮族势力的陈霸先虽然趁乱继梁而起，却也无力恢复战前的文化规模。正是从陈代开始，北朝在文化方面藐视南朝。南朝不仅失去了赶超北朝的机会，而且注定走向衰落。
  经过侯景之乱，原本弱小的西魏实力增强，原本强大的东魏发展受阻，坐山观虎斗的南朝则无力争雄。一系列此消彼长之后，来自西北一隅的关陇贵族集团成为时代的宠儿，最终实现了统一，开创了空前绝后的隋唐帝国。
  由此可见，侯景之乱对于整个南北朝的走势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和影响，是结束四百年来中华世界大分裂局面的关键性转折。
  请看下部《三分归隋》。
第三部 三分归隋
一、门阀的落日
  我们读历史，不仅仅是为了好看。历史中包含人类所经历过的种种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读史的重要目的，在于分析这些规律和构成规律的历史元素，包括自然性的，也包括社会性的，包括事件，也包括人物。
  南北朝末期，北方拓跋氏的北魏王朝及其延伸——东魏和西魏，与南方先后建立的三个王朝，宋、齐、梁，都相继灭亡了。取而代之的，是三个新兴的王朝——北周、北齐和南陈。不少历史学家把这段时期称为“后三国”，以区别于魏、蜀、吴的那个三国（“前三国”）。
  前、后两个三国，虽然时代不同，特点也不同，却都体现着一种规律性的历史元素——门阀制度的兴衰。
  门阀，是“门第”和“阀阅”的结合，也就是出身背景与家族资历。就本质而言，门阀正是东汉末年天下大乱以来应运而生的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这一点，我们在《元嘉之治》中，便有所论及。
  东汉之后的前三国时代，魏、蜀、吴三国的创立者，都不是门阀体制中人，而是所谓的庶族。
  曹操是阉人的孙子，不属于门阀，他所推行的一系列政治改革，很大程度上，也是为打击门阀而生。曹操兴起，从北方的袁绍到南方的刘表，不仅在军事上敌对曹操，更在政治上和文化上排斥曹操，正是因为袁绍、刘表等人所控制的州郡，都是由门阀掌权的。
  曹操虽然灭了袁绍和刘表，却最终没有扫平江南，被孙、刘联军所阻。讽刺的是，阻止他的孙、刘，也不是门阀出身。刘备自不必说，顶着皇叔的金字招牌，却是“织席贩履”之辈；即使是孙权，父子三代，也并非江东门阀。就实际统治的地盘来说，孙、刘两家还都属于“外来户”，他们对治下门阀势力软硬兼施的打压，也丝毫没有放松过。
  然而门阀毕竟属于社会势力的强势一方。随着时间的推移，此消彼长，打江山的一代人老去，守江山的一代人终究不得不向门阀势力低头。曹丕建立的九品中正制，是标志门阀制度大抬头的里程碑。自此，门阀势力大张旗鼓地占领了历史的舞台。
  前三国时代在强大的门阀社会体制面前，终究归于失败。统一了前三国的西晋王朝，是门阀制度达到顶峰的时代。一种制度一旦达到顶峰，接下去也就要走下坡路了，古往今来，概无例外。西晋王朝的土崩瓦解，可算是门阀制度没落的开始。
  可是，任何旧制度的受益者，都是不会甘心放弃既得利益的，除非有更大的利益供其选择，或者，被更大的力量所驱逐。
  西晋王朝灭亡之后，东晋作为西晋法理上的继承者，自然是尽一切可能继承和发扬门阀制度。北方的十六国虽然没有继承西晋的法统，却不得不继承西晋的社会性。
  就这样，门阀制度继续以不尽相同的形式在南方和北方同时存在。南方的主要问题是庶族与士族的斗争，即门阀体制外的人与门阀体制内的人之间的矛盾；北方则主要表现为，旧有的门阀体制内的人与新兴的军事贵族之间的矛盾。
  这两种矛盾不断演化、解决、激发、平抚，都是整个社会发展的一种体现，同时，也是摆在每一位统治者面前的一道难题。
  北魏孝文帝好像认清了问题的本质，看上去他也找到了一条出路：鲜卑贵族整体接受门阀制度，鲜卑贵族本身，转化为最大的门阀。
  南方则不断有非门阀体制内的成员，不断参与到权力中心，从而实现对门阀制度的一种适应与修补。
  前三国的历史，仿佛还要重演。然而，三百年沧桑，此时已远非前三国时代可比，社会已增添了许多新的因素。孝文帝的改制终于激化了六镇兵变，那些北方佬中的北方佬，不仅打烂了北方的门阀体制，而且，又由他们中的一员——侯景，打破了南方的门阀体制。
  北魏崩溃，北方门阀制度接近于死而未僵的状态。一些大的门阀家族尚在，在地方上仍有很大的势力，而六镇军事集团中也衍生出新兴门阀，说明其社会影响力还没有完全消失。因此，无论是东边的高欢，还是西边的宇文泰，都没有急于将北魏彻底中结，而是搞了一个过渡，分别建立了东魏和西魏。
  南方的梁国想借助文化与宗教的力量，对门阀制度进行重新的“合理化”，出现了短暂的“回光返照”。梁武帝初期，经济文化比较繁荣，统治也相对稳定，但上层的门阀士族越来越贪婪腐败，对中下层人民的压迫也越来越深重，从而导致了梁武帝后期极其严重的社会问题。
  侯景之乱的爆发与三个新国家的建立，宣告门阀终结时代的到来。（需要注意的是，这还只是终结的开始，真正的终结，要等到科举制度在隋代创立，并在唐代得到完善。即使那样，门阀这一古老的社会现象仍然维持到了唐高宗时期，高宗“废王立武”，推翻了中国历史上最后的一批门阀）此时的门阀制度，已渐渐透出落日的暮气，难再有还手之力了。
  之所以门阀制度还不能彻底废除，并不是因为其势力仍然强劲，而只是因为还没有找到新的替代它的制度。
  因此，在北周、北齐、南陈鼎立的后三国时期，各国统治者所面对的，其实是一个共同的问题：如何建立一套足以替换旧有门阀制度的新的社会体制。谁能够更快更好地建立这样一套制度，谁就能走在时代的前列，赢得竞争的胜利。
  这段除旧布新的历史，就从西北的长安开始。
  宇文泰一代英雄，却也终于不能抗拒天命，在“知天命”之年，应命归天了。临终前，他将权力交给了侄子、中山公宇文护。
  以前并不显眼的宇文护，一下子便成了西魏上下的焦点人物。
  宇文护是宇文泰的哥哥宇文颢的小儿子，东西魏对抗时期追随宇文泰东征西讨，虽不很突出，却也立了些军功。宇文泰曾多次跟人说，这小子在气度上很像自己，对他十分喜爱。
  虽说在宇文泰的眼里是小子，宇文护比宇文泰的几个儿子在年龄上要大得多，这是宇文泰选择将身后大事托付给宇文护的重要原因。
  宇文泰实在没想到自己会死得这么早，甚至在寿命上败给了高欢（宇文泰死时五十，高欢死时五十二），在安排子孙的事情上，没有预先做好充足的安排。他的法定继承人，也就是与北魏冯翊公主所生的嫡长子宇文觉才只有十五岁，完全没有任何政治与军事经验（在培养继承人上宇文泰显然不如高欢，高欢一当上丞相就着力培养长子高澄。笼络近臣、私通父妾，十五岁的高澄已经是“劣迹累累”了，十五岁的宇文觉还是一片空白）。宇文觉在西魏恭帝三年（公元556年）的三月获得世子的地位，四月才拜为大将军，而到了十月，宇文泰就因为外出视察染疾，死在了泾州的云阳（今陕西泾阳西北），连回长安都来不及，年轻的宇文觉当然更来不及树立自己的势力和威望。
  为了防止大权旁落，唯一的办法，就是让一个姓宇文的，又有一定斗争经验的人，来掌握大权。宇文护顺理成章地成了最佳的人选。
  依照宇文泰的“遗志”，宇文护的第一要务是全力巩固宇文氏的势力。我们以前一再强调，北周的立国基础是八柱国体系，或者说六柱国体系。宇文护打着宇文家的牌子，对付一般的二、三流人物，勉强还撑得住场面。对于六柱国一级的大佬们，宇文护就有点招呼不动了。他们大多在年龄和辈份上比宇文护更长，而且在地位上也是多年的王公，宇文泰在时对他们都要礼让三分，更别提小字辈的宇文护了。
  忧心忡忡的宇文护思来想去，决定去暗访六柱国之一的于谨。于谨脑子灵光，当下给宇文护谋划说：“我于谨一直蒙受老丞相（指宇文泰）的特殊眷顾，情同骨肉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