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农传

   
    李克农还说:“这些事，都由我来处理。明天，你得去找黄旭初，坦率地告诉他《救亡日报》当前的处境，并向他表示，为了‘好来好去’，希望得到他的帮助，准许你买一张去香港的飞机票。”“如果他避而不见怎么办?”   
    “那你就放心好了，我已和李任仁先生谈妥，他已经和黄旭初通过电话，我此刻来报社，不就是任老用黄省长的汽车给送来的吗?”李克农显得胸有成竹。   
    终于，夏衍从黄省长手中拿到了机票，顺利飞往香港，算是逃离了虎口。   
    李克农的小女儿李冰，到达桂林后，李克农夫妇考虑到她有护校文凭，可以留在桂林找个工作为掩护，将李冰留在了广西工作。后来，李克农又曾打算利用中共同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的关系，让李冰进入广西医学院学习。   
    经过交涉，广西医学院同意李冰入学。李冰非常高兴，总算可以圆了自己的“大学梦”了。   
    然而“皖南事变”的爆发，使李冰的“大学梦”成了泡影。李克农夫妇见李冰在桂林的身份已经暴露，不宜在桂林久留，让她随办事处的一部分同志先行赴重庆。这样，李冰又一次暂时离开了父母。   
    李冰乘坐的军用卡车，经贵阳到重庆。贵阳一带山路崎岖难行，来往军车很多。在途中的一次转弯时，李冰一行乘坐的卡车与一辆国民党军的运盐车相撞，国民党的车翻入深谷，盐也散落一地，车上的人全都死了。李冰乘坐的车也差一点翻掉。   
    带队的同志命令开车的华侨司机不要停留，加速行驶，否则将被后面的国民党车抓住。于是汽车开足马力，一夜未停，总算安抵重庆。   
    1月20日，桂林“八办”在寒风中被迫撤离。   
    临行前，中共中央发来电报，指示李克农把中共中央军委关于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中央军委发言人对新华社记者揭露“皖南事变”真相的谈话，在桂林散发出去。   
    李克农让人买来许多航空信封、信纸，把材料打印成信笺式的宣传品，先用汽车经湖南到广西沿途散发；在撤离当中，又沿路分批邮寄，使得“皖南事变”真相昭示天下。   
    2月24日清晨，李克农率领“八办”最后一批人马，分乘一辆交通车、一辆卧车撤离了桂林，向重庆驶去。   
    由于桂林“八办”与房东全家相处甚久，感情很深，临行前，李克农将自己用过的景德镇小茶壶、办事处同志锻炼身体的石锁、学习文化时用过的小黑板和搪瓷记事牌、唱歌时用来伴奏用的“真善美”牌口琴以及一些《新华日报》和书籍等等，都送给了房东。这些珍贵的物品，解放后被房东一家全部赠送给了桂林市文物管理委员会。   
    办事处的汽车开走了。一路上，国民党交通检查站蓄意制造磨擦，多方无理阻拦，李克农虚与委蛇。当车行驶到一品场关卡时，国民党交通运输检查局的一个上校处长要搭车去海棠溪开会。秘书龙潜问怎么办，李克农微微一笑说:“这还不好办，让他上车，送我们去重庆。你去叫他上来，我来招呼他。”   
    上校处长上了车，一路上由他出面打招呼，免去了李克农不少麻烦，一行人顺顺当当地把车开到红岩咀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的大门口。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直到那位上校处长下了车，还一直以为自己搭乘的是国民党第十八军的军车呢。显而易见，这其中免不了李克农的巧言。 
第五篇     
    李克农是我在延安看见的文职干部中着装最为整齐的一个:他打着标准的绑腿，紧扣的风纪扣，军帽军服都极端正和整洁。初次见他时，他这种全副军人的着装就叫我注意，没想到他每天都是如此。因为在延安，所有部队以外的一般的干部，对于军服的穿着都是很随便的―――虽然那里是一个接近军事化或半军事化的社会。 
中共情报史上的重大转折     
    “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与毛泽东于1941年1月18日至20日连续两次急电周恩来，要求中共南方局准备撤销八路军驻各地办事处，重要干部迅速撤退。   
    李克农抵达重庆后，稍事休整，于1941年夏，携夫人赵瑛、李冰姐弟及八路军办事处的部分同志向延安撤退。   
    李克农一行分乘三辆大卡车，打着“奉命撤回”的旗子，驶离重庆。沿途国民党军岗哨林立，道路两旁随处可见阴森的碉堡。当卡车进入陕西潼关时，突然国民党军的几挺机枪挡在了卡车前头，几名国民党兵登上卡车，缴了八路军官兵的枪，并扣留了李克农一行和车上的物资。形势十分紧张。   
    李克农镇定地对大家说:“我们有可能被扣压，大家要有进敌人集中营的思想准备。”   
    中共中央和周恩来得知此事后，非常关注。经过紧急交涉，李克农一行经过一天两夜的扣留，被国民党军“押解出境”。   
    为避免麻烦，三辆卡车加速急驶延安。经过重重艰辛，当大家远远看见披着老羊皮袄的八路军岗哨时，都欣喜若狂，连蹦带跳，几乎将车箱底板踩坏。   
    宝塔山气势巍峨，延河水清澈见底，中国革命的圣地张开了怀抱，迎接着李克农这位远行归来的战士。   
    李克农一家抵达延安后，毛泽东、朱德邀请他们在毛泽东住的窑洞吃饭。谈到李克农一行在赴延安途中的经历时，毛泽东风趣地说:“你们是冤家路窄，我们怕你们回不来了。”(当时驻守潼关的国民党负责人是徐恩曾―――早年李克农就在他的眼皮底下进行过情报工作)   
    毛泽东还开玩笑地问李冰:“你知不知道你父亲是什么人?他可是个大特务，不过他是共产党的大特务!”   
    在延安期间，李克农先后担任了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情报部副部长等职，被中央赋予情报、保卫工作的重任，赵瑛则被安排进社会部担任机要工作。   
    黄钢对延安时期的李克农有如下的描绘:   
    李克农是我在延安看见的文职干部中着装最为整齐的一个:他打着标准的绑腿，紧扣的风纪扣，军帽军服都极端正和整洁。初次见他时，他这种全副军人的着装就叫我注意，没想到他每天都是如此。因为在延安，所有部队以外的一般的干部，对于军服的穿着都是很随便的―――虽然那里是一个接近军事化或半军事化的社会。   
    1941年7月至8月，中共中央先后颁布了两个重要文件―――《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指出:中国共产党“现在已是一个担负着伟大革命任务的大政党，必须力戒空疏，力戒肤浅，扫除主观主义的作风，采取具体方法，加重对于历史，对于环境，对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具体情况的调查与研究。”   
    这些重要原则，给情报工作以有力的指导，使中共抗战时期的情报工作从单纯搜集警报性和保卫性情报转变为以搜集军政战略性情报为主。这是中共情报史上的重大转折。   
    李克农认真学习了中央决定，毛泽东“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主观主义是党性不纯的表现”的话，常常萦绕在他的耳边。他认为，情报工作就是搞调查研究，是一种高度科学的斗争艺术。在他的大力提倡下，情报保卫干部中兴起了调查研究、注重实际的风气。这一时期，中共情报工作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理论上都有了显著的提高。这段时间，李克农参与了中共在全国各地秘密情报组织的建设，派遣了大批情工人员深入日、伪、蒋的党、政、军、特机关，获取日、伪的军政战略情报和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情报，供中共中央决策。   
    李克农一贯主张将秘密的情报工作与公开的情报工作相结合，这不仅能扩大情报的来源，而且实践证明，这也是中共情报工作能够克敌致胜的重要方法。中情部成立后，专门设立了公开的情报研究机构，李克农多次指示各地情报组织，运用各种办法收集国统区和汪伪地区出版的报刊，及时提供给中情部创办的《书报简讯》社，经过综合、分析研究后，提供给中共中央。《书报简讯》所提供的资料，对中央领导了解国内情况，有很高的参考价值。中共在抗战时期为揭露蒋介石的投降政策而公布的国民党中委和少将以上人员投降日伪的名单，以及在1948年公布的国民党战犯名单，都是依据了中情部平时积累的人物资料，起到了打击和震慑敌人的作用。   
    1943年，毛泽东为《书报简讯》挥毫题字:“书报简讯办得很好，为党即是为人民服务。”肯定了简报的成绩，鼓励中情部的同志更好地工作。   
    1942年春，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其任务: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根本目的在于“在党内开展无产阶级思想同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主要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这是中共历史上的重要一页，也堪称国际共运史上的创举。 
文艺界的整风运动     
    1943年10月19日，毛泽东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解放日报》上全文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