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的人大宋的事

他们联合了李皇后的哥哥殿前都指挥使李继隆，还有参知政事李昌龄、翰林学士胡旦，准备赵光义去世后就把得了精神病的元佐扶上帝位。
  他们千算万算，却没有算到最终会被宰相吕端坏了好事。
  吕端被当时的一些人视为“糊涂”，赵光义当初也没有重视他，说他“不过能吃肉喝酒罢了”，后经寇准多次力荐，才发现吕端为人稳重镇静，又重新评价道：“吕端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并任用已经六十一岁的吕端为相。
  至道三年三月，赵光义去世，李皇后派王继恩召吕端入内议事，吕端已经知道赵光义病情危机，此时见并不宣召太子，断定事情有变。在这等大事上，吕端处置起来果然有章有法，他先把王继恩反锁在屋子里控制起来，然后一面派人去请太子，一面进宫见李皇后。
  李皇后提出“立长”，也就是要立元佐，吕端表示不同意：“先帝册立太子，就是为了今日之事。先帝刚刚去世，怎么能这么快就违背先帝的决定？”
  当太子赵恒已经坐在龙椅上准备接受群臣的朝拜时，吕端还不放心，到了殿上卷起帘子，看清了才下拜行君臣之礼。
  赵恒继位后，马上将李继隆加使相的荣誉头衔派出去镇守陈州，算是给了已经变成了太后的李氏面子。其他的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李昌龄被贬为忠武军司马；胡旦被开除官职，成了一介平民，流放到了浔州；王继恩则被没收财产，流放到均州看管了起来，两年后死去。
  这次政变没有成功，实在是大宋百姓的福气。政变表面上看不过是换了个人当皇帝而已，实际上外戚和宦官借助“拥戴”皇帝之机参与权力结构，在精神病皇帝的朝廷里，谁敢保证将来不会出现“跋扈将军”梁冀或“老奴做主”的李辅国之流的人物呢？
  外戚和宦官，在中国历史上历来就是搅局的角色，汉末动乱、唐末风云都闪现着他们的身影。
  赵恒在继位之初的表现很是厚道，不仅没有追究大哥元佐的责任（其实这个精神病自己都不知道有人要立自己当皇帝），还使他恢复了楚王的爵位，就连被自己老爸迫害死的那几位也都追赠了官职，赵廷美被加封秦王，赵德昭追赠太傅，赵德芳追赠太保。
  他还表现出拳拳爱民之心，免除了自五代以来百姓的欠税，还下令给三司，对茶、盐、酒等不再增加赋敛。
  爱民是一方面，赵恒对自己的要求也比较严，一次他在和宰相谈话时，说：“天下各州争相献什么珍禽异兽，还有什么祥瑞之物，其实对天下苍生有什么用呢？只要地方官能勤政，使百姓安居乐业、五谷丰登，他们就是贤臣，也是最大的祥瑞了。”不久，赵恒就下诏，不许再进献奇禽珍兽，也不许再报那些祥瑞。
  刚刚履新的皇帝英气勃勃，对一切都充满了信心。当年天空上出现了彗星，彗尾的光芒长有一尺多，彗星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可不是个好东西，它的出现被认为预示着灾难和不祥，现在好多人还把带来晦气的人叫“扫帚星”，扫帚星就是彗星。
  在古代出彗星可不是小事，其意义也不完全是一种天象，根据“天人合一”的理论，这是上天对人们的警示。赵恒马上召集群臣开会研究，他说：“这次出现的彗星很是不同寻常，这是为什么呢？”宰相吕端回答说：“根据星相分野，这次彗星的出现，应该是预示在齐鲁一代将有灾变。”
  中国古代哲学讲究天人合一，天上的一切都和地上的相对应，并且还相互影响，出现异象就是上天在预示着什么，这就叫做“天人感应”。具体到星相上，古人把星空划分成不同的区域，不仅对应相应的官职（从皇帝、宰相，一直到士、农、工、商都有），还对应不同的地区，这个就叫做分野，吕端就是根据彗星出现在星空的分野来判断将会发生情况地区的。
  天人感应的思想在传统文化里比比皆是，例如《吕氏春秋》开篇就是：“孟春之月：日在营室，昏参中，旦尾中。”讲的就是太阳的位置，然后罗列了很多春天里出现的现象，以及在春天应该干些什么，简直是无所不包。就连玄奥的奇门遁甲也是用八卦记载方位，配九宫记载天象、地象的交错，用八门记载人事，用九星八神记载周遭的环境，等等。
  既然是这么大的事，这些宋朝的“主要领导”开会讨论就不足为奇了。雄心勃勃的赵恒听了吕端的话，表示：“我竭尽全力为天下操劳，难道会丢掉一方不管吗？”他下求直言诏，并避殿减膳，对囚犯减刑，来禳解灾难。
  要说追赠官职、禳解灾殃不实在的话，赵恒在选拔人才上，可是非常务实的，他对知贡举翰林学士杨砺说：“选拔人才一定要注重出身贫寒的人，以有真才实学为标准。”他还把所有官员的历任官职、功劳过失编写成册，随时观看，来了解掌握情况。
  为了方便管理，赵恒下令把行政区域重新划分，定全国为京东路，京西路，河北路，河东路，陕西路，淮南路，江南路，荆湖南路，荆湖北路，两浙路，福建路，西川路，峡路，广南东路，广南西路等十五路。
  这里涉及到宋代的行政设置，宋代的地方行政机构设置是非常复杂的，简要地划分一下，基本上可看做是路、州、县三级地方政权。
  路相当于唐代的道、元代的省。路的主要机构是帅、漕、宪、仓四个监司。帅也称为安抚使，是一路高级军政长官，由文臣充任，但往往带都总管衔，统辖军队，掌管兵民、军事、兵工工程诸事；漕是转运使，其本职是经管一路财物，巡察辖境，稽考簿籍，举劾官吏，是事实上路的监司官；提点刑狱公事管司法，称为宪；提举常平司管赈荒救济事宜，称为仓。每路四个系统的长官，职权不同，相互牵制，这是宋代官制的一大特色。
  路下有府，但实际往往府、州、军、监并称。凡政治、经济、军事三者兼重的地方设府。府的地位比州略高一些；州等于秦汉时的郡，由二品以上的官员充任一州的长官知州；驻扎重兵的军事地区设军。军在唐代是一种军区，只管兵戎，宋代则成为兵、民、军、政合一的行政区域。设军的地方，一般是在边境或关隘要地。军与州、府并列；煮盐、冶铁等重要的工业地区设监。监实际上与县差不多，但因其直属京师，不为州、县所辖，因而也同列于州。
  县则是地方行政机构最低一级。为加强对地方政权的控制，经常由皇帝直接委派京官代本官去掌管一县之政，即所谓知县事，也就是一县的主要长官。知县因为是差遣，要比县的本官县令尊荣。
  赵恒设路为行政区之后，要求各路转运使轮流进京述职。这可是个很操劳的事，因为这不仅要听汇报，还要针对各地的具体情况作出相应的决策，由此可以看出赵恒即位之初，还是非常勤于政事的。
  在皇帝赵恒和群臣的努力之下，大宋的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商品交易也活跃起来。这个时期的对外贸易很是发达，为了加强对外贸易的管理，咸平二年九月，大宋朝廷在杭州（今浙江杭州）和明州（今浙江宁波）两个沿海港口设立市舶司，负责收购海外舶来的货物，一般都是用来专卖或上缴；接待各国贡使，招徕外商，并对外商经营进行管理和监督；管理本国商船及海外贸易征税等等。
  市舶司又称市舶使司、提举市舶司，其官员有市舶使、市舶判官等，一开始是由当地的知州或各路转运使兼职，随着海外交易的增多，成为一个专设的管理机构。后来宋朝的海外贸易增长迅速，新的市舶司也不断地在沿海口岸设置，到北宋末年已经多达六个。
  商品经济的发达，催生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当时四川流通使用的是铁钱，交易数额大的时候极为沉重不便，想象一下我们今天扛着一袋子铁钱气喘吁吁逛商场的样子，真该感谢轻巧易于携带的纸币的发明者。
  发明纸币的是当时执掌四川大权的张咏以及成都的十六家富商，他们在益州开了一家官商合办的交子铺，用纸币交子代替笨重的铁钱。交子的出现极大地方便了人们的大宗贸易，后来到了仁宗天圣元年（1023），交子改为政府发行，就更具备了现代意义上钞票的意味了。
  人见人爱的钞票出现在真宗年间，人见人爱的景德镇瓷器也是在真宗年间大放异彩的，虽说当时给皇家生产瓷器的官窑还没设在这里，但这里所生产的青白瓷已有“冰肌玉骨”的声誉，深得赵恒的喜爱。于是在景德年间，赵恒下令将这里所生产的瓷器进贡给朝廷，并将年号赐给了这个南方的小镇，从此这里改称景德镇。
  正当宋朝在蒸蒸日上发展的时候，辽国却杀了过来，冰冷的刀锋在阳光下闪耀着嗜血的光芒，文明的发展之路会被斩断吗？
  南巡的争论(1)
  这场战争并不是突如其来的，其征兆早就暴露出来。
  景德元年（1004）秋天，辽军的小股游骑便不停地进入宋境进行武装侦察，边境的敌情频频地被上报到朝廷。此时宰相已经是毕士安和寇准，他们分析这是辽军在挑衅，建议加紧拣选精兵猛将布防战略要地，防备辽军的大规模进攻。
  其实早在年初，宋军就开始感觉到辽国在加紧备战，便也开始在北部边境布防，大名、冀州、宁边军、定州等路都驻扎了军队，河北一带几乎成了兵营。
  随着天气的凉爽，草黄马肥，正是用兵的大好时机，辽国忙着调兵遣将，积聚粮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