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尚与哲学家

让—弗朗索瓦——后来亚历山大的征服又加重了这些接触，这一点尤其导致了希腊一佛教艺术的诞生。
马蒂厄——大约在八世纪，特别是在九世纪，佛教被受到赤松德赞（TrisongDetsen）国王邀请的莲花生（Padmasambhava）介绍人西藏。这位国王已经有了一位佛教师傅，想要建设西藏的第一所大寺院。国王根据他的导师的建议，邀请了当时最受尊重的哲人莲花生。莲花生现在被西藏人视为“第二个佛”，因为就是靠着他，佛教才在西藏传播。于是，这位师傅来了，并且监督西藏第一所寺院桑耶寺（Samye）的建设。他还最早将佛经从梵文翻译为藏文。他邀请了大约一百位印度的佛教大学者到西藏去，并且还派一些年轻的西藏人到印度学习梵文。随后，一个会集西藏翻译家和印度学者的团体在桑耶寺中存在了五十年，以翻译一百○三卷的《佛陀言语》和二百一十三卷的对这些话语的印度解释。在随后的两三个世纪里，又有别的西藏大师去印度，他们有时在那里居留十或二十年，将一些在第一次翻译大潮中没有被翻译的经文带到西藏。许多精神派系在一些特别杰出的大师的启发下诞生了，其中主要的有四个。佛教在西藏的繁荣于是就不断地继续发展着。
让—弗朗索瓦——当时在印度发生了什么事？
马蒂厄——在印度，在十二世纪末和十三世纪初，穆斯林对佛教的迫害达到顶点。已经处于衰落之中的佛教，这时又因那些巨大的佛教学院非常明显易见，而向人提供了一个易中的靶子。比方说，那烂陀寺（Nalanda）和超戒寺（Vikramashila）就在当时的一些最大的师傅指导下会聚了数千名学生。它们拥有一些巨大的图书馆，其藏书之丰富可与著名的亚历山德里亚图书馆相比。这些建筑都被摧毁了，书籍被烧，和尚被杀。
让—弗朗索瓦——佛教由于它的众多学院、图书馆和寺院而表现出特别的明显性，然而这种明显性就能够解释为什么它比进行了竭力反抗的印度教更加容易地被驱赶走？
马蒂厄——不仅仅是如此。由于一些不是很清楚的原因，佛教当时在印度已经开始衰落了。从六世纪开始，婆罗门教传统的复兴及佛教的某些观念在印度教形而上学的主要流派之一吠植多中的同化，一点一点地侵蚀着佛教的影响，而佛教在传播到全印度之后，又重新集中到了摩揭陀地区——即现在的比哈尔邦——和现今的孟加拉国中c强调非二元性的不二论吠檀多（Vedanta advaita），在批判佛教哲学的同时，却混合了佛教哲学的一些重要之点。这种影响多少填充了将佛教与印度教相分离的学说鸿沟。再则，印度在种姓制度方面受到强烈的攻击，而佛教则有意地忽视这种制度。另外，一些学术中心和寺院的重要影响确实也使这些中心和寺院容易成为穆斯林游牧部落的目标，它们有时将这些中心和寺院错当成堡垒要塞而不加以细致区分！
让—弗朗索瓦——佛教的某些思想是不是通过印度教而保存了下来？
马蒂厄——应当说它们是逐渐地被采纳，尽管在同时印度教哲学家们继续在学说方面攻击佛教。
让—弗朗索瓦——佛教于是就成了一种宗教的罕见事例之一，我们称之为宗教是为了用词上的便利，它被从它诞生并传播了一千多年的地理舞台上赶了出去。我们还可以举另一个例子：这就是哥伦布前的美洲宗教，由于西班牙——通常意义上说也就是欧洲——在拉丁美洲的征服，而遭到窒息、熄灭、部分根除。
马蒂厄——佛教也向南方分散，向斯里兰卡，然后向东方，以一种被称为上座部（Theravada）的形式，进入泰国、缅甸、老挝……它还向北方迁移，于六世纪以人们所说的大乘的形式进入中国，然后进入日本，在日本它主要发展为禅宗佛教，强调对于精神本质的观察。
让—弗朗索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到一九七０年期间，禅宗佛教是最著名的、在西方最流行的佛教形式。六十年代，在对西方文明的怀疑运动时，伯克莱的大学生们非常迷恋禅宗佛教。有些人甚至试图在这方面也进行一种政治学说与佛教的诸说混合，发明出了他们所称的“掸宗马克思主义”，它存活的时间不很长，我应该承认这个事实，但并不应该为之惋惜。
马蒂厄——禅宗佛教在西方一直是繁荣的。而有趣的是，在西藏，佛教的所有这些表象和层次，即人们所说的“三乘”，都被极为忠实地保全并维持下来，这使得一个个体能够将这些不同的教导层次纳入他的精神道路中。小乘，或者用一种更为恭敬的术语来说，上座部，意思是“长老言语部”，它的实践建立在世俗伦理和寺院戒律之上，建立在对通常世界的各种不完善和作为我们的绝大多数活动之依据的各种忧虑之无意义的静观之上。这些思考引导实践者希望从痛苦中和从由无数的生存构成的恶性循环即“轮回’冲得到解放。
上座部井不缺少对于邻人的爱和对于受苦者的同情，但是人们在西藏、中国和日本所见到的大乘，则尤其强调爱和同情。根据它的教导，如果一任周围所有的存在者仍然继续受苦，而仅仅将自己从痛苦中解放出来，这是徒劳的。道路的目标，从本质而言，就是为了他人的幸福而进行内心改造。在印度，特别是在西藏，还发展了第三个乘，即金刚乘，或者叫Vajrayana。它给前两个乘补充了一些精神技术，这些技术有助于人更快地使我们心中本已有的佛性现实化，实现现象的“最原始的纯净”。这种看法，不仅没有窒息同情，反而加深并加强了它。所以，地理环境和政治环境的汇合使得西藏将佛教的三乘纳入单独的一条道路之中。
让—弗朗索瓦——由于佛教所经历的磨难，似乎已经获得了一种跨国的使命，这也许有助于它当前在西方的前进。它不是与一种确定的文化联合在一起，尽管它在历史上曾经紧密地与一些不同的文化联合在一起。虽然西藏作为一种地理和精神的堡垒，在一千多年里有助于保存佛教的所有成分，佛教的教育还是分散到一些就像斯里兰卡和日本那样的不同的文明之中。佛教在它盛行的那些国家里是不是已经染上了这些国家的“颜色”了
马蒂厄——例如在西藏，原先存在着一种本地的宗教——苯教，它在某些表象上与泛灵论相似，但它也具有一种复杂的形而上学，并且一直存留到今天。在九世纪，在苯教与佛教之间进行了一些形而上学的辩论。苯教的某些习惯被采纳入佛教并“被佛教化”。一些类似的现象也发生在泰国、日本等地，而且无疑也会发生在西方。但是佛教的本质没有改变。
让—弗朗索瓦——这样一来，佛教的教导和实践不可怀疑地就有了一种世界性的使命。但是许多宗教都宣称自己有着一种全世界的属性。基督教明显如此，尤其是天主教，因为catholicisme（天主教）一词即来自希腊语catholicus，意思是“全世界的”。它常常窃取的以武力使人归依的权利也就是由此而来的。伊斯兰教也有一种全世界传播的倾向，必要时借助于刀枪。因为，在这些宗教中，要想成为它们的忠实信徒的一员，从一开始就必须答应信仰某些教条。而佛教就不是这样。它的世界性使命，我们不妨说，就是许可那些与它诞生地的文化不同的文化向它延伸，这样的世界性使命无论如何也不会要求一个新的信徒必须屈从一种信仰，更不会强制人屈从。
马蒂厄——佛陀说过：“不要由于尊重我而接受我的教导，要审查它，并且重新发现其真理。”他还说：“我给你们指出了路，该由你们去走。’拂陀的教导就像一本描述和解释通向认识道路的手册，他自己已经走完了这条路。要想成为一个真正意义的“佛教徒”，人们在佛陀身上寻求庇护，不是将他视为一个神，而是视为一个向导，视为觉醒的象征。人们还在他的教导，即佛法（达磨Dharma）中寻求庇护，这不是一种教条，而是一条道路。人们最终在群体也就是全体在这条道路上的旅伴中寻求庇护①。但佛教并不试图强行打开大门或使人改宗。这些对它毫无意义。
①这里的三个庇护即佛教所说的“三宝”：佛、法、僧。别，这些派别完全是欺骗，甚至有时是犯罪性的。因此，作为精神科学的佛教，它的真理和真实性就成问题了。
让—弗朗索瓦——正因为它不求助于在它看来实在是难以设想的强行改宗，佛教在一种与它诞生地的文明完全不同的文明中的嵌人，才是值得研究的；而且，如果这种嵌人还在坚持，则又是值得解释的。
马蒂厄——佛教没有征服的态度，它进行的更应说是一种精神影响。那些想要认识它的人必须自己走出第一步，通过他们自己的体验去发现它。此外，了解佛教在西藏和在中国盛行的方式是有趣的：一些伟大的哲人去那里旅行，他们的影响自然而然地将弟子们吸引到身边来，就像花蜜引来蜜蜂一样。
让—弗朗索瓦——在所有这些谈话中，我注意到了佛教语言的异常丰富的隐喻！……但这并没有使我不高兴。柏拉图也不断地求助于一些图像、神话和比喻。我完全赞同在哲学中引人诗歌，但我并不完全肯定诗歌足以回答人们提出的所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