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珅处世之道

和珅原想既叫富勒浑受到惩处，但又不要处以重刑，通过一打一拉，从而使其感恩戴德，俯首贴耳成为自己的党羽。本来阿桂处理此案是秉公办事，并无包庇之意，乾隆五十一年，经他审理后判富勒浑为斩决，下刑部狱。五十二年，经和珅活动后释放。五十三年，又查出他在闽浙总督任时对台湾总兵柴大纪贪劣罪行失察，而重新下刑部狱，论绞。但没多久又释放回家。乾隆五十四年，乾隆又以他在任时“废弛玩误”，把他发配到新疆伊犁。乾隆五十五年，又释放回京。嘉庆元年，又充军热河，不久又释放回家。经这几抓几放，富勒浑元气大伤，只好由人摆布了，这次回家后没多久，便一命呜呼了。
    通过以上数例，不难看出，乾隆中期以后，贪污行贿之风已相当普遍，差不多成了公开或半公开的事情。因为皇上需要的钱物，多来自和珅。在和珅的“教导”和逼迫下，各省巡抚不得不应酬答对，因此他们“出巡则有站规、门包，常时则有节礼、生日礼，按年则有帮费。
    升迁调补之私相馈谢者，尚未在此数也。以上诸项，无不取之于州县，州县则无不取之于民。钱粮漕米，前数年尚不过加倍，近者加倍不止，督、抚、藩、臬以及所属之道、府，无不明知故纵，否则门包、站规、节礼、生日礼、帮费无所出也。州县明言于人曰：‘我之所以加倍，加数倍者，实属层层衙门用度，日甚一日，年甚一年。’究之州县，亦恃督、抚、藩、臬之威势以取于民，上司得其半，州县三人己者亦半。初行者有畏忌，要一年，二年，则成为旧例，牢不可破矣。”因此，贪污追根穷底的话，和珅、乾隆难辞其咎。
    此外，和珅还掌握着各省地方官员向皇上进贡特产和其他礼物收退与否的大权。正如嘉庆皇帝所说：“只因和珅揽权、纳贿，迅遇外省督抚等呈进物件，准递与否必先向和珅关白，伊即擅自准驳明示有权。而督抚等所进贡物，在皇考不过赏收一二件，其余尽入和珅私宅。”这就是说，大量的珍宝珠玉、古玩书画被和珅独吞了，所以他家才有朝珠、挂珠200余串；有颗大宝珠甚至超过了皇上的御用之物。这主要是因为和珅常常把各地进贡来的方物，好的留给自己，次一点的才送进宫中；再则和珅也经常利用进宫的机会，把他看上眼的物件，顺手拿回家中，天长日久，和珅家的珍珠宝物甚至比起宫内来还要好，还要多。例如，曾任两广总督的封疆大吏孙士毅从越南归来，带回一个稀世珍宝，即用一颗大如雀卵的珍珠雕琢而成的鼻烟壶。他准备献给乾隆皇帝。一日，他正在皇宫门外等着上朝，正好与和珅相遇。和珅见孙手持一物，便问道：“公所持何物”，孙答说：“此乃一鼻烟壶耳”。和珅顺手拿过来一看，不觉一阵惊奇，赞不绝口道：“以此相惠可乎？”孙士毅一时感到很为难，“大窘曰：‘昨已奏闻矣，少选即当呈进，奈何？’珅微晒曰：‘相戏耳，公何小如是’。阅数日，复相遇直庐，和语文靖(孙士毅字)：‘昨亦得一珠壶，不知视公所进奉者若何？’持示文靖，即日物也。文靖方谓上赐，徐察之并无其事，乃和珅出入禁廷，遇所喜之物，径携之以出，不复关白也，其权势之恣横如此。”但是乾隆对此事历来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这方面从来就没有责怪过他，这就更加促使和珅肆无忌惮地侵吞官私财物，甚至宫廷中的珍宝了。
    此外，我们知道，和珅把持吏部长达数十年之久，控制科举亦有数年，故他利用手中职权，将好差使分给自己党羽和亲信，而不听话的政敌则被他以莫须有的罪名革职或降职。其亲信捞到各地的肥缺后，自然先把自己搜刮的财物先孝敬和珅。
    在地方上，由于和珅权倾朝野，和珅的属下便可为所欲为，别的官吏也会给几分薄面。
    如此一来，和珅提拔自己党羽亲信——亲信掌握实权——捞取好处孝敬和珅——和珅再度提拔亲信，造成一个循环式的网络，在这个网络中，和珅明显占据中心地位。这样，在乾隆末年，一个以和珅为中心的贪污网络就在全国形成了，非此贪污网络内的官员惧于和珅权势，也会逐步被其网罗同化进来，如此则愈演愈烈，甚至连和珅家仆也能贪污巨额财产。
    如是，天下成了和珅及其党羽分赃的天下，直到嘉庆亲政后赐死和珅，情形才略有好转。
笼络实战：三教九流，建立“朋友网”
    老狐狸结交“朋友”的标准，是不会单纯地看对方的身份和地位，而是对自己是否有用，当然一般情况下，有身份和地位的人用处更大一些，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用处。
    比如，老狐狸和珅为了能在复杂的社会中畅通无阻，左右逢源，和珅从不在乎自己朝廷大员的身份，广泛交友，与各界人士都有着深厚的关系，这种关系在他以后的人生历程中被证明大大有益，为他带来了各种便利。
    和珅的家奴，除了刘全是与他们兄弟从小在一起生活，关系紧密之外，其他大多是和珅发迹之后招来的家叮这些家丁出身复杂，有不少原本就是市井流氓，跟随和珅之后，仗着和珅的权势更加胡作非为。曾经有监察御史谢振定怒烧和珅之车的故事流传下来。和珅的手下大多都蛮横无礼，视律法如同儿戏，和珅用他们的也就是他们的野蛮强暴。每年收获的季节，和府的家丁就带着众打手和一本本的账目到属于他的田庄中收取远远超出普通地租一倍有余的租税，租种土地的佃户稍有不满，他们就会大打出手，行同强盗，和珅经营的当铺、高利贷等营生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靠了这些人才能够万无一失，日进斗金的。
    中国传统社会中，向来有所谓的“士、农、工、商”，把社会分为尊卑不同的四个等级，商人一直没有多少社会地位，即使是一个一文不名的读书人，在腰缠万贯的商人面前也丝毫不会觉得气短。古语又有“学而优则仕”，官员被认为是“士”阶层中的精英，更是不屑于与商人为伍。虽然到了乾隆朝，中国社会中的商品经济有很大发展，可在官员心中传统的价值判断还是没有改变，很少有官员愿意结交商人。和珅却不管这些，他看中的是拉拢商人的好处，最直接的是赤裸裸的权钱交易。到了清朝，社会中的商人尤其是江南一带的富商有的早已是富可敌国，而政府对商业的发展还是采取传统的“重农抑商”的政策加以限制，商人们却愿意结识朝中大官，不惜用大笔钱财换得交易中的种种便利。和珅曾主管户部，近水楼台先得月，他手中的职权与商人们结合在一起，顷刻间就可以化作源源不断涌入的金银，仅这一点，和珅就从他的商人朋友们那里获利良多了。另外，和珅为了即满足乾隆出巡、修建宫室等需要，又不动用国库的银两，总是号召各地官员、富商积极捐献，这时，结交商人的作用就显示出来了。和珅一声号令，富商们就会纷纷解囊相助，为和珅在乾隆面前赢得了无数恩宠。乾隆皇帝后期第五、第六次南巡，和珅就是把出行的花费、修建行宫、疏通河道、迎驾接待等大小一应事务全部交给江南一带的富商筹措资金，才能既不动用内务府的一分一毫银两，又让乾隆玩得心满意足，尽兴而归。有些富商也因为讨好和珅，得以入朝为官。前述扬州的大盐商汪如龙就是一个例子。和珅自己还经营着各种店铺，包括当时几乎所有可以赚钱的行业，这些经营也离不开各地商人的协助，单凭和珅一己之力，是无论如何难以维持的。
    当然，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最有力的还是读书人，虽然古语有云“百无一用是书生”，但传统的价值观念中，读书还是有着较高的地位，而且知识和学问一旦被用来从事不法的勾当也会比无知的人做得更加巧妙和严密。和珅自从把学富五车的吴省钦、吴省兰兄弟收到麾下后，就如虎添翼，他们兄弟为和珅出了不少奸诈的主意。吴省钦出任直隶学政，主管乡试期间，营私舞弊，按考生进献的银两的数目排列名次，做得过于明目张胆，被李调元抓住了把柄，要向皇上弹劾他。李调元是乾隆朝进士，曾任考功员外郎，此人为人正直。他得知了乡试的内幕之后，就写了一份奏折，向皇上揭发吴省钦。孰料，奏折先落入了和珅手中，和珅也不禁有些担忧，因为吴省钦出任学政是他一手保荐的，吴省钦若是出了差错，他也逃脱不了干系。和珅急招吴省钦前来，商议对策。吴省钦想出了一条毒计要治李调元于死地。和珅见他设计得天衣无缝，万无一失，也就放下心来，叫他放手去干了。
    吴省钦设下了一个圈套，抓住了京城钱库守护头目的把柄，要挟他们去偷库银，两个小头目陷入了别人手中，无可奈何，只好趁夜在守库兵士的饭盒中下了蒙汗药，将他们麻醉，潜入钱库胡乱窃出了一包金银，交给吴省钦。吴省钦又派出心腹手下，将装有库银的包裹趁李调元家人不备丢人他的花园中，隐匿起来，这些准备都做好后，他便告知官府，说钱库被盗，有人发现李家家人由钱库旁经过，鬼鬼祟祟，形迹可疑。知府带兵到李调元家中查抄，轻而易举地就找到了隐匿的包裹，打开一看，果然是失窃的库银。知府当即喝令手下兵了把李调元捆绑起来押入大牢。和珅马上向乾隆上奏这件事，要求对李调元处以大辟之刑，置他于死地。乾隆素闻李调元才华盖世，有心袒护于他，免去他的死罪，改判为流放伊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