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花·校草

郑老师神气十足呢。“玩，玩！” 
  大家欢呼呐喊：“玩，玩，玩！” 
  对，玩，是我们的天性，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在玩中长身体，长知识，长才干。可是多少年来，我们玩的权利被剥夺了。 
  郑老师心血来潮，好像年轻了10岁，兴致勃勃地喊道：“对，让我们Ｃ班成为快乐的大本营！” 
  我们又一次鼓掌，伊亮用拳头擂打着课桌椅。 
  “对，开心一刻！” 
  “第二起跑线！” 
  “拓展训练！” 
  跃跃欲试，摩拳擦掌。 
  “孟哥，你叔叔又有生意啦！”伊亮大喊大叫，“可以出风头了。” 
  “档次太低了，我给中央电视台青少年部去个信。那位部长是我叔叔的战友的战友。以前还到过我家，和我们全家人合过影，留过念。”杨林不慌不忙地瞎吹，“我坐在中间。” 
  孟空军觉得矮了一大截，不甘示弱：“部长的权力有多大？中央台的台长，是我叔叔的老上级。又是同学——省党校的同学。我爸说，党校的同学，都吃过鸡血的。” 
  “这些关系，以前怎么从未听你讲过一回？”杨林大声质问。 
  孟空军有点结结巴巴了：“我……我……谦虚吧！”最后嘿嘿地笑了。 
  伊亮个头不大，声音特别大，成反比：“郑老师，我爷爷曾经为中央电视台的大本营画过画，写过字，布过景。那全是真的，那年春节的快乐大本营中的‘恭贺新春’四个大字就是我爷爷亲手写的。” 
  “狗皮膏药！”孟空军又把矛头对着伊亮。 
  伊亮笑哈哈地手舞足蹈：“牛皮不是吹的，火车不是推的！” 
  郑老师大声宣布：“我们要珍惜这个暑假，玩，好好地玩！不会玩的是笨蛋，会玩的是人才；会玩，玩出水平来，是一种高素质表现！” 
  哪个老师有如此天真浪漫？哪个老师敢对自己的学生说出这种话来？只有我们这位罗曼蒂克的郑老师。我们被压抑的心情像海潮那样沸沸扬扬起来，我们的掌声、欢呼声、拍桌击椅声，乱七八糟地响起。我们沉浸在欢乐和幸福之中。 
  “今天下午，召开班干部会议！”郑老师手一挥，表示可以解散了。 
  “三级干部会议”决定：自由组合，人尽其材，量体裁衣。 
  大家都愿意参加快乐的大本营。 
  这个“营”阵容最大。开始只有几个父母都下了岗的同学没敢报名。后来由于王娜爸爸的赞助，大家都在营旗下集合了。阵容庞大，实力雄厚，组织力量也很强：郑老师任政委；我任营长；孟空军任副手；宣传干事是王娜；生活委员是杨林。 
  我自然感到光荣，因为大家确确实实把我看作一条龙。但我更感到责任的重大。我想：郑老师这个政委的架子是虚设的；孟空军办事热情高，但不扎实，毛手毛脚的，要是出了事，担于还得压在我头上；王娜搞宣传，叫叫喊喊的，还不只是个花瓶？杨林有活动能力，有组织才干，大家对他都还感兴趣，但是他缺乏吃苦耐劳精神。 
  我们40个营员，经过20个小时的“急行军”，于8月3日到达首都北京。这里并不是我想像的那样，处处高楼林立，耸入云天。而是既有直冲云霄的大厦，也还有别具民族风情的平房——四合院。我们利用休息的时候，在四合院里倘祥着。听说老舍的写作生活就是在四合院里度过的，这更增加了我们欣赏四合院的吸引力。我们在一个四合院里受到了一位“老北京”人的热情接待。他向我们介绍北京的悠久历史，北京的文化风俗以及北京的发展建设。 
  “登长城了没有？”北京爷爷须发全白，但声音还很宏亮。 
  我说：“还没有登长城。” 
  老爷爷粗大的手拍打着我的后脑勺说：“毛泽东先生说，不到长城非好汉。这诗句的气魄宏大，哲理深远。你们应该是改革开放时期的跨世纪的好汉啊！到了北京而不登长城，那是人生最大的遗憾。原先有个西方朋友来中国开会。临别之际，他还抓紧时间到长城上照个像呢。他也知道‘不到长城非好汉’这句诗呢！” 
  我们的计划是先参观十三陵。 
  因为我们听老师介绍过，十三陵是明万历帝王的陵墓——即明代十三个皇帝陵墓的总称。在北京的天寿山，其中还有皇帝皇后的合葬墓。这种合葬墓，规模最大，气势最雄伟，陪葬品最多，又最豪华。人们从这里可以看到封建帝设的；孟空军办事热情高，但不扎实，毛手毛脚的，要是出了事，担子还得压在我头上；王娜搞宣传，叫叫喊喊的，还不只是个花瓶？杨林有活动能力，有组织才干，大家对他都还感兴趣，但是他缺乏吃苦耐劳精神。 
  我们40个营员，经过20个小时的“急行军”，于8月3日到达首都北京。这里并不是我想像的那样，处处高楼林王的奢侈，可以看到劳动人民智慧之结晶，可以发思古之幽情。但是，北京爷爷的话改变了我们的计划。而长城，它的雄伟壮美，它的历史意义，是决非十三陵所能比拟的。我们知道长城的战略意义，我们会唱《长城谣》，我们会讲孟姜女哭倒长城的故事。所以我们一致决定，先登长城，先睹为快吧！ 
  我们攀登八达岭真有味。我们负重攀登。这可真是磨练人的好时机。我们这些从未爬过山涉过水的孩子们，一个个捂着肚子喘粗气，个别同学经不起这严峻的考验，倒下了。第一个倒下的是宣鼓队的王娜。那大胖子何方，也像得了老年病似的，满脸充血，全身瘫软。天气太热了。真想不到，北京的夏日竟比南国的秋老虎还恶。休息了一阵，继续往前走，向长城入口处进发。没有水喝，可汗还照样往外奔流。我和孟空军好不容易才“调”来了一辆车。大家呼啦一声上了车。可是坐了个把钟头，车只前行了几十米。那真比蜗牛还走得慢。啊，不知什么原因：堵车了！我们的车被前后左右的车包围着。车皮被太阳的热能烧得直冒火星。我们坐的不是汽车，是火炉子。不少从来没有晕车习惯的同学，晕车了，车前车后，呕吐一片，好像同时吃了什么毒药一样。这时我们一边自救——饮十滴水，一边挤下车厢。郑老师自己也头晕眼花了。他宣布：赶快下车，放风自救。我的遮阳帽虽然有电扇实实地转着，但那点微弱的风，是杯水车薪，顶啥用？放了一阵风，我们的病基本上好了。等得不耐烦的车主催我们上车。我们望而生畏，谁还敢自寻苦吃？可是车主——个彪形大汉阻住我们的前路，不让我们走。我们要走，他们要堵，两方面吵了起来。我们用湖南话骂那车主，骂他欺侮外来学生，要钱不要脸。伊亮还骂了些粗痞话。那车主只知道我们在恨他，骂他。但我们究竟骂了些什么话，他有时也许一知半解，有时也许全然听不懂。他骂我们的话，我们全听懂了，他骂我们“龟孙子”、“兔崽子”。正当我们骂得热火朝天的时候，一位戴墨镜的青年人跑步而至，我们敏感地意识到那人是记者。他的形象、他的声音，和我们从电视里看到的听到的完全一样。 
  那青年人后面又跟上来一背着摄像机的女青年。女青年赶快问我们：“你们是从哪儿来的夏令营？” 
  我把营旗一展，说：“毛主席的故乡——湖南江南市。” 
  男青年和女青年一听我们说是湖南的，马上向我们郑老师伸出手。 
  郑老师激动地说：“欢迎你们指导。中央台的吗？” 
  “对，青少年节目制作部的。北京人民欢迎远方的客人。”男青年自我介绍，“我姓杨名波。” 
  “杨波同志好！”郑老师把杨波的手握得紧紧的。“我姓郑，郑重的郑。” 
  “她姓江，名浪！”杨波指着女青年向郑老师介绍。 
  “江浪小姐好！”郑老师又伸出了手。 
  杨波使劲地用宽边帽扇风：“那车主怎么啦？” 
  郑老师摆摆手：“算了算了，小矛盾。” 
  王娜尖声叫道：“他要敲我们外来人。” 
  江浪不容分说，马上准备曝光，向车主走去。车主忙用两手遮住自己的嘴脸。 
  “还欺孩子们吗？我请你到焦点访谈栏目中去当话靶子。”杨波大声说。 
  车主悄悄地把车开走了。 
  杨波对着对讲机说了几句话，一会儿，一辆采访车开来了。 
  “郑老师，咱们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今天咱们在这里相聚，真是缘分好哇！我们现在同你们一块儿活动好了，怎么样？” 
  我们热烈地鼓掌。 
  “上车吧！挤一挤。”杨波指着采访车说，“要不然，就分两批。” 
  “不。杨叔叔，让我们‘劳其筋骨’，步行到长城入口处。” 
  王娜大声朗诵起毛主席的词《六盘山·清平乐》来，何方吹起了进军号。说来也巧，一声霹雳，给我们送来了暴风骤雨，这是战斗的洗礼，我们一起背诵起高尔基的《海燕》来。我们终于来到一个高高的烽火台上。我们欢呼，我们跳跃，那种“好汉”的豪情，那种成功的喜悦，那种登高望远的兴致，真是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