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在这里哭泣

清王朝崩溃后，中国限入了长达四十年的血腥战争，几万万人口死于非命，生产力遭受极大的破坏。 
  一九三七年，日军占领了中国的首都南京，屠杀了三十七万手无寸铁的中国平民，旅顺的惨剧又一次在中国重演。 
  一九四五年，苏联红军进入东北，俘虏了清王朝末代皇帝溥仪和漏网的满洲权贵，把他们押往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在坚硬似铁的冻土上开荒服苦役。这些昔日的皇帝和王公大臣，现在连普通的百姓也当不上，成了人类最低贱的囚徒。 
  现在我们设想一下，如果当初光绪皇帝变法成功，中国不但会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满洲权贵也会照样在花花世界过着荣华富贵的生活，并象英国王室一样受到全体中国人民的普遍尊敬。 
  历史呈现一个定律，反对变法的既得利益阶层，在变法失败之后往往付出最为惨痛的代价。 
  中国人对戊戌变法的失败最为痛心疾首，因为中国失去了一次巨大的机会。如果中国变法成功，中国不但可以赶超日本免受外侮，避免长达半个世纪的血腥战争，还可最大限度地利用二十世纪世界科技革命的成果，使中国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军事强国。 
  如果中国人能够自此正确对待理性的社会变革；如果既得利益阶层能够眼光远大一点，放弃既损害国家民族又给自己留下无穷后患的既得利益；如果统治者能记住前车之鉴。如果......中国还是有机会的！ 
  可历史上哪能有那么多如果！ 
  中国要富强！中国要变革！历史留给中国人的机会已经不多了。
 ·第9章
士大夫的悲哀 
 
（一） 
  中国的集权专制社会能够维系两千一百年之久，科举制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如果不是西洋文明的强制性介入，今天的中国人也许仍跪在达官贵人面前三拜九磕。在中世纪，通过竞争性考试选拔官吏的人事体制为中国所独有，因而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士大夫阶层，即专门为做官而读书考试的知识分子阶层。 
  士大夫是中国社会特有的产物。事实上，士大夫即知识分子，在儒家学派定于一尊之后的漫长年代里，当然专指儒家学派的知识分子，有时也笼统称之为"读书人"，当然读的是儒书。在专制社会的中国，他们以作官为唯一职业，所以更精密地说，士大夫即担任政府官员的知识分子，包括现职官员，退休官员，和正在苦读儒书，将来有可能性担任官员的人物。 
  士大夫和知识分子又不是一个完全等同的概念。士大夫都是知识分子，但知识分子不一定是士大夫。士大夫专指那些以做官为唯一目的知识分子。十九世纪以前的中国，士大夫和知识分子很难区分开来，因为那时读书人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当官，只有极少例外。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与当官没有必然联系，但只要有机会当官，很少有知识分子会放弃这个荣耀。因此中国知识分子与士大夫在血统上是一脉相承的，本文的主题"士大夫的悲哀"也可以说成"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哀"。 
  这里有必要提及一下中国的科举制度。科举制度起源于隋王朝，到唐王朝才成为一种备受尊重的制度。最初目的是变革门第世家独霸政府的不合理现象，通过公开竞争性考试向平民阶层选拔新进官员，凡考试及格的知识分子，不问门第出身，一律委派官职。因此，科举制度在早期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它对提高整个统治阶级的整体素质，扩大政府的统治基础，促进社会公平方面有着不可磨灭的积极作用。这个进步合理的制度，因为唐以后的政府给予了过高的重视，才日益变得不合理起来。宋王朝时，考试及格人士所受的重视在今天的读书人看来简止不可思议。当进士及第的高级知识分子结队朝见皇帝通过街市时，首都开封就好象疯狂了一样，万人空巷。到了明王朝，科举成为知识分子的唯一出路，非进士出身的人无论贡献多大，都不能担任宰相或部长级高级官员。不通过科举考试知识分子就没有任何出路，汉唐王朝时还有学校一途，明王朝的学校不过培养参加考试的人才；汉唐王朝还有立功边疆一途，明王朝则没有任何其他机会。科举考试的重视程度步入了一种畸形状态，成为社会停滞不前的罪魁祸首。 
  科举制度在中国实行了一千三百年（只十三世纪蒙古帝国时中断数十年），直到二十世纪初叶才被废止。在此一千三百年中，成为儒家学派知识分子所追求的最高目标。科举制度的主要功能，是使政权向下稍微作一隙的开放，使拥有相当资产的平民有机会借此一隙狭缝，爬到政权高峰；但也使帝王用它来控制知识分子。这些被长久控制的知识分子，在帝王和平民之间形成一个新的统治贵族，使本来应该和平民结合推动社会变革的力量变为维护专制体制的力量。尽管科举制度对中华文明有利有弊，但从总体上来看弊大于利。中国国力的衰弱就是一个最好的说明：在发明科举制度以前，中国一直很强大，中国人以饱满旺盛的精力，生龙活虎一样使山河动摇，从未被外来的野蛮民族征服过，相反还不断打败北方那些强大的游牧民族，把他们的领土并入中国版图，把他们的人民强制性地融入汉族这个大家庭。被中国击败在北方无法立足因而被迫西迁的北匈奴汗国，居然成为整个西方世界的巨大压力，引起多米诺骨牌式的民族大迁徙，强大无比的西罗马帝国在它的手中连吃败仗并进而支离破碎，可见中国当时强大到何种地步。自从有了科举制度，中国的国力日益衰弱，在对外战争中连吃败仗，一直处于被动挨打的地 
位，且先后两次整个国家被蛮族征服，全体国民沦为亡国奴。这就是科举制度惹的祸。 
  科举考试和十九世纪后期西方文明国家兴起的公务员考试不同。一是考试的内容不同：科举考试的内容相当狭窄，只考儒家学派的九本儒书，考生答题不能有自己的观点，而是代"圣贤"立言。公务员考试的内容相当广泛，不但考核与办理公务有关的专门知识，而且还考核自然社会科学的基础学科等通才知识，公正地评判一个人的综合素质。考生答题要有自己的观点，尤其重视考生独立思考的能力。二是考试的目的不同：科举考试的目的是做官；公务员考试是为国家选拔办理公务的合格人才。在"官本位"的中国，官僚是人上之人，拥有很多特权；公务员则是普通国民，没有任何特权。 
  西方的知识分子因为掌握了自然和社会科学的缘故，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主导力量，因此他们是所在国家的先进阶级，是社会的进步势力。中国专制社会的知识分子所学的知识则与自然社会科学无缘，他们的知识面极为狭窄，所受的全部教育和所学的全部知识仅限于儒家学派呆板僵硬的教条，教材不是"四书"就是"五经"，课程则主要教授如何作八股文和如何应付科举考试。因此，中国知识分子充其量只是儒家学派的修士或传教士，不是国家的先进阶级和社会的进步力量。相反，因为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保守崇古，反对任何形式的社会变革，儒家学派的知识分子也就不自觉地扮演了阻碍社会前进的角色。至于知识分子中的士大夫，因为沾染了中国官场特有的腐败气息，就更不可能成为进步力量了。在封建社会前期，儒家思想里面还有部分合理内核，那时的知识分子因为识字较多见识较广的缘故（普通百姓则目不识丁足不远行），还可勉强跻身于社会前列。到了宋王朝，儒家思想已开始僵化，儒家学派中最为机械保守的宗派--理学道学成为帝王钦定的中国社会正统思想，本来就少得可怜的一点理性火花不再闪现，儒家思想也因此变得更加保守刻板更加不合时宜，儒家学派的知识分子也因此由社会的进步力量变为阻碍社会前进的力量。尤其是到了明清时期，文字狱和八股文的出现，儒家思想蜕尽了人情味的外衣，只剩下死硬刻板的教条。知识分子残存的一点灵性也被无情扼杀，没有自己的思想，更没有自己的感情，不知道人类还有别的知识和别的情操，只知道如何做八股文和如何做官，成为社会最为可悲可哀的阶层和社会前进的绊脚石。自辛亥革命以后，知识分子终于从"四书""五经"中解脱出来，但儒家思想并没有随之退出历史舞台，它的影响是无处不在的，在一定时期内将长期存在，对知识分子的灵魂产生潜移默化的毒害。今天的知识分子虽然不象明清时期的读书人一样皓首穷经，作茧自缚，以做官为第一要务，但他们的脉管内仍流着传统儒家知识分子的血液，个性品格、人生品味和价值取向受士大夫的影响很深，如果拿官帽子在他们眼前晃几下，不为之心动的没有几个。 
  我在文中一再地提到知识分子，似乎偏离了主题，其实是为了加深读者的印象。今天的中国人对士大夫这个名词不太熟悉，但对知识分子则耳熟能详。前文已经说过，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和士大夫同气连枝，谈知识分子也就是谈士大夫。下面又开始言归正题了。 
  （二） 
  在中华文明史上，士大夫扮演着受压制受迫害的角色，处境一直很被动；一旦与其它权力集团发生利害冲突，失败的总是士大夫，明末"东林党"的惨剧就是一个最有说服力的例证。尤其是到了近代，知识分子连最后的一点自尊也毁灭殆尽。士大夫的悲剧，当权者的责任不容推卸，他们认为读书人不好糊弄，而统治者或多或少都有点愚民的倾向，因此他们在感情上排斥知识分子；除此之外，知识分子自身的品格缺陷才是一切不幸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