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在这里哭泣

那些应试的士人为了引起公主的注意，常常的应考的文章之前加上一篇离奇曲折的趣闻轶事，以激发公主的兴趣。中国最早的小说就是这样产生的。如果这篇题外文章情节引人入胜并足以打动公主的芳心，就算应试的那篇文章写得不怎么样，也照样能够得到公主的青睐并金榜题名。为了矫正这一弊端，宋王朝为科举考试制定了一整套应试士人必须严格遵守的强制性纪律，使科举制度真正走向正规化。考试及格人士所受的重视使人神魂俱醉。当进士及弟的高级知识分子结队朝见皇帝通过街市时，首都开封就好象疯狂了一样，万人空巷。当时有人感慨说："纵使一位大将，于万里之外立功灭国凯旋归来，所受的欢迎也不过如此。" 
  科举制度的副产品是制造了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知识分子阶层。如果认为这个阶层是中国的先进阶级，那就有失偏颇。中国的知识分子与西方的知识分子有很大的区别。西方的知识分子是自然科学 
和社会科学的知情者，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主导力量；中国的知识分子对这两方面的知识则知之甚少，他们的知识面相当狭窄，所受的教育仅限于九经的九本儒书，考试的目的又仅仅限于做官。儒家文化的精神是保守落后的，因此儒家文化的掌握者--知识分子也就先进不到哪里去。他们自认为是天之骄子，但思想保守，默守成规，对任何形式的社会变革都有强烈的抵触心理。即使有王安石、康有为等极少数知识分子站在时代的前列，喊出了震聋发聩的最强音，也不能改变整个知识分子阶层保守落后的大趋势。事实上王安石、康有为之流已经超越了自己的阶级，是知识分子的精英。唐王朝以前，中国一直在向前走，一直以强大的姿态出现在世界民族之林，生龙活虎一样使山河动摇。唐以后的中国则日趋衰落，一天天走下坡路，甚至整个中国两度被外族征服。尤其到了明王朝以后，知识分子日益成为阻碍社会变革前进的力量，使中国在近现代大踏步地后退，远远地落在西方文明国家后面。这也许是科举制度惹的祸。十九世纪中后期，日本和中国都由政府发动组织了一次变法运动，即"明治维新"和"戊戌变法"，但日本成功中国失败，结果日本成为一流强国，中国则成为最不文明国家，原因就是日本没有知识分子阶层，变革遇到的阻力也就小得多。 
  在这一章将要结束之际，我要提醒大家记住这样的一个光辉事实，唐帝国是当时已知的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强国，首都长安是一个国际性的大都会，就象今天的美国和纽约一样，世界各国的人才都拚命往中国跑，并在长安定居下来。唐帝国的缔造者李世民大帝当政时期，中国出现了历史上唯一的一个没有贪污的时代--"贞观盛世"。这说明贪污并非是不治之症，是能够消灭的，关键是要建立一个科学理性的政治体制。 
  三、明王朝作茧自缚 
  明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罪恶深重的王朝，它对中华文明的伤害在于它的缔造者朱元璋创立了一整套野蛮邪恶的制度，窒息中华民族的生机，践踏中国人的尊严，毒害知识分子的灵魂，造成中国几百年的落后，由天朝大国堕落为东亚病夫。明王朝灭亡之后，这些制度的负面影响仍然存在，遗害中国几百年之久，今天的中国人仍能强烈地感受到它的毒害。 
  （一）、摧残人权和秘密警察制度的建立。 
  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廷杖和锦衣卫 
  廷杖就是在大庭广众之下用木棍打罪犯的屁股。这是一种极端痛苦的刑罚，受刑人痛苦难忍，禁不住大声哀号，丑态百出。一个人如果被处罚廷杖一百以上，他所接受的就与死刑无异，而且是极端丢脸的死刑。这种刑罚所造成的肉体上的伤害也许是次要的，精神上的伤害才是主要的。因为廷杖的对象主要是社会上流人士，他们平时比普通人更看重面子和尊严，现在让他们在众人面前出尽洋相，那是比砍头还要严重的丢脸事件。受过廷杖的人如果能够屈辱的活下来，人性的尊严也就不复存在，没有尊严的人什么下贱事也干得出来。 
  廷杖是对人权最大的摧残。在廷杖制度下，上自宰相，下至平民，没有人能维持人性的尊严。中国人的自尊就是在廷杖的淫威下一步步地毁掉的。 
  "锦衣卫"就是皇家特务组织，职能是逮捕审讯谋反和大奸大恶之人。中国人的特征是出奇地忍辱负重，谋反的案件毕竟少之又少，于是锦衣卫的职能转变为专门迫害人的机构，后来进一步转变为迫害正直人的机构。锦衣卫的审讯一律是刑讯逼供，用难以忍受的酷刑索取口供，不是要审问你犯了什么罪，而是要你承认早就拟定好的罪状。明王朝中后期，除了锦衣卫外，还增设了相同性质的"东厂"、"西厂"和"内厂"，本已遍布全国的秘密警察，遂相互交错，密如蛛网，街头巷尾的一举一动，夫妻争吵和市井打斗，早上发生，晚上就传到皇帝耳朵，公民的隐私权和人身安全权自此不复存在。人权进一步地受到践踏。 
  （二）、绝对专制制度的建立 
  秦王朝开创的中央集权专制体制在中国延续了一千五百年之久，严重压抑了中华民族的生机和活力。明王朝又进一步把这种体制推向极端，建立了一整套绝对极权专制制度，使残存的一点生机被最后扼杀了。 
  朱元璋得天下后，为了防止大权旁落，撤销了中书省编制和宰相职位，擢升六部（吏、户、礼、兵、刑、工）为一级中枢机构，各部首长直接向皇帝负责，皇帝不再设立助手，而直接向各部发号施令。也就是说皇帝把所有的行政权力都抓在自己手中，各级政府官员只需要机械地秉承皇帝的意旨办事就行了，不允许有任何变通和创见。已经够专制的政府，此后进入了更绝对的专制。先前皇帝只管大事和大的案件，次要的事则交给宰相办理，宰相只需定期向皇帝报告政务就行了。各地呈上的奏章先由宰相批阅，宰相把认为重要的奏章上呈皇帝，其余的则自行处理，然后把处理结果给皇帝汇报。现在皇帝没有助手，事无巨细都要皇帝亲自过目，这种措施虽有效地防止了大臣揽权，但只适用于行政区域不大的小国寡民。象中国这样幅员辽阔地方相差悬殊政治复杂多变的庞大帝国，靠皇帝一人的智力和精力是肯定应付不了的，即使勉强应付得了也难免失之草率。朱元璋在位的后期，平均每天要亲自批阅一百五十件奏章，裁决四百种案件。假定他一天工作十个小时（这对于一个老人来说已经是超负荷的工时了），那么他平均一分钟就要批阅一件奏章或裁决一种案件，这样惊人的工作量是不可能讲究质量的，何况天天如此，神经不能松弛，间隔一天次日就得把功效提高一倍。从前有宰相可以帮助皇帝，如今没有人能为他分担，他也不准别人分担。如果皇帝懒惰昏庸，政务就会大量积压，政府将陷于一种"不作为"的状态，政治出现全面或局部瘫痪。 
  义务和责任往往是和拥有的权力相对应的。政府官员手中无权，责任心也就会大打折扣，积极性和主动性无法调动出来。每个官员在政治上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智力和精力不是用于治理国家大事，而是用于贪污、内斗、跑官和结党营私。结果民族的生机窒息了，官吏的品质堕落了。 
  （三）、对知识分子的毒害。 
  文字狱摧毁了知识分子的个性；八股文毒害了知识分子的灵魂。 
  文字狱就是因文章招来的刑责，但和今天的文章侵权不同，它的特征是当权人物对文字的歪曲解释而起，是当权人物神经过敏作贼心虚的一种反应。一个单字或一个句子，一旦被认为诽谤元首或讽刺政府，就可能惹下杀身之祸。于是知识分子除了被"诬以谋反"外，又多出一种纯属于文字的灾难。知识分子为了不致因文惹祸，只有封闭自己的思想和灵性，违心地写一些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之类的马屁文章，或一头埋在故纸堆里从事毫无意义的"考据"和"较订"古籍。良知未泯灭的人则干脆封笔，听任自己的艺术才华湮没无闻。中国悠久而光辉的文化发展致此出现了断层，文学艺术从此远远地落在西方文明国家后面。这个罪恶的制度被以后的历代统治者继承发扬，成为中华文明最大的污点。继明王朝之后的清王朝把"文字狱"推向一个新的高峰，先前还一人做事一人当，只杀作者不殃及无辜，"雍正""乾隆"朝则把因文获罪的知识分子殊连九族。如戴名世案全族处斩；吕留良案子孙处斩，妻女发配黑龙江；卢鲁生案除了主犯父子处斩外，受牵连定罪下狱的达一千余人。即使到了以"三民主义"为立国纲领的民国，也不断有作者因文章与政府不合拍而被关进监狱或绑扑刑场。鲁迅的杂文《为了忘却的记念》就是为悼念被政府杀害的五个青年作家而写的。 
  科举制度到了明王朝已步入了死胡同，不但考试范围限定在"四书""五经"；还特别颁布了一种试卷格式，规定应考的知识分子必须使用"八股文"。 
  "八股文"是一种文章体裁，一篇文章中，不多不少恰恰包括八股--一股即两个或四个完整的句子。但八股文主要的特征不在形式而在精神方面，即内容方面。作"八股文"不能发挥自己的见解，而 
是代圣人说话，看起来四平八稳，面面俱到，实际上什么也没触及，写出来的全是没任何实质意义的"假话、空话和套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