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我一辈子去忘记

时代
有一天下午，在家里看一部清末宫廷的电影，让我想起小时候看过的连环画《清宫秘史》。在一个小孩子的眼里，那是个阴森幽闭的世界，黑白的图案印在粗糙的底子上，线条对照都有点模糊，更有一种魅惑怪异的气氛。时代已经轰隆隆地向前去了，里面的人还是毫无觉察，只是身不由己地表演着戏剧化的人性，极端地膨胀，紧张的扭曲，不动声色地蓄势待发。然而这末代已无华章，连一个帝国的终结也称不上苍凉，只是衰败，被寒夜里大雪沉默覆盖。
看完影片，我站起身，拉开窗帘，初秋下午宁静的日光铺在桌上，外面是婉转的鸟鸣，人生安适而满足。我忽然记起去年元宵夜，我与同事参加报社的游园灯会，红灯照眼中，与人群摩肩接踵。忍不住对同事讲，“活在太平盛世真好。”那一刻。我突然明白日本一位作家文章里说的——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做一个盛世里着五彩衣翻斗为乐的侏儒。原来那样的卑微里也有无法形容的安乐。
爱
有一段时间跟一个小女孩呆在一起，在夜里不断地醒来给她盖被子，端祥她熟睡的脸。在公园坐水上滑梯时托住掉下滑板的她，在水泥的隧道里划了一身的伤。在雨里弯下身覆盖她……然而，终于要送她回她母亲那里去了，她很兴奋，一大群人来接她。我蹲下身，她亲亲我的面颊。我问她，“你会记得我吗?”她点点脑袋，“会的。”我知道她只是个孩子，很快她会忘记我，然而还是不免惘然。他们都走了，我还是一个人黯然地站了很久。
一个人一生中也许被默默地爱过，他(她)可能一直没有觉察，一辈子也就那样过去了。那爱怎样地刻骨，都像没有发生过。
昨晚下了节目，走下楼梯，听到楼上直播间里的电话铃响，一声一声，始终没有人接。但是铃声一遍遍响下去，听上去像一个人一肚子的话说不出口，满腹的焦急、求恳，流不出的眼泪，说不完的爱。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走了下去。
诺言
这是在电视台的纪录片里看到的一对夫妻。男的要去当兵，把祖母，父母，弟妹都托付给她，跟她说，“不要把灶火熄了，就算我一时没写信回来，不要忘了我。”
走的人走了60年，没回来过，也没个信，她每天都把灶火烧得亮亮堂堂，她把老人都送了终，弟妹也都成了人。她的头发都白了，可是每天用木梳子沾着水细细地梳成髻——他走的时候她还是个细致周正的媳妇呢。木箱子底下压着她这些年来得的奖状，她总是想等他回来给他看看。
每天黄昏她都跨着门槛等——这么多年她心里存了多少事要给他说。她不知道，在那个片子的结尾，终于找到了她丈夫的下落，他死于1935年，一场战斗中。“李玉成”三个字，刻在石碑上，无数的名字中间。
恒定
星期四的凌晨，4点30分，外面的雨已经下了几个时辰。一阵密一阵疏，一场空白。行李都收拾好了，只有一个小皮箱倚在墙角。
我一个人守着庞大的夜，想着去北京读书的事情，心里很恍惚。
往年的秋天也常下这样的雨，下了节目的深夜，马路上是青湿的灰黑色，干净至极的样子。有水洼的地方，街灯一闪一闪。人还沉浸在刚才的泪笑歌哭中没有回过神，只觉得心里满满的，忍不住嘴角恍惚的微笑。
3年，就是这一个一个的长夜，没有变过的开场白，没有变过的片尾曲，铁了心固执地想要一种恒定不变的东西，是因为惧怕人生中不可解的死生契阔，而3年来苍凉的调子，也不过是因为那似锦的繁华中急急的流年的影子。怎样的紧锣密鼓，急管繁弦，终归要渐渐低下去的。在长夜雨中，凌晨4点30分的庞大黑影里，再怎样“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也掩不住没顶的晨意里透骨的清醒。
黎明就要来了，满城暗嘎的鸡啼。
人间世
天地不仁
宇宙洪荒
人的存在犹如电光石火
而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展
人间世中
就亮起一盏亘古不灭的灯火
梦里不知身是客
一
每个少年都爱异乡人的传奇岁月，然而身历其中，少了平实细密的生活质地，再强烈的悲欢也只留下影影绰绰的印象。那一点稀薄的怅惘，就是所谓的“天涯若梦中行耳”。
有次深夜下了节目，匆匆地收拾书信磁带，一侧脸，玻璃窗上映着我的影子，只看到脸的上半部，仍然是十四五岁时的面容，什么都没变。窗外月华无声，过去的，只是浩浩荡荡的年华。
一定要追本溯源的话，我与广播的牵连便从那时开始。北方的黄昏总是拉得很长，夏天的帘子挂着，被晒得褪了色。外面人语喧哗，我们住在母亲执教的学校里，每天都有大群的小孩子在院子里玩。我从早到晚地开着收音机，偶尔听“中广”，听的多的是“亚洲之声”。“吴瑞文、谢德莎、申婉、林贤正”，隔了海，也觉得那名字里有家常般的亲切。屋子里光线很暗，白天也开着台灯，写字台上面的墙上，挂的是美丽的画——雪白的窗台、打开的窗、漫山遍野的蔚蓝——那是当时的我能够幻想出的惟一的未来。没有人顾得及我，我也就自顾自地过下去了。
   
二
到长沙念书十分偶然。母亲只担心我从不吃米饭的，但想想至多受几年的苦就回来了，何况那一届同乡也多，也就放心让走了。火车咣当咣当走了3千里路，我们很多人第一次看到一片一片的湖水，十分惊喜。
我对大学时代殊无留恋，不过只有那段时间是有狂热梦想的。我被那种过分明亮的光照耀着，它暂时改变了我安静羞怯的天性。当时湖南省的电台里经济台是光芒四射的新锐，其中主持人的代表是《夜渡心河》的尚能，锋头一时无俩，在大学生中亦是十分响亮的话题。有次我参加的比赛，他是评委之一，给了我最高分。这大概让当时的我有足够的勇气写信给他，希望可以做暑假的客座主持，信写得十分文艺腔，还附上了所获的种种奖誉。可笑，也有几分“世路无忌”的大胆与诚恳。
他很快给了回音，要去面试。几年之后我仍清晰地记得那个下午——十分暑热，我穿着海军蓝的裙子，背着同色的双肩包，一路问过去，到处是嗡嗡的、不相识的人群，太阳把柏油路面晒得软粘粘的，深一脚浅一脚地走。以后很长时间我每天途经那条路时还免不了那种怔忡不安的印象。
后来的那个暑假很吃了一些苦，但因为年轻，连痛苦也成了诗意的一部分。一个人住在高高的6楼顶端，养着一盆半枯的兰花，不由时时想起李贺的“我生二十不得意，一心愁谢如枯兰”。高楼上时常断电停水，但一到傍晚，就一定有一场大雷雨。把花搬出去浇一浇，可以看到满天的暗云滚动奔跑，飞鸟就在身边惊惶逃窜，我张开双臂，把手插到粗糙的、新鲜的、迎面而来的、浩浩的风里。
我做的节目在深夜的最后半个小时，我叫它《另一种声音》，是那个年龄的梦想，苍白、洁净。下了节目骑车回去，有时候夜里下一点仓惶的雨，飞灰似的轻微的一点，寒丝丝的，钻到眼睛里，在那一点孤单的凉意中十分清楚地觉得自己的手、自己的呼吸、自己的存在。
我一直是有些女学生气的，电波里的声音也大致是这样。虽然只是谦卑，但乍听上去却是无来由的狷介，其实只是于人情世故不大通。从小至大与人的对话都是客气而有限，“好”、“谢谢”、“对不起”。面对面低低头就过去了，别人看着我，眼睛里也有隔了几千里的神色。对着话筒，因为有了安全的距离，倒是可以说说心腹话，也常有知己之感。
《另一种声音》只做到9月份，最后一期在中秋节，再不无眷恋也到了结束的时候，说的那些话与音乐传到风里去只是一些细小的声音，在万家灯火的夜晚渐渐低了下去。两年之后，有人抄了那晚的开场白给我——她一直保留着那期节目的录音。那种心情，像是和失散了多年的一个亲人重逢。尘满面、鬓如霜了，当初那点心还看得分明。在日后的忧愁负担里，还是石子一样青色的一点回忆。
  
三
毕业考过了，都在打点行装，谁都装着没看见分别，只嚷嚷着自由了，但那种自由的压力越来越沉重，临到头了大家都惶恐起来，我和同寝室的女生每晚外出看影碟到凌晨，回来“啪啪啪”拍门——像一个人喝醉之后的放肆。开门的阿姨也并不恼，脸上有一丝怜悯的神气——离别她看得多了，然而还是不免凄凉。我总是最后留下来的那个，父母尽管惊诧生气，也总想着吃上几年苦自然就回来了，也就任由我去。这时候我已经在文艺台做了半年的节目，是知道开办文艺台的消息时自己跟台长联系的——我难得有这样的机灵，但其实也只是下意识的举动。安身立命的大事在这样偶然的一念之间，想想不免有些惘然。
全新的电台总是有意无意地给了年轻人鼓励，有自己的办公室、自己的桌子，就有生了根的感觉。下午的阳光大片大片地铺在桌上，宽大的水磨地，窗子上的蓝布幔子，都是老东西，但看着有一种清新的喜意。播音间自然换了，我把双肘搁在调音台厚厚的皮子上，“这次是我的了”，我喜不自胜。
起初做的是流行音乐，因为是做惯了的。但凡事到了熟极而流那个程度，用的心就少些。我感兴趣的还是人——他们的悲愁，他们的笑，他们的沉默。不久之后我在《相约在黄昏》里接触到了这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