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春秋

使浚井，出，从而折之。”
  父亲慈祥地笑着，把大儿子叫来替他修缮粮仓，舜刚爬上房顶，父亲就抽走了梯子，放火。
  当然没有得逞。老爷子脸皮够厚，过几天又找上门：儿子啊儿子，回去把老井挖一挖。舜又去了，他下到井里，一抬头，只见黄土倾泻如暴烈阳光。
  小儿子象力大如象，一口气把井填实了，把他哥活埋了，拿脚踩了踩，转身奔向舜家，一路大喊：
  “谟盖都君咸我绩！牛羊父母！仓廪父母，干戈朕、琴朕！（此处一字电脑没有，左弓右氐）朕！二嫂使治朕栖！”
  这是上古的大白话：舜死了，我干的！牛羊归爹娘！粮仓归爹娘！干戈归我！琴归我！弓箭归我！两个嫂子跟我睡！
  他就这么一边发表分割财产的宣言，一边闯进了舜家，迎头看见他的哥哥舜正在安然抚琴，此时，即使是象也有点不好意思了，为了纪念这点不好意思，当时的人们想啊想，终于想出了“忸怩”一词，象“忸怩”道：嘿嘿，哥，你没事儿啊，人家正担心你呢嘛！
  舜慈爱地看着这个弟弟，曰：象啊，来的正好，哥这一大摊子家业正想让你帮着管管呢。
  很久以后，有人问：舜不知道象要杀他吗？
  孟子说：他当然知道，但象忧亦忧，象喜亦喜啊。
  ——这个故事有古希腊悲剧的严厉、阴森和绝望，但有个中国式的完美温暖的结局，舜终于感动了他的瞎老爹，感动了象，他们从此过着和谐幸福的生活。
  善是无敌的，仁是无敌的，在孟子的讲述中，舜的故事成为神圣的启示，我们必须相信善相信爱，相信宽恕和忍耐。
  我愿意相信。但是我注意到孟子省去了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舜是如何逃过谋杀的？
  对此，《史记》中有语焉不详的记载，大意是两个背景非凡的太太拿出了法宝：绘有鸟纹和龙纹的衣裳，结果，舜化为鸟飞离火海，化为龙顺黄泉而逃。
  孟子当然不信这套，所以略过不提，同时，他可能也意识到他的训诲有一个致命的漏洞：如果舜要靠太太的搭救才能逃脱恶势力的戕害，那么善的力量由何体现又何以成立？难道做一个善人又不想被人坑死就得先娶一个至两个有背景的太太？难道善的前提必须是权力或成功？
  与孟子的论述相反，我们常常发现善竟是世上最软弱的事，善不会向你应许任何现世的利益，善不是一个有关获取的故事，而是关于舍弃；善之艰难，尽在于此。这是人类普遍的痛苦和困惑，孔和孟都未能给出有力的解答，两位好心肠的老先生只是絮絮叨叨地告诉我们：做个好人并不难，做个好人有好报。
  舜的故事中，有一个场面最为苍茫深远：“舜往于田，号泣于天”。
  荒野上，舜仰天长哭。对此孟子作了一番牵强乏味的解说，我一个字都不信，我只看见几千年前的那个人，他孤独地、无所凭依地坚持着善，此时，他不是孔孟所想象的因善而成功的人士，他在受苦，极端软弱，天无言，荒野无言，只有这个灵魂在颤动。
  ——“象忧亦忧，象喜亦喜”，《红楼梦》中的谜底我忘了，也懒得去查，大概是镜子，或者演员。
  勇
  据说，古时有三位勇者。
  一位是北宫黝，该先生是受不得一点委屈的，“不受于褐宽博，亦不受于万乘之君”，别管你是布衣百姓还是大国君主，惹了他他都跟你翻脸，“恶声至，必反之”，怎么骂过来的，原样骂回去，或者索性就拔刀相向。
  北宫黝大概是个侠客，闲下来也许还写点杂文，另一位勇者孟施舍可能是武士或将军，他的勇比较简便：不管对方是小股来袭还是大军压境，一概“视不胜犹胜也”，打得过打不过先打了再说。
  后来，有人向孟子请教如何做个勇敢的人，孟子举出北宫黝、孟施舍，觉得没说清楚，又举出了第三位勇者——孔子。
  孔子之勇是：“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矣；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
  “缩”不是畏缩之“缩”，而是古时冠冕上的一条直缝，也就是说，摸着心口想想，如果直不在我，自己没理，那么对方就算是个草民，也别吓唬人家，但如果想的结果是理直气壮，那么，“虽千万人，吾往矣”。
  孟子认为孔子之勇是大勇。对此，我同意。孔子与前两位的不同在于，他使勇成为一个伦理问题：勇不仅体现一个人的力比多，它关乎正义，由正义获得力量和尊严。
  但这里有个问题，就是孔子假定大家的心里都有同一条直线，摸一摸就知道有理没理是否正义。古时候也许是如此，但现在，我担心我心里的直线和别人心里的直线根本不是一条线，我觉得我有理，他觉得他有理，两个理还不是一个理，结果就是谁也不会自反而不缩，老子有理我怕谁？有理没理最终还是看拳头大小。
  所以，为了让我们勇得有道理，最好是大家坐下来，商量出一条共同的直线，但对此我极不乐观，我估计至少再过二百年那条直线才可能商量出来并落实到大家的心里，这还得有个前提，就是在这二百年里，人类在人们的争斗中仍然幸存。
  那怎么办呢？孟子没有想到这个问题，所以他没说。现在我苦思冥想，忽然发现，在这三位勇者中其实就另有一条共同的直线——
  北宫黝先生不怕老百姓，也不怕国王，孟施舍先生不怕小股敌人，也不怕大部队，孔老夫子没理决不欺负任何人，只要有理，千万人他都不怕。总之，他们都是一个人站在那里，站在明处，面对这个世界。
  ——我认为这是勇之底线。站在众人堆里呐喊，这不叫勇，这叫起哄；说话时，动辄代表千万人代表多数，这也不叫勇，这叫走夜路吹口哨给自己壮胆；勇者自尊，他不屑于扎堆起哄，更不会挟虚构或真实的多数凌人；他的尊严在于他坚持公平地看待对方，如果他是个武士，他不会杀老人、妇女、孩子和手无寸铁的人，但对方即使是千军万马他也不认为不公平——很好，来吧。这是勇者。
  三位勇者为勇确立了一个根本指标，就是看看自己是不是真的只是一个人，如果站在人堆里，那就不必言勇，毕竟勇者从来是人类中的少数，站在大多数中一向比较安全和正确。当然，三千年过去了，网络时代了，到网上看看，似乎是勇者遍地了，但我认为上述指标依然适用，比如在网上向着八竿子打不着的什么东西怒发冲冠把键盘拍烂，但转过脸被老板淋一身狗血有理也不敢还嘴，或者走在大街上碰见流氓急忙缩头，这样的勇不要也罢，因为它是藏在人堆里的勇，它就是怯懦。
  话说到这儿，我觉得我知道了什么是勇，但我不敢肯定我能够做到。孔夫子还说过一句话：“知耻近乎勇”，我能做到的是在自己触了电般张牙舞爪时按上述指标衡量一下，如果忽然有点不好意思，那么就知耻，拔了插销，洗洗牙和爪，上床睡觉。
  数学家的城
  四百多年前，传教士利玛窦来到咱们的大明朝，他在一封信中叹道：“似乎整个中国是由一个数学家建造的。”在这位那不勒斯人看来，大明的城市真是整齐啊，方方正正，横平竖直，如同几何图形，似乎有一双无形的、理性的手在规划一切。
  这是夸咱们还是讽刺咱们呢？我认为利玛窦是在夸咱们，该先生不远万里来到中国，除了传教，还带来了自鸣钟、阿基米德等等，总的来说对中国人民怀着友好感情；而四百年前，无论那不勒斯还是巴黎，都还是臭气熏天乱七八糟，城市规划这件事至少还要再过二百年才被欧洲人想到，所以，利老先生大为惊诧，他不能想象世上哪个“数学家”能够创造这等奇迹。
  利玛窦后来博览群经，他必定读过《孟子》，读了之后他就应该知道，孟子就是一个“数学家”，在他的教育下，中国后来有了无数“数学家”，他们的根本信念就是：世上万事必有一个整齐划一的、简单的解法。
  比如“三农问题”，孟子在两千年前就深入思考过，提出的办法就是“井田制”：“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这段话翻译出来基本上是一道几何习题：把每平方里土地划为一个井田，每一井田有九百亩，当中一百亩是公有田，周围八百亩分给八家作私有田，该八家共同耕种公田，然后再走过同等距离的路回到自留地，该干嘛干嘛去。
  这就是“秩序井然”啊，多么完美！但是，天下的土地难道像棋盘一样整齐吗？如果一平方里的可耕地零零碎碎分了十七八块而且还不够九百亩怎么办？如果这一平方里上正好住了农民十八家而不是八家又怎么办？
  ——孟夫子显然无暇考虑这些琐碎低级的问题，他老人家正提着巨大的尺子激情澎湃地为我们设计美好世界。或者他认为大地就是一块大豆腐，等着一把快刀去干脆利落地切。作为“数学家”，他只用直线就算尽了一切，如果不巧碰上曲线，那么，把它拉直就是了。
  “井田制”后来成为一大公案，学者们熬白了头发，探讨它究竟是真事儿还是狂想。最终，大多数学者战战兢兢地宣布：可惜得很啊，它竟未能实现。
  但孟子作为一个直线数学家的激情和信念无疑启发和教育了我们，农村太复杂，那么，我们至少可以在人造的城市中实现我们的理想，于是，这片大地上每一座城都和另一座城一模一样，它们出于同一份蓝图：要有东西南北的城门，要把雄伟的衙门建在城中央，要有广场，有贯通南北东西的大道，有中央商务区，有金融街，有无数高楼，如果民宅和几百年的寺庙宫观扰乱了规划中的整齐图形，那么拆掉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