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春秋

听得我一口茶险些喷出去。其时正读《诗经》，便献计道：做美人鞋口惠而实不至，不如像《汉广》那样，做人家马夫车夫倒实在些。
  师兄阴笑一声，点着我的榆木脑袋说：嫩了不是？马夫车夫是做得到的，哪能随便就签字画押？高跟鞋，反正也做不成，无效合同；啥是浪漫？浪漫就是无效合同，事儿是做不到但态度有了懂不懂？
  十几年后，美女“游”到了那半球的费城，昔日的灰姑娘却把穿了十几年的一只“高跟鞋”遗在了中国，大洋之广矣，不可泳思，已被穿得半旧的师兄叹曰：如今想当人家车夫都不够资格。
  他总算知道了，原来这个“全球化”的世界在设计时也没把他的位置考虑进去。
  风之着作权
  《诗经》据说是民间文学，是古代劳动人民的集体创造。我上大学时头脑比现在还简单，闻听此论心驰神往，遥想商周时代，奴隶们一边劳动，一边哼着小曲儿，奴隶主呢，抱着鞭子蹲在田头听，听了觉得好便飞跑到官府去，唱给国王的使者听，国王的使者听了大喜：人民的呼声啊，俺赶紧着唱给大王听去！说着扬鞭拍马一溜烟而去……他要是半路忘了呢？不碍事，人民的歌人民唱，人嘴快过马腿，也许半路上他就又能听到同一首歌。
  有一日，我把这番体会跟老师讲了讲，他老人家沉吟半晌，然后用哀我不幸、怒我不争的眼神看看我，曰：
  唉，你们这代人啊——
  余音袅袅，却不再说了。我等了一会儿，只好讪讪地出门，回了寝室上床思考：为什么老师这么教了我就不可以这么想呢？就算是我想得不靠谱了他老人家为啥要怪到我们这一代的头上呢？我认识的同代人加起来也不够一百，这一百人也不曾选我当个班长委员什么的，我怎么就忽然成了他们的代表了呢？
  寤寐思服，展转反侧，后来就睡着了。
  岁月悠悠，如今，我也到了有资格长叹“你们这代人”的年纪，总算学到了一点人情世故，知道老师的教导必须亦正亦反亦正亦邪地听，至于怎么才能凑巧听对了，那得看你的造化和悟性。比如关于《诗经》，现在我知道，老师的说法不能当真，其中表扬帝王将相和以及他们的祖宗的《雅》和《颂》固然是庙堂之歌，那《国风》恐怕也大多是贵族阶层的无病或有病呻吟。
  那么为啥老师要说《诗经》是民间文学呢？因为，老师认为这顶帽子是对古代劳动人民的表扬，表扬古代劳动人民是肯定没错的，所以对不对先表扬着。而且，《诗经》还有一个特殊问题，就是除个别篇章之外，没人知道那些诗的作者是谁，既然不是张三不是李四，那么就只好说他是人民或者民间，总之，失物招领，过期充公。
  ——老师不小心走到了时代前头，或者说，时代未必真的走到了二十年多前我老师的前头。如今在网上，你发帖子留言，落个名叫踏雪无痕或一点红，那其实还是无名，因为无名，一个人的声音就不再是“我”的声音，一个人就变成了不可指认的“我们”，而当他放弃他的名字时，他获得了另外一种权力：他汇入“民间”或者“大众”，他就是“民间”或者“大众”。
  逻辑就是这么个逻辑，我的老师二十多年前就把它用于《诗经》研究。但是，《诗经》的作者们不署名却未必有如此复杂的想法，商周是奴隶社会，也是贵族社会，那些大人君子们打破脑袋也想不到混入大多数有什么好处。他们不署名仅仅是因为他们不在乎，他们看不出写篇小文或唱个小曲却要标上自己的名字有多么风光体面，他们根本没有什么着作权的意识，当然也没处收版税去。
  着书立说，出名露脸，这基本上是汉代以下人们的想法，特别是司马迁，该先生由于特殊的个人遭际，极具升华冲动，《报任安书》中，一个孤独的血泪淋漓的作者站起来，他将战胜时间和俗世而不朽。从此，每一个会写字儿的人都知道：文章是我的，我将因此被记住。反过来，我要被记住，我就必须写。
  当然，现在就更要写，因为不仅文章是我的，职称和版税也是我的。
  而孔子不这么认为，孔老先生也是自我感觉甚好的人，但他毕生述而不作，一本《论语》，不过是弟子们的听课笔记，如果他不幸进了现在的大学，能不能混上个副教授还真是个问题。
  在孔子看来，“道”也就是真理，在天地间默然运行，人所应做的，仅仅是谦卑地认识它、准确地转述它。真理如风，正如诗歌如风，如果有一个人长发飘扬，他不会认为这风属于自己，他不会给这风署上标明产权的名字，也决不会因此而骄横虚荣。
  ——这就是古人的想法，不知是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前头还是后头？
  中国精神的关键时刻
  左传哀公六年，公元前四八九年，吴国大举伐陈，楚国誓死救之；陈乃小国，长江上的二位老大决定在小陈身上比比谁的拳头更硬。
  风云紧急，战争浩大沉重，它把一切贬为无关紧要可予删去的细节：征夫血、女人泪，老人和孩子无助的眼，还有，一群快要饿死的书生。
  ——孔子正好赶上了这场混战，困于陈蔡之间，绝粮七日，吃的是清炖野菜，弟子宰予已经饿晕了过去；该宰予就是因为大白天睡觉被孔子骂为“朽木粪土”的那位，现在我认为孔夫子骂人很可能是借题发挥：想当年在陈蔡，这厮俩眼一翻就晕过去了，他的体质是差了些，可身子更弱的颜回还在院儿里择野菜呢，而年纪最大的老夫子正在屋里鼓瑟而歌，歌声依然嘹亮，谁都看得出，这不是身体问题，这是精神问题。
  在这关键时刻，经不住考验的不只宰予一个，子路和子贡就开始动摇，开始发表不靠谱的言论：“夫子逐于鲁，削迹于卫，伐树于宋，穷于陈蔡。杀夫子者无罪，藉夫子者不禁，夫子弦歌鼓舞，未尝绝音，盖君子无所丑也若此乎？”
  这话的意思就是，老先生既无权又无钱，不出名不走红，四处碰壁，由失败走向失败，混到这地步，他不自杀不得抑郁症倒也罢了，居然饱吹饿唱兴致勃勃，难道所谓君子就是如此不知羞耻乎？
  话说到这份儿上，可见该二子的信念已经摇摇欲坠，而且这话是当着颜回说的，这差不多也就等于指着孔子的鼻子叫板，果然，颜回择了一根儿菜，又择了一根儿菜，放下第三根儿菜，摇摇晃晃进了屋。
  琴声划然而止，老先生推琴大怒：子路子贡这俩小子，“小人也！召，吾与语。”
  俩小子不用召，早在门口等着了，进了门气焰当然减了若干，但子贡还是嘟嘟囔囔：“如此可谓穷矣”——混到这地步可谓山穷水尽了。
  孔子凛然说道：“是何言也？君子达于道之谓达，穷于道之谓穷。今丘也拘仁义之道，以遭乱世之患，其所也，何穷之谓？故内省而不改于道，临难而不失其德。大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陈、蔡之厄，于丘其幸乎！”
  ——黄钟大吕，不得不原文照抄，看不懂没关系，反正真看得懂这段话的中国人两千五百年来也没多少。子路原是武士，子贡原是商人，他们对生命的理解和此时的我们相差不远：如果真理不能兑现为现世的成功那么真理就一钱不值，而孔子，他决然、庄严地说：真理就是真理，生命的意义就在对真理之道的认识和践行。
  此前从没有中国人这么说过，公元前四八九年那片阴霾的荒野上，孔子这么说了，说罢“烈然返瑟而弦”，随着响遏行云的乐音，子路“抗然执干而舞”，子贡呆若木鸡，喃喃曰：“吾不知天之高也，不知地之下也！”
  我认为，这是中国精神的关键时刻，是我们文明的关键时刻，如同苏格拉底和耶稣的临难，孔子在穷厄的考验下使他的文明实现精神的升华，从此，我们就知道，除了升官发财打仗娶小老婆耍心眼之外，人还有失败、穷困和软弱所不能侵蚀的精神尊严。
  当然，如今喝了洋墨水的学者会论证我们之落后全是因为孔子当初没像苏格拉底和耶稣那样被人整死，但依我看，该说的老先生已经说得透彻，而圣人的教导我们至今并未领会，我们都是子贡，不知天之高地之厚，而且坚信混得好比天高地厚更重要。但有一点总算证明了真理正在时间中暗自运行，那就是，我们早忘了两千五百年前那场鸡飞狗跳的战争，但我们将永远记得，在那场战争中一个偏僻的角落里，孔门师徒的乐音、歌声、舞影和低语。
  ——永不消散。
  那些做不到的事
  当我们探讨道德之“底线”时，我们是在假设道德如一架通天梯，直入云霄的那一端超凡入圣，而最接近地面的那一端，就是底线。底线是最低纲领，我们至少要达到底线，——没敢要求你上到高处去，只比地面高一点点还不行吗？
  按照这种梯子论，似乎底线这件事是最基本的，也是最容易的，基本而容易大家都不能做到，遂痛心疾首，叹世道浇薄。
  这里恐怕有个错觉，这种错觉一定程度上是“底线”这个词造成的，它在汉语里意味着最低的条件、最低的限度，而当这个词与道德相连时，“限度”指的就是社会中关于人的行为是否正当的起码的共识或者说具有最大普遍性的价值。问题在于，这两个“限度”意义是不同的，前一个限度在逻辑上是必要条件，而后一个限度，却未必能构成人类生活的必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