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山黑水

别看这些枪很不起眼（有铁公鸡、别拉弹、套筒枪、驳壳枪等），但这毕竟是成立游击队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呀！
  １９３２年１０月１０日，一支名为“中国工农红军第３３军汤原民众反日游击中队”的武装便在汤原县城北一个叫半截河的地方正式成立了。李福臣任中队长、李仁根任参谋长，戴鸿滨等三人分别任三个小队的小队长。这支队伍是由４０名党、团员组织的，其中７名是汉族，其余都是朝鲜族的男女青年。这些人都是不甘心当亡国奴的爱国青年，有很高的民族觉悟，与日本帝国主义者都有着不共戴天的仇恨，对抗日前途充满了信心。但是，这支队伍在他们刚刚创立后不久，就连续遭到了几次严重的打击——
  １０月中旬在梧桐河遇险是他们建队后的第一次挫折。
  当时，游击队在中队长李福臣的率领下前往萝北地区开展游击活动，然后根据鸭蛋河区委书记李凤林的建议，又返回到梧桐河地区，准备夺取福丰稻田公司自卫团的武器。
  到达梧桐河后，游击队员们都分散住到了各家各户，而把武器集中放到一个姓陈的人家的地窖里。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游击队本来是准备到这里来缴自卫团的枪的，可没想到一伙报号为“荣好”的胡子却打起他们的主意来了。就在游击队到达的当天，“荣好”带着一伙胡子突然闯进村子，他们号称要搜查鸦片，挨家挨户翻箱倒柜地搜了起来。结果，游击队那几条枪一条不落地被他们给拿走了。
  为了要回这些枪，李福臣和戴鸿滨二人不顾个人安危，冒着生命危险去找“荣好”。
  他们知道这些胡子对gmd政府还是有几份畏惧的，于是便对“荣好”说：“我们是南京政府派来到下江来的代表，奉命到这里来创建反日武装的。请你把枪还给我们。”
  老奸巨滑的“荣好”虽然搞不清李、戴二人的真实来历，不敢对他们玩横的，但也不愿意轻意把到手的枪还回来。他说：“你们说你们是南京政府派来的，可是空口无凭我怎么能信呀？请你们交出南京政府的下江代表的证件，我就把枪还给你们。”
  “荣好”的这招果然难住了李、戴二人，他们到哪里去弄证件呀？就这样，他们就只好带着队员们空手着回到了县委所在地——七号屯。一时间，大家都感到十分难过，有些人甚至开始悲观起来。这时，冯仲云对大家说：“失败是成功之母嘛！这次我们损失是不小，但只要大家能够认真总结教训，还是能从敌人手中夺取武器武装我们自己的……”
  冯仲云的话给大家又鼓足了劲，可没想到不久以后，他们又遇到了建队后的第二次挫折。
  当时李福臣已经奉命到其他地方工作去了，省委又派了一个被大家称为老杨的同志担任游击队长。老杨上任后的首要任务就是如何尽快地搞到枪，而策动伪军哗变无疑是搞到枪的一个办法。
  １１月２日，老杨奉汤原中心县委的命令，带领全体游击队员前往鹤岗接应一个伪军机枪连部分士兵的哗变。
  当老杨带着人按事先约定好的时间来到预定的地点的时候，他突然感到情况有点对不对头。因为在伪军的营房四周一切都显得那么出奇地安静，事先商定好的信号也没有出现。为了防止出现意外，他让戴鸿滨爬到院墙上去看看怎么回事。可当戴刚刚爬上去探出头向里面看的时候，就遭到了敌人的猛烈射击。多亏戴鸿滨躲得快，才没有被打死。老杨一见这种情况，知道伪军士兵的哗变是泡汤了，只好带着人空着手撤回了七号屯。
  汤原游击队发展不顺利的情况引起了满洲省委的重视。为了加强汤原游击队的领导力量，省委又于1933年１月派绰号“士兵王”的王永江来到了汤原出任游击队的党代表。王永江来后，采取了一些更为灵活的措施。为了便于和其他各种武装联合抗日，他按照江湖上的规矩，自己报号“仁合”，游击队对外也称为“仁合队”。
  王永江这一招果然有效，没过多久他们就收编了分别由旧军人出身的于九江和孙玉刚带领的山林队和矿警队。但是，这些被收编过来的人都有不少为游击队所不能容忍的坏习惯。于九江是吃喝嫖赌抢样样都干，孙玉刚更是过不了游击队的艰苦生活，抽大烟抢群众东西，甚至还要带人逃走。这两个人虽经游击队党支部多次教育，但仍不思改悔，最后，王永江决定先后把他们俩给处决了。
  兔死狐悲。于、孙二人被处决后，他们带进游击队的那些人便与原来的游击队员互相戒备起来。这时，一个叫“老来好”的家伙便趁机串通几个人，准备向游击队领导下手。
  这年６月，游击队在从通河返回汤原路过一个叫孙臭嘴子窑的地方宿营时，“老来好”带着那几个人突然闯进了王永江和老杨的住处，杀死了王永江和支部委员裴锡哲等人，老杨也身中７弹，伤势严重。与此同时，“老来好”的那些同伙也解除了游击队的全部武装，拉走了两次被改编过来的新队员，逃往萝北方向。汤原游击队遭到了成立以来的第三次挫折，也是最严重的一次挫折。
  虽然游击队不存在，但反日同盟会的影响在扩大，日本人也加强了镇压。通过特务打入“朝鲜人居留民会”，使一部分鲜族党员叛变，并摸清了中心县委情况。8月16日晨，日本人包围了县委所在地，鹤立新农庄。不分男女全抓，活埋了青壮年二十多人，中心县委书记老裴头和组织部长崔福贵牺牲了，中心县委受到破坏。只有六十几名党员转入深山亮子河隐蔽起来。至到秋天上级党组织才把汤原县委恢复起来。新的中心县委决定扩大武装，打击日冠。以夏云杰的两支手枪为武器，以亮子河六十几名党员为骨土干，再次成立了汤原抗日游击队。夏云杰任队长，李仁根为参谋长，徐镐头任中队长。当年11月，夏云杰安排小于和徐镐头两人，带两只手枪以买大烟为名，混进当地自卫团院内，乘人不备两人掏出手枪大喊：“不许动！交出枪抗日！”然后一人守在院内一人进屋取枪。潜伏在院外的徒手队员，听到声音一涌进院，缴了自卫队的全部30多只枪。汤原抗日游击队以亮子河为基地，壮大起来。
    正文 第三十八章 东北人民革命军
    互联网 更新时间:2013-10-31 14:27:46 本章字数:4779
  正当东北各地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军民进行反“讨伐”战争的时候，“1933年1月26日，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ZG中央的名义，发出了《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1933年5月，ZG满洲省委派出巡视员到各地传达了中央的指示信。从此，各地党组织和抗日游击队贯彻指示信，改组了党的组织，团结了一切反日力量，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各地党组织十分重视争取救国军的工作，力争同他们共同打击日本侵略者。党领导各地抗日游击队，一边沉重地打击日伪军队，一边广泛开展争取救国军、义勇军以及山林队的工作，共同打击了日本侵略者。
  在东满，1932年2月，当王德林的救国军举起抗日旗帜后，党组织立即派出孟泾清、李延禄、刘静安、金大伦、贺建平、胡泽民、李成林、周保中等优秀同志加入救国军，开展了全面的争取工作。他们在救国军队伍里担任前敌司令等许多重要职务，开展了多方面的争取工作。东北地区各级党组织贯彻中央“一·二六”指示信后，抗日斗争形势有了新的发展。各地党组织和抗日游击队的发展壮大，义勇军残部、救国军以及山林队同抗日游击队的配合，使日伪统治都感到很大的压力。日本帝国主义制定新的“肃清计划”，妄图歼灭抗日武装。在日伪军残酷的“讨伐”面前，党组织也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从此，和游击队有过联系或联合作战的义勇军残部、救国军和山林队的抗日士气比过去大大降落，越来越多的反日部队都发生了动摇。
  1933年9月以后，ZG满洲省委根据东北各地严峻的抗日斗争形势，为了进一步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决定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要吸收更多的抗日武装，建立东北人民革命军。
  1933年9月18日，为了抗日统一战线的需要，根据满洲省委“将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二军南满游击队的名称改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立刻编制成为一个师”的指示精神，在杨靖宇领导下，于磐石县西玻璃河套召开会议，正式改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独立师。会上，发表了成立宣言，颁布了政纲，制定了条例，公布了告义勇军书。杨靖宇任独立师师长兼政委，宋铁岩任政治部主任，李红光任参谋长。下辖两个团，另有一个政治保安连和一个少年营，全师300余人。第一团团长袁德胜，政委朴翰宗；第三团团长韩浩，政委曹国安；政治保安连连长崔山好，政委程斌。1933年9月，海龙反日游击队和抗日军苏剑飞营被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南满第一游击大队，属独立师序列。
  １９４４年５月伪满警察协会出版的《满洲国治安小史》中说：“特别值得记述的，是满洲事变后在磐石附近活动的中国**县委组织了武装游击队，并称为红军，到大同二年（１９３３年）９月，成全国（指伪满洲国）之首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杨靖宇，在磐石首先暴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