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明朝

......自是边境休息，东起延永，西抵嘉峪，七镇数千里军民乐业，不用兵革，岁省费什七。”
  王崇古在万历元年九月，被召入京，督理军营，三年九月，受任刑部尚书，五年四月，被调到兵部，继谭纶之缺。十月间，他告老退休，
  继王崇古宣大山总督之任的，是方逢时。其后，继他的兵部尚书之任的，也是方逢时。方逢时湖北嘉鱼人，与王崇古同年中进士，历官知县、郎中、知府、辽东巡抚，在隆庆四年调任大同巡抚。俺答的孙子把汉那吉向他投降，他报告王崇古，和王崇古“定计挟把汉以索叛人赵全等”，终于完成了安抚俺答与吉能的大工作。王祟古内调以后，他在总督任上，颇能萧规曹随，功绩也不算小，其后，继王崇古作兵部尚书，作到了万历九年四月，才退休。
  在张居正当国的期间，内乱不是没有，但张居正皆能选用将才，予以“平定”。
  内乱之中，最厉害的是四川的“都掌蛮”、广西的“古田壮”，与广东的“罗旁瑶”。“都掌蛮”的首领叫“阿大”，据有兴文县东南的九丝山，称王。另一头目，叫做“阿苟”，据有凌霄峰，和阿大相倚角，张居正派曾养吾当巡抚，留刘显为总兵官，拔郭成为副将。那时候(万历元年)，有很多朝臣攻击刘显，张居正一概不听。果然，刘显感恩图报，很愿意接受曾养吾的节制，而曾养吾又是一位驾驭武人的能手。刘显等人诱擒了阿苟，夺回凌霄峰，随即围攻九丝山，攀登绝壁，斩杀阿大，取得土地四百余里，卤获了九十二只铜鼓，
  “占田壮”的首领，叫做韦银豹。他的父亲韦朝威在孝宗弘治年间造反，杀了副总兵马俊，其后降而又叛，叛而又降。韦银豹本人之叛，是在世宗嘉靖末年。他和另一头目黄朝猛两度抢劫广西省城的银库，杀了参将黎民衷，声势浩大。
  张居正在隆庆三年叫殷正茂当广西巡抚，负责剿办。殷正茂到任以后，便调集了土兵汉兵十四万人，交给俞大猷。俞大猷那时候是广东总兵官，被调来广西帮忙。以俞大猷之才，对付韦银豹与黄朝猛，游刃有余。他分兵七道，连破几十个寨子，只有最后的一个潮水寨比较费力，打了几十天才打了下来。黄朝猛被自己的部下杀了，韦银豹诡计多端，用了一个与自己面貌相同的人替死，但是，在逃走不久以后，也被捉住。
  不久，殷正茂被升为“提督两广军务”。于是，惠州的蓝一清与赖元爵，潮州的林道乾、林凤、诸良宝，琼州的李茂，等等，也都被殷正茂调兵遣将，一一“荡平”。
  万历三年，殷正茂受任为南京兵部尚书，遗下的“提督两广军务”之缺，由凌云翼接任。凌云翼在万历四年秋天调遣张元勋、李锡等将领，大举进攻广东“罗旁瑶”，打了四个月，打到万历五年的春天，瑶人首领潘积善，投降了，“罗旁瑶”所住的地区，在德庆州上下江，东西两山之间，有七百多里。韩雍在宪宗成化年间把西山的一部分镇压下去，剩下的是这些东山的部落。他们深处林莽，常常出来活动，兵来则退，兵去又来。
  张居正能重用戚继光、李成梁、王崇古、方逢时、曾养吾、殷正茂、凌云翼，等等，确有知人之明。
  外患与内患之外，另一种患是水患。
  明朝初年，黄河在洪武二十四年决口。决口的地点在河南原武县境。洪流泛滥到安山湖，把会通河淤塞了三分之一。所谓会通河，便是元朝所修筑的山东省一段的运河。明成祖有意迁都北京，对运河十分重视，派了宋礼去浚。宋礼用了二百天的工夫，完成任务。
  此后，河患虽则常有，皆不甚大。到了嘉靖年间，它便严重起来。嘉靖六年，黄河溢出堤外，流入沛县之北的庙道口，淤了运河几十里长。明世宗派盛应期去办，盛应期开了一条新河，从昭阳湖东北到留城口，约长一百四十余里，用六万五千个伕子，二十万两银子，作了六个月，未能如限完工。谏官认为这是劳民伤财，世宗便命令盛应期停止工作。盛应期要求再作一个月，世宗不许，于是功败垂成。
  嘉靖四十四年，黄河又发睥气，在沛县飞云桥决口，流进了昭阳湖，又把运河淤了一百多里。世宗派朱衡去办理。朱衡也开一条新河，长一百九十四里，总算是筑成了。然而，这只是治标而已。
  隆庆四年，黄河在邳州与睢宁决了口。穆宗派潘季驯去治。潘季驯把所决的口子堵住。
  万历五年，黄河在崔镇决口，向北流，淤塞了清河口，逼得整个的淮河向南搬家，冲坏了高堰(高家壩)，弄得高邮宝应等县成为一片汪洋。负责治河的“河漕尚书”吴桂芳与“总河都御史”傅希挚意见不合，吴主张疏浚老黄河故道，傅主张堵住决口，“束水归漕”。迁延到了次年的夏天，张居正派潘季驯去负专责。潘季驯在过去也只是一个懂得治标的人，但是他有了经验，又肯实地研究，把他的心得报告张居正作为建议，说黄河“故道久湮，虽浚复，其深度必不能如今河”，应该“筑崔镇以塞决口，筑遥堤以防溃决。又淮清河浊，淮弱河强。河水一斗，沙居其六，伏秋则居其八，非极湍急，必至停滞。当藉淮之清，以刷河之浊，筑高堰，束淮入清口，以敌河之强，使二水并流(为一)，则海口自浚。”张居正接受他的建议，让他放手去做。果然，做到了万历七年冬天，潘季驯把黄河与淮河同时治好。
  在潘季驯尚未完工以前，也有不少的人攻击他，正如当年戚继光等人之被攻击一样。但是，张居正给予潘季驯以大力支持，对一切闲言闲语置之不理。
  治水成功，水患变成水利。张居正特地把水退了以后的荒地，按户分给江北各县灾民，三年以后才征赋。明朝自从中叶以来，政府不做该做的事，而收不该收的钱。农民在种种高压之下，也就无精打彩，把该垦的地不去垦，该种的田不去种了。再加上，土豪劣绅与贪官污吏相勾结，有田而不报，即使报也以多报少。在洪武二十六年的时候，全国已垦已种的田地，有八百五十万零七千六百三十二顷。到了弘治十五年，就只剩下四百二十二万八千零五十八顷。经过张居正一番整顿与鼓励，万历九年的数字竟然一跃而为七百零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六顷。比起洪武年间的情形，虽仍有不及，但是比起弘治年间的情形，真是进步得太多。
  万历九年的数字，是经过三个年头的严格丈量而来。有人怀疑这数字的确实性，说张居正“尚宗核，颇以溢额为功。有司争改小弓以求田多。或拮克见田(苛征暴敛现有的田)以充虚额，北直隶湖广大司宣府，遂先后按溢额田增赋云”。说这种话的人，不知是何居心?依他们的意思，最好田地不必丈量，办事不必综核，因为一丈量综核就难免没有少数的坏官“争改小弓以求田多”，倒不如殷噎废食，大家省事，大家静候亡国，饿死!至于说，因为有了“溢额”就免不了“遂先后按溢额田增赋”，似乎田亩尽管溢额，而所溢出的田亩绝对不可以征赋。这是一种什么想法？
  《明史食货志》却也保存了几句公道话：“帝用大学士张居正议，天下田亩通行丈量，限三载竣事；用开方法，以径围乘除，畸零截补。于是豪猾不得欺隐，里甲免赔累而小民无虚粮”。
  明朝初年，各府州县本有记载田地的“鱼鳞册”，与记载户口的“黄册”这两种册子，由于中叶以后上下官吏的偷懒与舞弊，久已与事实不符。张居正大刀阔斧，不怕得罪人，才把事实重新弄个清楚。(他有没有采用当时福建所已用的经册、纬册与“归户册”，待考。)
  田亩的数字，或可用大田化小的办法变多；户的数字，即没有办法化一人为两人来变多。洪武二十六年的户口，是六千零五十四万五千八百一十二人。弘治四年，降为五干三百二十八万一千一百五十八人。张居正在万历六年所查出来的，是六千零六十九片_二千八百五十六人，不仅比弘治四年多，也比洪武二十六年稍稍多了一些。这倒未必是因为有他当政，而人民立刻乐观，于短期内纷纷增加生育(或减少杀婴与打胎)。主要的原因是：在他综核之下，经手调查的人不敢马虎从事。
  张居正生平自称别无他长，只是耐得了烦。耐烦二字真能做到，并不容易。古今乐于做官的多，而舍得下工夫去办事的少，张居正倘若没有忠君(爱国)的心，没有视匹夫匹妇之疾苦为自己的疾苦之同情心，没有恒心与毅力，就一定耐不了总揽全国行政工作的烦。
  儒家的理想宰相，是一个雍容大度，提纲挈领，对天子坐而论道，调理阴阳的人。下面各部门的麻烦的事，让下面的人去管。这样的宰相只适合于天下已定的太平时代。乱世或衰世，像明朝正德以后，迄于嘉靖年间的情形，就必须有张居正那样的一个火辣辣的角色，事必躬亲，才能拨乱反治。
  他注重行政的系统，可见他不是不懂得分层负责的道理。他所不同于以前的托干大学士的，只在把“负责”二字做到名副其实。他自己负责，也要求下面的人负责。他不许六部的尚书分他的大权，老实不客气地让他们知道：在他们之上有一个内阁，而内阁的负责人是他自己。王夫之说得好，明朝政治的最大缺陷，是太祖在洪武十三年废掉丞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