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容青史尽成灰

不但鲜卑民族的刻苦耐劳精神荡然无存，甚至其荒淫奢侈，比起素来腐化的汉族士族阶层，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拓跋宏新营建的洛阳都城里，最早迁都的时候，洛阳城里居住的鲜卑人，不过有2000多人，但到了拓跋宏去世的时候，就已经激增到了1万多人。其中主要就是在汉化改革中受益的鲜卑文官阶层以及贵族阶层们，这些人通过封建化的经济改革尝到了甜头，成为北魏迅速崛起的暴富一族。而西晋、东晋时期臭名昭著的奢靡之风，也很快在北魏王朝重演了：比如高阳王元庸的住宅，和皇宫一样豪华，他一顿饭的花销就有数万钱，已经赶上了西晋司马炎统治时期的那些权贵们。河间王元辰喜欢和人攀富，他的家中养着骏马近百匹，大部分都是从波斯以及东罗马购买来的，家里喂马用的马槽都是黄金做的，他每次召集王公大臣们饮宴，用的器具都是黄金宝石打制的，甚至还包括从中亚购买来的玛瑙、珍珠器具。元辰有时候还经常痛惜，恨自己和西晋大富豪石崇没有生在一个年代，要不然非要和这个西晋首富好好地比比谁有钱。另外一位王爷元戎，见元辰家比自己有钱，回家后竟然气得一病不起。在病床上还天天念叨：凭什么他家比我家有钱。
  这样的一个朝廷，腐化自然是不可避免的，不但王族如此，甚至母仪天下的太后也如此，比如北魏的胡太后，在洛阳建了一座佛寺，大小1000多间屋子，花销就有200多万钱。这个佛寺的每一扇门，都是用纯金打造的，甚至佛像上面还镶有珍珠钻石，一丈八的佛像100多个，全都是用黄金来铸造。当然这时期也留下了经典的文明成就，著名的山西云冈石窟和洛阳龙门石窟，都是在这个时期所建造，虽然为后世留下了文化遗产，但是在当时，却是虚耗国力。
  奢靡之风如此之甚，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整个国家的迅速腐化。比如在魏孝文帝的儿子北魏宣帝在位的时候，当时的老百姓就讽刺，政府管理人事调动的吏部，已经成了卖官的市场，在当时的民谣中，被讽刺为“市曹”。比如魏孝文帝死后仅6年，北魏的官职就有了明确的价码：比如大郡，在当时的价格是2000匹绢，次郡1000匹，下郡500匹，到了公元519年崔亮做礼部尚书的时候，这几个官职的标价已经上涨了3倍，连下郡的官职，都已经涨到了1500匹。买官的时候花钱越多，当官后自然捞得更多，北魏的贪污情况，连北魏的统治者都心知肚明。一度执掌北魏国家政权的胡太后，在河间王元甚做定州刺史的时候，就曾经说“这个人很贪，就差把当地的王宫给搬来了”。由此可见此时北魏腐败之深。
  北魏的腐败，自然给老百姓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胡太后当政的时候，北魏老百姓的赋税激增，一个农民要上交的赋税，比魏孝文帝时期已经增加了近8倍。北魏的许多皇族，更热衷于从事高利贷生意，放贷给农民收取高利息，这样的结果，自然让老百姓的苦难越来越深。
  相比之下，苦难更深的，却是此时镇守北方的六镇军人们。
  我们前面不断地提到六镇，在这里，对六镇作一个详细的解释。北魏从南下中原开始，北方始终面临着的威胁柔然。在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时期，曾经发动过大规模的北伐战争，一度把柔然打得奄奄一息，但是当时的魏太武帝拓跋焘，急于进行南伐刘宋的战争，所以在即将歼灭柔然的关键时刻，选择了收兵南下。这样做的结果，就是让当时遭到沉重打击的柔然，保留了复兴的元气，到了公元490年魏孝文帝迁都的时候，柔然已经成为了北魏的巨大威胁。北魏孝文帝迁都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柔然经常侵扰北魏的北方边境，甚至多次威胁到国都平城，为了让国都有一个安稳的环境，因此才选择了迁都。为了防御柔然的进攻，北魏在平城以北，修筑了一条2000余里的长城，后来又在延边要害的地方，广泛地修筑军事据点，这些据点的名字，就叫做镇，最著名的六个掌握要害的军事据点，就是所谓的“六镇”，包括怀朔镇、武川镇、复明镇、柔轩镇、槐黄镇、沃野镇。这六个镇，是北魏防御柔然南下的要冲，在北魏定都平城期间，驻守六镇的军队，是北魏最精锐的军队，因为有守卫国都的重任，他们的待遇，相当于当时北魏的禁军，统军的军官都是鲜卑族贵族，在北魏军中有着世袭崇高的地位，士兵们也有非常高的待遇。从魏太武帝拓跋焘开始，北魏皇族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历代皇帝每年都要巡视六镇，封赏六镇的士兵将领们，这个规矩一直延续到北魏孝文帝拓跋宏迁都的时候，既然国都都迁了，这个规矩当然也就名存实亡了。
  在北魏迁都之后，原本占有重要地位的六镇，也就成了被国家遗忘的角落，特别是随着北魏均田制、租庸调制等政策的实行，原先享受免税特权的边境士兵们，也要和内地的平民一样，履行完粮纳税的任务，经济负担日益沉重，待遇日益低下，生活日益贫困。而世袭带兵的当地将领们，他们早年都是鲜卑民族的老牌贵族，世代有崇高的声望，因为迁都，他们的身份被边缘化了，心理的落差和生活状况的改变，也使他们心生怨气。最让六镇军队失望的是，在北魏迁都之前，因为六镇拱卫平城的意义，六镇的军人一旦在战争中立功，很有可能得到提拔，甚至会得到机会进入中央为官，但随着北魏的迁都，这个机会也就不复存在了。北魏从魏孝文帝开始重文治，采取以文制武的策略，军人们辛苦打仗，得到的利益却微乎其微，他们偏偏手中又掌握着武器，这自然成了北魏北方的一颗定时炸弹。
  北魏政府这时期做的事情，相当于给这颗炸弹加火。在北魏孝文帝改革之前，对于普通的鲜卑族士兵来说，能够进入六镇效力，哪怕成为六镇中一个普通的士兵，都是鲜卑族人无上的光荣。六镇戍边的机会，原本是鲜卑人挤破头皮争抢的，后来随着北魏的迁都，六镇的身份自然越来越不值钱，士兵也经常逃亡。北魏为了巩固北方防御，没有想过去改变六镇军人的地位和生活，相反采取了饮鸩止渴的办法。在内地搜罗罪犯，发配到六镇去充军，用来充实六镇的边防。后来挟持北魏皇帝，把持东魏政权的一代枭雄高欢，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发配到怀朔镇的，后来却成了北魏政权的掘墓人之一。
  北魏政治的腐败，也连带着影响到了六镇。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六镇军官阶层的腐败，这些天高皇帝远的带兵将领们，在仕途无望的情况下，就把主要的精力转向了捞钱。比如北魏在迁都之后，也在六镇实行均田制，给六镇军人分配土地，但是这些土地大都被六镇的军官侵占了，原本应该拥有土地的士兵们，大都沦落成了农奴。这样的地方有谁愿意待？结果，大量的士兵纷纷逃亡，也有士兵选择了起义，在北魏孝文帝拓跋宏病逝后仅仅1个月，即公元499年，六镇中的沃野镇，就爆发了当地高车族的起义，这场起义虽然迅速被北魏镇压，却为之后大规模的起义埋下了伏笔。
  真正导致北魏六镇大起义的导火索，是发生在公元523年的柔然入侵事件。在这一年的春天，长期威胁北魏的柔然民族，发动了对六镇大规模的侵扰，这次侵扰柔然人动用了精锐骑兵近10万人，一路狂扫六镇。六镇又是什么样的情况呢？整个六镇，士兵的缺编高达一半，将领纷纷临阵脱逃，这样的军队又怎能抵抗敌人的入侵？结果柔然肆虐六镇，掳掠人口数万人，牲畜上百万头，可谓满载而归，尤其让北魏丢人的是，连北魏派驻在六镇的最高军事长官元俘也被柔然人掳走，如此奇耻大辱，自然引发了北魏朝廷的震怒。这时候的北魏朝廷，没有反思自己的问题，反而认定是六镇官兵无能，竟然下令停发六镇官兵的口粮。要知道当时的六镇，刚刚经历过柔然的兵灾，物资损失极其严重，正是应该发粮食赈灾的时候，北魏却反其道而行之，这简直就是逼六镇军人造反，原本已经对北魏政府满腹怨气的士兵们，也就不得不反了。
  六镇造反发生在这一年的夏天，先是槐黄镇的士兵们请求当地长官于景发放口粮，被于景拒绝，逼上绝路的士兵们杀死了于景，扯起了造反的大旗，这一下子就产生了多米诺骨牌效应，整个六镇一股脑地全造反了。其中沃野镇的匈奴士兵破六韩拔陵带领士兵们杀死镇守将领，自称为“真王”，正式和北魏朝廷分庭抗礼。这支起义军的成分非常复杂，主要以匈奴族和汉族为主，成员大多是在内地犯罪被充军到这里的罪犯。他们的声势也非常大，一下子攻占了沃野镇，并取得了其他几个镇的支持，成为众多造反军队中最强大的一支。次年，高平镇的士兵赫连恩杀死镇将，扯起了反旗，这支造反军队，就是当年建立大夏国的匈奴人赫连勃勃的后裔，这一次可谓新账老账一起算了。
  六镇的造反，在整个北魏的北方，引发了连锁反应，魏孝文帝改革的繁华中隐藏了几十年的矛盾，一下子全都爆发了出来。连山西太行山区的丁零人也造反了，这些丁零人一直作为奴隶，在太行山脉生活，这时候在他们的首领刘升的带领下举兵起事。这支起义军的构成很有意思，造反的领导人是丁零人，但是几万造反军队中，丁零人只有几千人，其中的绝大多数，都是多年来逃亡到这里的汉族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