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容青史尽成灰

  除了提出了民为本的思想之外，农家还体现出强烈的忧患意识，这一点应该和中国农业长期以来靠天吃饭的局面分不开。在亲身耕作中尽尝了靠天吃饭辛酸的农家学者们，其身上的忧患意识是很强的。在《管子》中，农家学者鲜明提出了“修饥谨，赈灾荒”的主张，认为一个国家农业要发展，就必须做好对自然灾害的预警和提高抗风险能力。
  而战国时期农家的最核心思想，在《管子》中也体现得很生动——重农抑商。农家学派认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根本，老百姓要吃饭，军队保卫国家，也要靠军粮供应，因此农业的发展，是一个国家国民经济的重中之重。而商人们本身并不创造财富，只是拿着别人的财富贱买贵卖，因此，商业活动其实是对国民经济的一种破坏。所以，一个国家要想长治久安，就必须要坚决贯彻“重农抑商”的政策。在农家学者的重农抑商政策中，他们并不主张取缔商业活动，而是希望政府采取强有力的打压手段，限制商业活动的发展，将商业活动的利润大小范围，都能缩小到最小的规模，给予农业充足的发展空间。
  如果对照后面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农家学者们的美好愿望，在经过秦末动荡之后，最终由汉王朝确立下来。此后重农抑商政策，就成为了中国两千年封建社会的基本国策。在春秋战国时期并非作为主流学派出现的农家，他们“民以食为天”的主张，却最终成为了中国封建经济发展的根基。
  【三】
  而农家学派的英杰们更想不到的是，他们一生为之奔走的学问，在两千多年后，竟然会影响到另一个他们根本不知道的地方：欧洲。
  在17世纪的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大量的中国传统文化典籍被翻译到西方去，其中包括中国先秦诸子百家的经典著作，尤其是记录了农家思想的《管子》，被当时的传教士利玛窦翻译成拉丁文。中国农家学派在西方社会，很快掀起了不小的波动，17世纪时期兴起的法国重农学派，大力引进农家里有关商业活动的论述，抨击西方的重商主义。重商主义与重农主义之间的这场论战，其结果几乎决定了最终欧洲资本主义化的发展方向。产生于中国封建化早期的学说，对于启蒙世纪的欧洲，依然可以起到振聋发聩的效果。
  第二十九章 秦始皇错在哪
  公元前221年，统一天下的秦王嬴政，在功成名就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给自己换一个名号，天下一统了，诸侯都灭了，再当大王，恐怕也显得寒碜了。如此大的功业，也应该找一个比大王更显贵的称呼。他命令手下的博士们为自己提供封号，那些书呆子们冥思苦想了许多，总算送上一个泰皇。解释说，这个称呼好得不能再好了，泰，意思是大，皇，意思是三皇五帝，加起来的意思，是您老人家比三皇五帝还大。可嬴政还是不满意，想了想折中了一下，留下了后面的皇字，然后自己开动脑筋，加了个帝字，这样一个新名词就诞生了——皇帝。嬴政很满意，就这么叫！好听！就这样，中国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有了自己的名字——皇帝。中国有了自己历史上的第一个皇帝——嬴政。他的名号，叫秦始皇。
  之所以选择皇帝这个词，秦始皇还是费了一番苦心的，皇，在汉语的意思里有“大”的含义，至于“帝”，那是古代中国人心目中，统治整个世界的至高无上的天神之首。加起来的意思，就是大大的天神。这等于平白无故地告诉中国老百姓，我，嬴政，这个皇帝，是代表上天来统治你们的，我手中的权力，是上天给予的，一万年也不会变。从中国封建社会大一统时代开始，中国的最高统治者，就有了君权神授的色彩。
  但是这个大一统的封建王朝——秦朝，只维持了区区15年的时间，就在声势浩大的秦末农民战争中毁灭了。当时的秦始皇，自己自称一世，他的儿子要叫二世，他期待他的政权能够绵延万万年，可惜，仅仅是15年。
  说起秦国二世而亡的原因，许多熟悉秦国历史的人都把原因归结到秦始皇的“暴政”身上，普遍的观点是，秦始皇好大喜功，滥用民力，以至于玩火自焚，国家衰亡。那么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一】
  在说到秦始皇在位时期的功过之前，必须要正视的，是秦始皇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新生的秦王朝，究竟要建成一个怎样的国家。
  秦始皇的国家政权，是在平定六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虽然他可以用武力灭掉诸侯，统一全国。但是现实的问题是，六国的政治体制，经济结构，内部都是千差万别的，秦国的政治制度，是否能够完全移植到六国的身上？是完全照搬秦国的制度统治六国，还是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制度？这一点，在最早的时候没有人知道答案。
  与政治制度相关的，还有经济制度，六国的经济条件和经济体系也是不一样的，更重要的是文化传承也不一样，秦国的经济、文化、法律，是否适用于六国的其他地区，会不会因为推行不当引发变乱，这一切，也都是一个未知数。
  所以秦始皇的国家，就是建立在这一切未知数上。公元前220年的中国，面对的是之前数百年未见的变局，国家走向一种全新的国体，这个国体应该怎么运作，没有人有这个经验，包括秦始皇本人。
  即使是秦国内部，跟随秦始皇多年的官吏们，对这个问题的意见也不一。当时的丞相王绾，就曾经建议秦始皇将自己的儿子册封在齐楚故地，因为这是“祖制”，当时的大臣们除了李斯之外，也基本都赞成这个制度，秦始皇本人也一度动摇，但李斯拿着春秋战国的动乱来作对比，使秦始皇打消了这个念头。当下宣布，在全国推行郡县制，建立国家直接掌控的中央集团。
  这个政策从稳定国家政权角度看是没错，但是在当时，不理解的人也是很多的，尤其是在东部的齐国等地区。齐国是一个儒生众多的国家，这些儒生们最在意的就是西周的宗法，祖制，在他们眼里的秦始皇，就像是当年垂拱而治的周天子。现在拿到天下了，却不想着分封，这是大逆不道的事，更何况郡县制推行下去，也不是完美无缺的，一个问题就是，当时秦国委派为郡县地方官的官员，大多都是来自于秦本国，贸然进入了一个自己根本不熟悉的地方，这个官当得能舒坦吗？
  所以，在公元前213年，山东儒生淳于越在宴会上当场讽刺秦始皇，将秦始皇激怒。结果在李斯的挑唆下，秦始皇下了焚书之心，开始活埋不听他话的儒生，这就是秦始皇暴政之一的“焚书坑儒”。
  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从数量上看，烧毁了大量珍贵典籍，并坑杀了460多名儒生，可谓残暴之至，但这样的残暴，却不是无缘无故的恨。秦始皇本身就对儒家不感冒，他在乎的是法家，在乎的是权谋霸道之术，儒家君君臣臣的君臣关系，他现在根本用不上，也不想用，所以作出杀掉的决定，也就顺理成章。
  而秦始皇这么做，也是受了李斯的挑唆。李斯这个人最大的毛病就是给别人“下药”。早年就是因为他的缘故，坑害了原本秦始皇很想重用的韩非子，这次他妒忌的目标不是一个，而是一群，改朝换代了，六国的人才，全都进了秦国的人才库，特别是儒生群体，以山东的儒生为核心，英杰荟萃，说不定哪天就会威胁到我的地位，所以必须要早做准备，能下药的就下把药，能轰走的就赶紧走。轰不走的，就往死里整，反正要把这些人对我的威胁降低到最小。
  其实儒生的反对，淳于越的指责，都是小事，关键问题是，这时期的秦国，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说起来就两条，一是外部面临匈奴的威胁，二是国民经济在战乱后的凋敝。
  关于这两条，在秦国统一初期的形势，都是非常严峻的。先说匈奴问题，这时期的匈奴势力，还没有后来汉朝时候强，却也已经是草原三大游牧部族中的一支（另外两支是大月氏和东胡），此时的匈奴正好占据河套平原，正对着秦朝国都咸阳所在的关中平原。这个战略要地被他们拿在手里，整个中国北部就都暴露在他们眼皮底下，他们想打就打，想抢就抢，原先的赵国和燕国此时也已经灭国，当地虽然有秦军留守，却也基本处于不设防状态了，在这种局面下，不解决匈奴是不行的。
  而国内经济问题也同样严峻，秦国连年用兵，花费巨大，自身的财政窟窿就很大。而六国经历过战乱，正是民力疲敝、经济困顿的时期，这时期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六国地区的经济制度不一，新的国家财政体系，必须马上建立起来。国家要想振作，必须要通过经济体系的整合掌握国家的税收，这样军队才有资本打仗，边防才能够巩固。
  秦始皇是知道这个问题的，所以他登基之后，首先采取的是两个政策。一是迅速地把郡县制推广到全国，在新占领的领土上设立官衙，巩固统治。与此同时，秦国由蒙恬率领30万大军北进，经过浴血奋战，从匈奴人手中收复了河套平原，建立了防备匈奴的核心基地。暂时解除了匈奴对南方汉地的威胁，“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正是这一段时期。必须承认，秦始皇北击匈奴的一战，并非是穷兵黩武，如果当时不主动采取出击政策，任凭匈奴肆意劫掠，那么北方的汉地就永远无法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