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外交

总而言之，要缓和紧张局势必须在宽广的阵线上去展开：
    “我们看待我们的共产主义敌手，为追求其自身利益的国家，就好像我们也追求自身利益一般。我们将以其行为去评判他们，正如我们期待依照我们的行为而被人评判。明确的协定，及其建构的和平结构，将来自务实地容忍相互冲突之利益。”
1971年的外交报告亦重申同样的调子：
    “苏联的内部体制不是吾人政策的目标，然而我们亦不讳言不能接受其许多特征。我们与苏联的关系，就跟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一样，视其国际行为而定。”
    对国家利益的强调，受到保守派人士强烈抨击；尤其在越战结束，由国际紧张局势释脱出来的压力减退之际。真正的问题不在于当时批评者所指责的尼克松过分倚靠苏联领导人（只要了解到尼克松强调具体细节，以及他对人性持悲观看法，就知道此说不确），而在于究竟什么是最适合阻止苏联扩张主义的战略。尼克松相信，在越南乱局之中，国家利益是抵抗共产主义扩张活动、维持民众支持的最佳判断标准。他的批评者则认为强调国家利益，乃是一种精神上的解除武装。
    在决心阻止共产主义势力继续扩张方面，尼克松政府的观点与先前的艾奇逊、杜勒斯所见无异，与其后的里根亦难以区分。越战仍在激烈进行中，尼克松政府对下列诸项苏联的地缘政治或战略性威胁，都苦于应对：1970年，苏联在古巴兴建海军基地事件，苏联地对空导弹移调苏伊士运河事件，以及叙利亚入侵约旦事件；1971年，苏联在印度一巴基斯坦战争时之角色；1973年，就勃列日涅夫暗示将出兵干预以阿战争之反应等等。直到福特政府时期，针对古巴派兵到安哥拉事件之反应，其态度依然如昔。
    同时，尼克松政府对待遏制政策亦有异于艾奇逊和杜勒斯的作风，不把苏联社会转型作为双方谈判的先决条件。尼克松与遏制之父在此分道扬镳，选择一条类似丘吉尔曾采取的途径——丘吉尔在1953年斯大林谢世后，主张与莫斯科会谈。尼克松相信，谈判的过程，加上长时期的和平竞争，会加速苏联制度的转型，并强化民主国家。
    尼克松揭示的谈判时代，作为一种战略，使美国得以在越战依然进行中，可重新取得外交主动。尼克松的目标是把和平运动局限在越南问题上，不让它使美国外交政策每一方面都瘫痪了。尼克松的方式基本上亦非战术性质。他和他的顾问们相信，两个核大国在紧张缓和之状态下，很可能有暂时性的利益交集。核均势似乎正趋某种稳定状况，或者说可以由单方面努力或武器控制谈判，去达成稳定均势。美国需要有喘息空间以便自越南抽身，并且替越战战后时期建构新的外交政策；同时，苏联或许也有更强烈的理由寻求喘息机会。苏联在中苏边境线部署重兵，暗示着苏联在相距数千英里的两个前线面临紧张局势，或许也已预备与美国试探政治解决之道，尤其是如果我们能在对中国开放方面获得成功的话——对中国开放是尼克松策略的基石。姑不论其意识形态信念为何，苏联领导人或许已在对西方国家关系上发展了相当的利害关系，而不想对峙冲突。在吾人观念里，苏联与西方的对峙冲突越是迟迟不发作，要把苏联帝国拼凑在一起的任务就越难以料理，尤其在其政治问题因经济迟滞而越复杂之条件下。换言之，尼克松及其顾问们相信，时间站在美国这边，而不是共产主义世界那边。
    尼克松对莫斯科的观点比他的前任更加精细。他没有把美苏关系看做“全然或全无”的命题，而是一组解决程度各异的问题之混合。他致力把超级大国关系之间所有许多因素拼组起来，求取一个整体的解决之道，既不像“神学派”主张的那么全然冲突对峙，也不像“精神病学派”主张的那般全然调和妥协。他想要强调有可能合作的范畴，利用合作的杠杆来修正苏联在两国不和睦范畴之行为。这乃是尼克松政府给“缓和”( detente)下的定义，而不是对日后争辩的讽刺漫画。
    这个“联系”( linkage)政策是以某一范畴之合作与另一范畴之进步相联结，它有许多障碍。许多有影响力的美国人迷恋武器管制之情，就是暗礁之一。20年代的裁军谈判，即以把武器裁缩到不具威胁性之程度为标的，结果是彻底失败。这个目标到了核时代变得更加复杂，因为核武器的“安全”程度，根本就是完全矛盾的提法。我们也无法想象，如何在像苏联这么广袤的国家境内，去查验武器已裁至既定水准。要到了冷战行将结束之际，才算真正达成裁军目标。整个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裁军是附属在减低特定的、可界定的危险这个目标之下；所谓特定的、可界定的危险，其中最显著者即是防止突袭发生——这一切摆在“武器管制”名目下去开展。
    决策者并未预料到减低突袭之风险，会在武器管制谈判中成为关键问题。常识似乎指出，超级大国均具有庞大的毁灭力量，可以消灭对方，因此每一方都可以对对方施加无法忍受的损害。然而，1959年兰德公司( Rand Corporation)分析家沃尔斯泰特(Albert Wohlstetter)提出可谓冷战时期最具创意的一篇研究报告，指出常识不足以指导核关系。核武器是由集中在相对稀少的基地之飞机所装载，因此就技术而言，在敌方发动之前有可能将其战略兵力摧毁掉。在这种情况下，先发动攻击的一方或许可以把对手的反击减低到可以忍受的地步，进而可以遂行自己的意志。同理推论，害怕受到突袭，可能诱发先下手为强的心理——也就是说为了避免受到突袭，就要先发制人。
    照沃尔斯泰特的看法，核均势事实上相当不稳定。所谓先下手为强的第一击和反制而发之第二击，其间有何差异，成为国防分析家和武器管制专家争辩不休的议题。因此就又出现“双方可能有兴趣谈判，安排自保，免遭终极危险”的想法。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和加州理工学院，出现许多学术研讨会，探讨武器管制和战略稳定之理论与实务方案，让此后20年的决策者参考择用。
    沃尔斯泰特这篇论文在战略分析的贡献，和凯南1947年以X笔名发表的论文，对政府分析之贡献，可以前后辉映。从此以后，武器管制的外交谈判集中在限制核力量的组织及运作性质，借以将突袭的诱因降低到最低程度。
    但是，武器管制本身就已经经纬万端，异常复杂。这个题目相当奥妙难解，令决策者和一般大众都十分焦虑。譬如，它过分简化了问题的性质。决定发动核战争的人，不会是熟悉这些武器的科学家，如果他们的了解略有误估，即使不摧毁了整个文明，也可以摧毁其社会；决策者将是不胜烦忧的政治领导人。何况，两大超级大国对此一新技术也都没有实战经验，因此为了要在核战争中占上风，势必得同时发射数千枚核弹头。然而，在整个冷战时期，苏联从来没有一次同时试射三颗以上的导弹，美国则从来不曾自发射井发射过导弹。（这是因为美国的发射井，位于美国中部地区，华府担心如果试射导弹掉到地面，会引发森林大火。你瞧，信心只有这么大。）
    因此，突袭之危险事实上受到目标相互冲突的两组人马之夸大：一派希望扩大国防预算，以免遭到突袭；一派则激发对突袭之恐惧，作为缩减国防预算的理由。由于此一议题错综复杂，在陈述技巧上就大有学问。而且，情感因素纠缠极深，我们不易判别，专家是否因科学研究而获致其结论，抑或他们借科学之名来支持其预设结论——往往后者情形居多。遗憾的是，决策者必须受制于意见极为分歧的科学家们之建议；而科学家们又花了成年累月的时间去研究核议题，而政治家却只有数小时去思考它们。就脆弱性、准确性和可估算性等奥妙题目的辩论，已经达到中古时期对神学争议不休的地步；事实上，这些长久不止的哲学上之歧义见解，可以远溯到遏制政策出现之最早阶段。
    20世纪70年代对武器管制争辩最激烈的时期，保守派批评者警告说，苏联领导人不可靠，苏联意识形态敌意十足。主张武器管制的一方却强调，武器管制协定有助于关系和缓之整体气氛，未必就逊于实际获致协定的贡献。这又是神学派和精神病学派昔日的辩论，披上技术之外衣重新出现。
    起初，武器管制直接附属在遏制理论上面。依赖实力地位与武器管制论并存，以求使遏制较不危险。随着时间进展，武器管制很明显使得遏制越来越成为常态。政治解决之议很少有人提起，两大阵营也几乎不去尝试谈判政治解决之道。的确，在武器管制派人士觉得世界越来越安全之时，政治人物越来越没有理由离开熟悉的位置，投向政治解决此一情况未明的怒海。
    危机来了又去。事件由东南亚发展到加勒比海和中欧，但是双方似乎都在等待对手在历史演变的冲击下或多或少地自行溃败。在某一方的历史演变观明显占上风之前的时段，借着武器管制谈判，生活可以差堪容忍。这似乎是僵持的大环境：政治论（遏制）解决不了军备竞赛，战略论（武器管制）也解决不了政治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