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蒋介石父子身边四十三年

 
  蒋经国从士林官邸刚回到七海官邸，正要上床就寝，没想到电话铃声大作，要他立刻再回士林官邸，蒋经国本身也对这次的紧急情况心知不祥，等他赶到士林官邸，老先生早已归西，没有交代任何的遗言。 
  我被李大伟叫醒之后，立即奔至老先生病榻旁帮忙，我进房门的时候，见到屋内人声鼎沸，蒋经国先生在房间角落的壁炉边低声啜泣，夫人宋美龄则在病榻边面色冷峻而忧戚，显得非常难过，现场一片忧伤悲戚的气氛。医生放弃了急救之后，已经开始在为老先生戴上假牙，然后通知“副总统”严家淦等当局高官，请他们速来士林官邸见“总统”最后遗容。 
  严家淦等人瞻仰了遗容以后，就准备为老先生移灵，移灵用的是“荣总”为老先生新买的进口救护车，我们正把老先生遗体移上救护车，天上突然响起隆隆雷声，紧接着一阵倾盆大雨如排山倒海而来。移灵车队不能受天候影响而延误时间，所以，车队就在滂沱大雷雨之中，从士林官邸缓缓前进。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当我们移灵的车队从士林官邸走到中山北路的时候，雨却又奇迹似的停了。 
  噫兮天命哉！蒋中正一生为权力所累，到他昏迷过程当中，还在呓语中念兹在兹地提到要“反攻大陆”，如今思之，已经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幻梦。然而，他毕竟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深深的印迹，有关他的评价，后世史家自有公论，不必我等赘言。         
重现蒋介石颜容       
  服侍蒋介石近30年，老先生一言一行，都在我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一直到今天，老先生已经辞世近30年，我还是偶尔会在梦中梦见老先生在世时的情景，和在官邸的情况几乎是一模一样，一点没有改变。 
  对老先生，我有几幕比较深刻的印象，至今仍难以忘怀。 
  一次是他偶尔向座车侍卫季峻宫提起我，不久，官邸缺少一个副官，他就差人叫我去官邸服务。可见，即使像挑选一个副官这样简单的事情，他都是非常小心谨慎，而只要他对某人有了深刻的好印象，他就会一直对那人对味。 
  还有一年，在一个宴会场合，宴会已经结束，他坐在位子上休息，我则在忙着收餐具。在我正不经意用手抓起高脚洋酒杯，准备集中收存的时候，老先生忽然说：“翁副官，你这样拿酒杯是不对的，这么拿杯子是会失礼的。你看我拿酒杯的样子！”说完，他很优美地用手托起一只高脚酒杯，然后又说：“你看，洋酒杯应该这样托着拿，不是手抓着它，这样会在杯口留下指纹，很不礼貌。” 
  试想一个贵为“领袖”的老人，竟然亲自为副官示范如何正确取拿洋酒杯，他的平易近人、细腻守礼，直教我敬佩有加，到现在都记忆犹新。 
  老先生对我的工作，从来没有任何的严词责备，而我事实上也没有任何的差错。记得1968年，我以身体健康的理由，申请离开官邸，老先生知道了以后，还亲自找了医官垂询我的病情，到我临行前，他还在召见时告诉我：“等你好了以后，需要的时候再请你回来。”语气亲切真诚，后来到钱副官、李大伟科长生病时，他第一个又想到我，叫我再回到他的身边。 
  甚至在1973～1974年间，那时在“荣总”六号病房，我正在替老先生做全身按摩，他突然之间问我：“翁元，你受过什么军事教育吗？”我被他这样突如其来一问，不知道该怎么答复才恰当，我只好直接说：“报告先生，我因为一直跟在您身边，所以没有受过什么军事教育，或是正规的高等教育。”他听完接着问道：“你家里还有些什么人啊？”我就从实地告诉他实情。或许这只是因为他在医院里没有人可以和他聊天，所以，在心情烦闷无聊的情况下，才找我问话。经过这样的接谈，当时也在一旁值班的医疗小组医官姜必宁事后和我打趣：“翁副官，你这下子不得了了，老先生问你这些话，表示你升官有望，老先生要提拔你了！”我闻言笑了一笑，后来虽然什么事都没有，可是，老先生对我的关切之情，委实让我到现在都还感怀不已。 
  当然，老先生也有他严肃的一面，但他的严肃却不失其宽厚与细腻。 
  例如，有一回我在中兴宾馆代班当中临时请了半天假，出去办一件私事，请同事代理。第二天，老先生见到我第一句话就问我：“你昨天怎么没有来？以后应该要跟我请假呀！”还有一次，有位护士骆小姐有事叫我，她叫了一声：“翁元！请你过来一下！”老先生听了马上纠正她说：“骆小姐！你不可以叫他的名字，应该叫他翁副官才是！”这些点点滴滴，虽然都是一些小事情，却是我一辈子难以忘怀的。         
*第十章：再做蒋氏家臣内侍      
  从刚到台湾来的时候，我在长安东路18号服勤务，就对蒋经国独来独往的独行侠作风，有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可是，一连串的意外事件之后，蒋介石强迫蒋经国必须要有自己的随从和侍卫，以保障他的安全。于是，蒋经国开始有了自己的随从和侍卫，并且，原来是蒋介石专责的联合勤务指挥部，在老先生一声令下，也组成了一个名为七海警卫组的侍卫人员单位专门负责蒋经国的安全维护。      
蒋经国时代       
  蒋经国时代的肇始，象征着台湾进入了一个新的政治纪元，一般人总以为蒋经国时代是从他担任“行政院院长”以后，或者是当选国民党主席以后才正式揭开序幕的。其实，蒋经国时代早在50年代就已经悄悄揭开序幕，而蒋经国担任“行政院长”，乃至党主席，只是他正式掌政的名实相符而已。 
  蒋经国当选党主席的时候，严家淦还是“总统”，虽然在许多人的眼中，严家淦犹如一只橡皮图章，只具有形式上的意义，可是，殊不知这正是严家淦先生值得人们尊敬的地方。蒋经国当选党主席，严家淦曾向蒋经国致意，表示将亲自至蒋经国住的七海官邸，向他道贺。可是，蒋经国对严家淦的这番盛情，投桃报李，他在电话中告诉严家淦：“总统！应该我来看您，我到官邸去看您！” 
  蒋经国对严家淦的尊敬和礼遇，也许有人认为是一种官样文章，可是，这其实也是严先生深谙当年台岛政治的机敏之处。在蒋老先生去世以后，体制上，他有充分的权力，去扩张自己的空间，但是，他却从来不曾这样做，而且谨守分寸。 
  在老先生卧病的那段日子，蒋经国几乎天天向老先生简报台湾时下的政情，包括人事布局都在蒋经国的主导和建议下，做他“接班”的准备。我们从来没见过严家淦出现在士林官邸或是到老先生跟前，向老先生报告政务，反而都是蒋经国在处理一切的问题。从这一点可做旁证，蒋经国时代早就默默启幕。     
蒋介石为儿子找房子       
  七海新村时代，为蒋经国开启了一个新的纪元，他在这幢精巧而别致的小洋房里，为台湾写历史。 
  七海新村主建筑兴建于50年代。是时，正是国民党当局在台湾风雨飘摇的时刻。当年的“中华民国政府”和美国签订了《中美共同防御条约》。这个条约签订以后，为了向当时的美国示好，并且基于“中美”双方军事合作的必要性，政府当局特地在台北市郊的大直，规划兴建一处度假别墅，供那时的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史邓普上将来台下榻之用。 
  由于只是一处度假别墅，所以，并不是特别豪华宽敞，完全是以实用为出发点。这幢美军的度假别墅后来给蒋经国使用，老先生特别为它命名为七海新村，一方面有海军的意味，而且美国人一向也对“七”这个幸运数字比较有好感，所以就以此命名，兼容并蓄，讨个吉兆。 
  事实上，不管是史邓普上将本身，或是其他的美军将领，几乎没有几个人来台湾住过七海新村的，所以，落成以后，这幢小洋房实际上大部分时间都空在那里，没有人去住。 
  1967年，台北市长安东路在实施拓宽工程，施工期间难免到处灰尘蔽天、噪音隆隆，蒋经国住的长安东路18号刚好就在旁边，自然蒋家的生活起居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而且，附近也有几幢大楼正在兴建，如果这些大楼盖好，蒋家那栋日式平房自是有被人居高临下、一览无遗之虞，在安全上，长安东路18号已经慢慢暴露出短处。再者，那时，蒋经国的子女也逐渐成人，每个子女都需要有各自的房间，维护本身的隐私，而且子女一旦结婚成家，每个人有各自的房间，更是理之必然。 
  基于以上种种原因，蒋经国自己也觉得有搬家的必要性。可是，节俭成性的他，并不积极准备搬家，反而是有一次老先生去长安东路18号时，发现这个房子竟然连他的大型凯迪拉克轿车要掉头时，都有无处回车的困扰，他这才知道原来自己儿子住的地方居然这样“寒碜”，简直不能和士林官邸相比。老先生当场就要为儿子找地方搬家，并且把这件事情交给“总统府”三局去处理。 
  “太子”要住好房子，“总统府”三局焉有不戮力以赴的道理，经过一番审慎的评估，当局觉得距离士林官邸不远的大直“七海新村”，似乎蛮合乎这样的条件，于是，就向老先生以及蒋经国报告了这个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