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你家玩好吗

路平迅速爱上了这个小人儿，除了讲故事，他还给心心弹吉他。那时他在整理专辑，弹着吉他唱一首歌，然后停下来，客客气气地问心心：您觉得这首怎么样？
小女儿永远回答他：“没有我爸爸的歌好听”。
他就很淡定地，接着唱下一首歌，接着问同样的问题。
晚上酒吧营业的时候，路平会在台上演绎的间隙穿插唱两首儿歌给心心听。慢慢竟然养成了习惯，一直到现在都是如此。后来，低调酒吧五年间搬迁两次，这个习惯他却一直没改。
低调酒吧变成了新的根据地。我们开玩笑说：心心是史上最年轻的泡酒吧的姑娘。大人喝酒，她喝养乐多。她觉得养乐多很好喝，经常往我们的酒瓶里挨个倒点儿，没人会拂了她的好意，都继续接着喝，但味道实在是很怪。
她一般到晚上十点左右开始犯困。一困了就自觉把脑袋枕在我大腿上，半分钟左右就能打呼噜，吓得整个酒吧的人关了音响，压低了嗓子说话。有些好心的姑娘解下外套，左一件右一件盖在她身上。
她睡觉爱流口水，我没少付干洗费。
……
娜娜改签了机票，拖到没办法再拖的那一天才离开丽江古城。
悠长的假期结束了。
我和苗苗、小喆、铁城、路平一起去送她们。车停在忠义市场，上车前我们挨个抱了抱她们，小女儿很奇怪地看着我们，问：你们怎么不上车？
她喊：爸爸过来……爸爸你怎么不上车？
她喊：路平路平，开车了快上来啊……
有人和我打招呼，我递给那人一根烟，转过身去和他聊天。
再回头时，车已经开走了。心心趴在车玻璃上，眼睛看着地面，眉头皱着，挤扁了小小的小鼻子。
路平说：还好，没哭。
心心离开丽江两年后，我路过长春，打电话给她妈妈：孩儿她娘，咱姑娘还记得我吗？
打这电话时是有那么一点忐忑的，那两年我的人生起起伏伏，诸事扰心状况百出，又本是个疏于靠电话线联络感情的人，已许久没有听到过她们娘俩的声音了。
奇葩妈妈说：她都8岁了……上小学了。如果不记得你了，你可别伤心。
我说：那算了，不如不见，保重保重。
她说：你看你，还是那么孩子气……不如我们和心心玩儿个游戏，咱们制造一次偶遇，看看你在孩子心里分量有多重。如果认不出你来，你擦肩而过就是了。
我闻此语甚为伤心，是真的特别伤心。但还是讪讪地按约定去等她们娘俩。
远远的，我看见人群里娜娜卓越依旧的身姿，左手边牵着我可爱的小女儿，唉，抽穗的小玉米秸子一样，都长高了快一头了。娜娜冲我眨眨眼，径直朝我的方向走来，小女儿完全不知情地蹦跶着，嘴里好像还哼着歌。
我放慢脚步，止不住浮起一个微笑。
距离五米的时候，小女儿猛地扎住了脚步。
她死死盯着我，先是往后倒退了一步，而后一下子张开两只胳膊扑了上来，搂住了我的脖子。
我抱着她原地打了两个转儿，我说：姑娘姑娘你快勒死我了。
她小声喊：爸爸粑粑巴巴我的好爸爸。
……头埋在我颈窝里，呜呜哭出声儿来。
我说：娜娜你别光自个儿抹眼泪，赶紧找张面巾纸给咱姑娘撸撸鼻子，鼻涕都蹭我衣服领子上了。
我说：姑娘姑娘我的好姑娘，你想我吗想我吗？
我的小女儿噙着眼泪，捧着我的腮帮子说：本来不想的，一看见你就开始想了，现在这会儿最想最想了……
我一手抱着她，一手掏出手机，哆嗦着打电话给路平。电话很久才有人接，路平应该是刚刚睡醒。
“老路，我估计是没戏了……你赶紧结婚赶紧生个孩子去吧!……要生就生个女儿。”
为了告别的聚会
作者/荞麦
2003年我们大学毕业，正逢SARS，所有程序都显得随便而且匆忙，答辩也只是抽了几个倒霉蛋，我没有被抽上。当时我恰逢青春期廉价得万念俱灰，在北京待了两个月，就一声不吭逃回了南京，什么都不想做了。
《新华日报》当时招人，我也去面试了，主编问：“你愿意到下面的记者站去吗？”指的是去遍布江苏各地级市的记者站。我说：“不愿意。”很多同班同学都去参加了这次面试，不同的是他们说了愿意，于是离开南京，在各地的记者站待了好几年，有几个现在依然待在那里。我每天晃晃悠悠地玩儿，在中山陵草地上打牌打一个下午。
末日的气息轻微地弥漫着，但谁都知道正常的生活迟早回归。有朋友帮我把简历递给本地一家报社，我被押送着去参加了面试，不久就去上班了。接着一位南方系的记者老师因为各种原因找到我，邀请我去上海参加一份正筹备创刊的报纸。我真的去了上海一趟，在新租的办公室里晃了一圈，头昏脑涨地横穿马路，然后，退缩了。
毕业的散伙饭我去吃了，酒也喝了一点。新闻系当时还算是个热门专业，我们是大学扩招的第一届，一个班竟然有50多个人，都是81年左右出生，大多都是独生子女，几乎都来自江苏省内，这使我们有一种集体性的淡漠，并未产生太多离愁。手机和网络在2003年已经开始发达了，我们可以随时找到对方，我们不再散落天涯，我们随时都能见面。
结果，这十年间，除了个别同学，其它的人我一面都没再见过。
毕业后我没有参加过任何同学聚会，后来其它人也不再聚了。接到同学的婚礼邀请函我就扔进抽屉里，装作一无所知。有同学打电话问我怎么没出现，我就装作很忙、忘记了、有急事。即使在同一幢大楼里上班，我们也没有相约见面、吃饭。
我猜我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办。
就这样，十年过去了。有热心同学组织“毕业十年聚会”，我竟然一反常态很热切地想去参加。在聚会的前一天，组织者——一个高个子的男生给我打电话，接通之后他的第一句话是“打扰了”。电话结束时，他竟然又跟我说了一声“打扰了”。 
他们尽力联系了所有人，但在这样一个很容易被找到的时代，依然有3个人下落不明。一半儿的人留在了南京，大多从事跟媒体有关的工作；一半儿的人回了老家，基本都是公务员；还有两三个在北京、上海。零星几个人在国外，一个女生嫁了德国人，一个女生留在了新西兰，一个男生在非洲。还有一个男生去印度出差没能参加，他彻底转行了：成了一个IT青年。最后来了一半儿的人，坐了三桌。
在这之前，大学曾经是改变人命运最多的场所。而差不多从我们开始，大学失去了这种魔力。这十年里，因自身努力而变得富有（但也有限）的同学从事的都是跟房地产有关的行业：房地产公司、房地产网站、跑房地产广告的人。大学不如房产改变命运。或者说个人的命运越来越难通过自身的努力改变。这是时代最强烈的缩影。
我以为我会看到一些巨大的变化，但每个人竟然都没有怎么变。有几个女生变美了。仅此而已。男生也并没有变胖。好像这十年，时间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只是带来了很多的小孩。几乎每个人都生了小孩，除了我，还有另一个单身的女生，索性去法国游学了。大大小小的小孩在包间里跑来跑去，很快玩成一片，一度打起架来，后来又和好了。除了谈论小孩之外，大家不停地说：“要多组织这样的聚会，至少南京的同学应该经常聚起来。”每个人都附和，但每个人都知道这是假的。大家拼命合影。
这十年里，如果回头去看，我关于人生的所有决定几乎都是错误的。同时又跟我相称。就在前一天，因为雅虎邮箱要消失，我整理邮箱里的邮件时竟然翻到十年前，那个劝我去上海的老师发给我的邮件，他说：“我知道想让你下定最后的决心很难，但以我职业生涯的经验，原来与我程度差不多的人，现在大多数还在一些小媒体混日子，意气消沉，他们少的就是关键时刻，迈出人生关键一步的勇气。不过你还年轻，有的是机会。”在另一封信里他又说：“在南京的报纸服务，时间长了会有惰性，想保持高格调，比较困难。”
很不幸他说的每句话都对，只有一句话不对：你还年轻，有的是机会。
2003年，还是用新闻改变社会的理想鼓舞我们的时代。10年过去之后，当年这么鼓舞我的人，恐怕也不会这样豪迈地讲话了。
与其说令我惊讶，不如说令我平静：最终我们都仅仅是变成了普普通通的人。伴随着这一切的是：传统媒体的缓慢衰落。新闻系再也不是什么令人感到有趣的专业了。据说某广电新闻今年只招到一个男生，而他估计还没办法扛起摄像机。职业的理想早就丧失了，命运却还没有展示太多威力。再等十年，我们可能才会看清楚命运的轮廓。现在我们言笑晏晏，意识到自己是被很多无奈和平庸所包围的一代，却透露出一种集体性的不焦虑。
有个同学说：“这么单纯的聚会，单纯到令我受不了。”确实太单纯了，没有利益关系、谈不上多么深刻的友情、同学间没有谈过恋爱，连八卦都欠奉。我们仅仅是因为种种巧合，一起在当时还鸟不拉屎的新校区待了三年，后来又在老校区待了一年，宿舍里经常有耗子。有些人偷偷读了我那本写青春回忆的《最大的一场大火》，里面也几乎找不到同学们的影子，但还是有人声称看得掉下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