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时代

布殊的 
中国问题专家、在他担任总统后派往北京当大使的李洁明说，布殊和邓小平「在 1970 年代建立了一种不同寻常的亲密 
关系，部分原因是他们都预感到对方将是他们各自国家未来的领导人」。[22-22]李洁明认为，事实上，在毛泽东、周恩来、 
尼克逊和基辛格退出政坛后，邓小平和布殊继续维持着过去的领导人为两国建立的工作关系。他们两人的关系轻松而友 
好：在 1975 年 12 月 6 日为祝贺布殊离开北京转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告别宴会上，邓小平对他开玩笑说：「你是不是 
一直在这里搞间谍活动呀？」[22-23]布殊笃信私人外交，他会偶尔给邓小平递送信件。邓小平对这种私人交往方式并不作 
出回应，但他愿意随时与布殊见面。[22-24] 
邓小平成为头号领导人后，两人继续保持着联系。邓小平在 1979 年 1 月访美时，要求在休斯顿与布殊进行私人 
会面，见面时邓小平把他仍然保密的攻打越南的计划告诉了布殊。邓小平去德克萨斯时，布殊也邀请他到母亲家里作客。 
后来，列根总统打算跟台湾建立正常关系时，邓小平和布殊副总统努力不让中美关系出轨。确实，当两国关系变得十分 
紧张时，邓小平和布殊的会谈使两国关系转危为安，从而为稳定两国关系的 1982 年联合公报铺平了道路。[22-25]后来当 
布殊准备竞选总统时，他的妻子芭芭拉去亚洲访问期间被遣往北京亲自将丈夫的打算告诉了邓小平。1989 年 2 月，邓 
小平向布殊坦率说明了中苏关系的改善和中国准备迎接戈巴卓夫访华。[22-26]几年后，当布殊在电视上被问及他遇到的最 
伟大的领导人是谁时，他先是说没有哪个人特别杰出，然后又补充道，邓小平是个不同凡响的领导人。 
但是，当布殊在 1989 年 6 月想与邓小平通电话时，邓小平并未接回应。回应外国领导人的电话不合中国领导人 
的惯例。于是布殊在 1989 年 6 月 21 日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亲笔信： 
写此信时我心情沉重。我本想与您亲自讨论此事，但很遗憾没有做到。首先，我是本着真诚的友谊写这封信的，因为我相信您一定知道，写这封信的人强烈地认为美中之间的良好 
关系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我写此信是想请您帮助维护这种我们双方都认为十分重要的关系。??我请您??记住我们这个年轻的国家的立国原则。这些原则就是民主和自由。??这些原则难免 
会影响美国人看待其他国家的事件和作出反应的方式。这不是傲慢自大的反应，也不是想强迫别人接受我们的信念，这仅仅是对那些原则的持久价值及其普遍适用性的信仰。 
[22-27] 
布殊接着又解释说，作为美国总统，他不得不实施制裁。「当朋友之间遇到麻烦时，例如现在的情况，我们必须想办法 
把它说清楚。??在我们这样一个开放的制度中，常常不可能做到事事保密；但这是一封没有副本的特殊信件，在我的私 
人档案之外没有任何副本。」[22-28]布殊在信中提议向北京派出一名私人特使。 
布殊发出此信的次日，就收到了邓小平回覆。他说，他准备接待派来的特使。布殊很清楚，「六四」刚过就派出 
特使会激怒美国民众，因此他对派特使一事进行保密，即使是美国驻北京的大使馆也没有接到通知。（中国方面对访问 
保密并无困难。）国家安全顾问斯考克罗夫特和副国务卿劳伦斯?伊格尔伯格（Lawrence Eagleburger）飞往北京， 
于 7 月 2 日会见了邓小平。在会见斯考克罗夫特和伊格尔伯格之前，邓小平对李鹏和钱其琛说，今天和美国人的会谈只 
谈原则，不讲具体问题；中国要改善与美国的关系，但中国领导人既不怕美国人，也不怕制裁，外交人员要牢记这一点。 
[22-29] 
据陪同斯考克罗夫特的美国人说，邓小平亲切问候了斯考克罗夫特和伊格尔伯格，他说：「我把布殊总统当作朋 
友，是因为自从我与他交往以来，我觉得他是个说话算数的人。??他很少说空话假话。」[22-30]但是邓小平在评价中美关 
系时，态度仍很强硬，极其严肃。谈及「六四」时，他说，那个事件「是一次地震，十分不幸的是美国人也涉足太深?? 
 
 
美国对外政策的各个方面实际上是把中国逼入墙角。??那场反革命暴乱的目的是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我们的社会主义 
制度。如果让他们得逞，就会天下大乱。坦率地说，这有可能导致战争。」邓小平接着谴责了美国帮助那些试图推翻中 
国政府的人，并且说，美国的媒体夸大了暴力程度，干涉中国内政。 
邓小平把布殊决定向中国派出两名特使看作一件好事。「看来仍有希望维持我们原来的良好关系。??我相信这是 
布殊总统的愿望。我本人也有同样的愿望。但这种性质的问题是不能从两个人做朋友的角度加以解决的。」邓小平说， 
两国之间的分歧是由美国引起的，美国「在很大程度上侵犯了中国的利益。??解铃还须系铃人，这取决于美国不再火上 
浇油。」邓小平又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是打了 22 年仗、死了 2,000 万人才换来的，任何力量都无法取代中国共 
产党统治中国。这是一个感到他的国家的命运处在危险之中的人发出的严厉信息，他认为美国对中国的抗议者持续的支 
持加剧了这种危险。 
斯考克罗夫特在答覆时重申，布殊总统坚信应当与中国维持良好关系，这样做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布殊也希望 
邓小平理解美国总统当时受到的政治限制。[22-31]  邓小平回答说，请斯考克罗夫特转达「我对我的朋友布殊总统的友情?? 
无论我们两国政府之间在这个问题上谈的如何，只要他继续把我当朋友，我也会同样对待他。」[22-32]斯考克罗夫特试图 
向邓小平解释美国为何对个人自由有如此深的感情，但他适可而止。邓小平在会谈结束时说，他不同意斯考克罗夫特的 
很多说法，「为了结束中美关系的这段不幸插曲??要看美国采取何种行动。」[22-33]然后，据斯考克罗夫特说，邓小平就 
和他道别。 
当时，美中关系受到的伤害之一是关于美国向中国提供军事装备的协议的连续性。从 1983 年到 1989 年期间， 
作为反苏同盟，中美军方作出安排由美国向中国出售航空电子设备、导弹和鱼雷。其中最大一笔生意是 F-8 战斗机的雷 
达系统；中国还购买了西科斯基公司的黑鹰直升机。对于处在当时经济发展水平的中国来说，这是一笔开支很大的订单。 
1989 年以后，由于美国的制裁不允许向中国供应零配件，也包括西科斯基直升机的零件，这使中国无法使用已经购买 
的许多装备。 
从 1989 年到 1993 年，中美军方实际上没有任何高层接触。军方的交往在 1993 年恢复，但双方的信任关系从 
未恢复到 1983 年至 1989 年的水平。事实上，1989 年以后，中国转而向苏联购买苏-27 战机，从以色列购买军事设 
备和物资。中国不再愿意从美国购买任何重要的军事设备。[22-34] 
天安门悲剧发生的一个多月后，在 7 月 14 日法国召开的七国峰会上，主要的问题不是是否制裁中国，而是应当 
采取多么严厉的制裁。与其他领导人相比，布殊总统和日本首相宇野宗佑主张较温和的制裁。布殊总统确实支持取消世 
界银行新的对华贷款，同意为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提供永久居留权，但他反对采取他认为可能导致美中关系彻底破裂的更 
强硬的制裁手段。[22-35] 
布殊在 7 月 28 日再次致函邓小平，重申了他要维持两国工作关系的愿望。针对邓小平所说的「解铃还须系铃人」， 
布殊写道，他认为问题是由中国的行动造成的。邓小平于 8 月 11 日对布殊作出了诚恳的答覆，他对布殊维护和发展两 
国关系的愿望表示感谢，但他再次表示，是美国在制裁中国，伤害中国的利益和尊严。他说，希望这种局面能够很快得 
到改善。[22-36]  布殊知道邓小平对美苏交往很敏感，他在答覆邓小平时建议，12 月 1 日布殊和戈巴卓夫的玛律塔峰会之 
后，斯考克罗夫特可以飞往北京向他和江泽民通报会谈结果。 
在这期间，由于美国和日本决定不派高级官员访华，邓小平接待了一些美国前官员。他会见了美国民主党特使伍 
德科克，还会见了前总统尼克逊以及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后者其实担任着布殊政府的牵线人。日本不存在强大的反 
对党或能够充当使者的前政治家，因此邓小平会见了与日本政府有密切关系的日本商界领袖。这些客人来到北京时，邓 
小平鼓励他们与他的接班人江泽民合作，但他仍然主导着关键性的会谈。 
邓小平在 1989 年 10 月会见了美国前总统理查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