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时代

 
[21-59]这一部分内容我使用了 Amy  Zegert 对当时记者们的采访，但是她不对我这里任何解释承 
担责任。关于美国有线电视（CNN）的报道见 Chinoy, China Live. 
[21-60]Richard Madsen, China and the American Dream: A Moral Inqui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pp. 1-27. 
[21-61]例如《纽约时报》记者 Nicholas D. Kristof 和 Sheryl WuDunn 的报道：「[6 月 4 日的] 
这些屠杀行动可能标志着结束中共统治的起点。」见 Nicholas D. Kristof and Sheryl Wudunn, China 
Wakes: The Struggle for the Soul of a Rising Power (New York: Times Books, 1994). 
 
 
第 22 章 
站稳脚跟：1989-1992 
「六四」之后北京的气氛一片肃杀，邓小平所面对的民众比共产党掌权以来任何时候对党都更加疏远。到 5  月 
20 日，情况就已变得很清楚，政府失去了城市居民和年轻人的支持，领导人都担心政权难保。6 月 4 日动用武力威胁 
致使群众屈从，但此举只不过加深了党与人民之间的鸿沟。军队也士气低落枣军人为了替党保住权力而枪击无辜平民， 
他们无论如何不会觉得这是英雄壮举，徵兵也因此陷入低谷。在经历了 1988 年的通货膨胀，胡耀邦之死和调动军队清 
空天安门广场这些事件之后，民众对邓小平和中共的拥护跌至最低点，这与 1984 年时高涨的民意支持有天壤之别。 
邓小平相信，为了重新赢得群众的拥护，党迫切需要立刻加快经济发展。然而，在 1988 年的通货膨胀之后，控 
制着经济政策的谨慎的保守派却在抑制增长速度。苏联和东欧共产党受到的挑战也使很多中国人怀疑，共产主义在中国 
是否还有未来。 
同时，西方的人权团体和海外的中国留学生都支持中国的异见人士，西方政治家也对中国政府实行制裁。在西方 
人看来，在北京发生的杀害那些进行自由民主抗议的无辜学生的行为，是比他们自己国家那些导致越南、柬埔寨等地大 
量平民死亡的决定更加恶劣的罪行。西方人权团体开始向中国人宣讲自由和对生命的尊重。西方高官停止了访华，并对 
出口技术、尤其是军事技术加以限制。中国的外贸和旅游业都蒙受了损失。西方人沉溺于天安门悲剧的戏剧性场面，西 
方电视台不断播放捣毁民主女神像、搬运鲜血淋淋的尸体、试图孤身一人挡住坦克的青年人这样的画面枣所有这一切 
只会加强外国政府的反华情绪。外国对异见人士的支持和对华制裁是难以轻易消除的。 
邓小平相信，外国对示威者的支持和对中国的制裁，使得在中国维持控制变得更加困难。他知道外国人的批评会 
在中国赢得一些追随者。但是在这个关键的交汇点，就像他下手镇压和顶住外国制裁一样，邓小平重新肯定了坚持对外 
开放的重要性。在 6 月 4 日几天之前他打算让解放军采取他认为必要的措施恢复秩序时就说过：「我们要开放，不能收， 
要比过去更开放。」[22-1]为了重新赢得人们的信任，他说，必须干出点儿实事，要抓紧调查和惩治腐败大案，不管涉及 
到谁。他重申了第三代领导人必须继续改革开放的政策。[22-2] 
对首都戒严部队军级以上干部的讲话：1989 年 6 月 9 日 
「六四」过去之后的几天里，邓小平和领导层仍忙于抓捕他们眼中的「动乱」分子、清理城市和恢复秩序。由于 
邓小平未在公开场合露面，很快就传出了领导层发生严重分裂、政府面临解体危险的流言。邓小平在 6 月 9 日打破沉默， 
向领导镇压行动的军级以上干部发表了讲话。讲话的部分内容在电视上播出，使民众在镇压之后第一次看到一位高层领 
导人。邓小平感谢军队干部在恢复秩序中发挥的关键作用。他还利用这个机会对群众说，他们也应当感谢解放军的贡献， 
政府是稳定的，政策不会改变。 
邓小平首先说，他要向在这场斗争中为英勇扞卫党和人民利益而牺牲的指战员和公安干警表示哀悼。他说，从国 
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来看，这场冲突是不可避免的。邓小平说，幸运的是发生冲突时很多有经验的军队老同志还健在， 
他们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勇气。他承认有些同志不理解这次行动的必要性，但是他表示相信，他们最终会支持这一行动。 
邓小平说，麻烦在于一些坏人混在学生和围观的群众中间，他们的最终目的是推翻共产党，颠覆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一 
个资产阶级共和国，成为西方的附庸。邓小平问道：「以后我们怎么办？我说，我们原来制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 
照样干下去，坚定不移地干下去。」[22-3] 他重申了四项基本原则枣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枣的重要性。[22-4] 
对党的领导人的讲话 
 
 
一周以后，即 6 月 16 日，邓又对中央委员会的领导成员说，由于他本人就要退出日常工作，新的第三代领导人 
要完成平息「暴乱」的任务。要利用这次暴乱，注意过去的错误并加以改正，但基本原则不能变。「只有社会主义才能 
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经济不能滑坡。??我们要用行动证明，我们的改革开放政策不但不会变，而且会 
进一步得到贯彻执行。」[22-5]  邓小平再次肯定了党的战略目标是正确的，即从 1980 年到 2000 年使经济翻两番，到下 
个世纪中叶使中国成为中等发达国家。 
在北京看过邓小平讲话的外国人说，他的语气沉着自信，对自己采取的行动没有丝毫悔意，对可能发生的情况没 
有惊慌。[22-6]  邓小平似乎相信，6 月 4 日的武力展示已经让反对势力安静下来，使党和解放军能够建立牢固的控制。他 
宣称，军事行动为中国赢得了十到二十年的稳定。邓小平的顽强与坚定，让很多担心中国可能陷入内乱的人感到放心。 
邓小平显示出自信：中国有 1950 年代和 1960 年代几乎与外界完全隔绝的经历，一定能够挺过 1989 年之后外 
国的制裁。他说，民主国家的政治变化很快，严厉的制裁最多只能延续几年。他认为外国商人会向他们的政府施压改善 
对华关系，以便他们能够进入中国市场；外国政府也会重新认识到需要中国的合作。中国要站稳立场，鼓励外国友人终 
止制裁，为好好利用将来的每一个机会作好准备。 
邓小平的估计被证明是正确的。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James Baker）在 1990 年 11 月为使要求伊拉克从 
科威特撤军的决议在安理会获得通过，便与中国谈判达成协议，以布殊总统会见钱其琛为条件来换取中国的支持。[22-7] 
虽然在这个协议之后大多数制裁措施仍在继续，但此事是向恢复中美工作关系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在 6 月的两次公开讲话后，邓小平很少再公开露面，有关他生病或去世的谣言不绝于耳，报纸不得不时常刊登声 
明予以否认。其实，邓小平在 6 月中旬出席了四中全会，7 月初，会见了布殊总统的特使斯考克罗夫特，随后便去了北 
戴河，那里是高层官员夏季疗养的地方。[22-8] 
四中全会：  1989 年 6 月 23-24 日 
天安门悲剧过去三周后，中央委员会召开了十三届四中全会。会议肯定了过去两个月为制止动乱采取的措施是必 
要的和恰当的。全会公报赞扬了邓小平等老干部面对动乱时发挥的作用，赞扬了军队和警员的贡献。全会还正式批准了 
高层的人事变动。赵紫阳被免去一切职务，任命江泽民为党的总书记，宋平和李瑞环得到提拔，与江泽民、李鹏和乔石 
共同组成了政治局常委会。新的领导班子表示，要继续沿着邓小平及其同事开辟的道路前进。江泽民在全会的讲话中再 
次肯定了要坚持 1978 年 12 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目标：实行改革开放，推动经济发展。[22-9] 
然而大问题依然如故：很多中国人想得到更多自由，而党内元老则毫不动摇，认为维持秩序必须收紧控制，如何 
弥合双方的鸿沟？对于了解邓小平的人来说，他采取的战略一点也不令人意外：他要推动经济发展，加强「思想教育」。 
也就是说，他对知识分子实行西方式民主改革的呼吁不予理睬，并且他要让群众相信现行的制度最适合当前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