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时代

[21-51] 
据一些目击者说，广场上有人中弹，但政府发言人否认凌晨 4 点半到 5 点半之间广场上有任何人中弹，这是含蓄 
地承认了此前和此后可能有人遭到射杀。[21-52]政府也不否认广场附近的长安街上有人遇害。很多人想弄清楚那天晚上的 
死亡人数，但各种估计数目出入极大。中国官方在 6 月 4 日几天后的报告中说死了 200 多人，包括 20 名军人和 23 名 
学生，大约 2,000 人受伤。[21-53]  李鹏在 7 月 2 日对布兰特?斯考克罗夫特说死了 310 人，其中包括一些解放军战士和 
36 名学生。[21-54]  遇害人之一的母亲丁子霖后来试图搜集当晚所有遇害人的姓名，截至 2008 年为止她总共搜集到近 200 
个姓名。据 38 军政委李志远的报告，除了死伤的士兵外，有 65 辆卡车和 47 辆装甲运兵车被毁，另有 485 辆军车受 
损。[21-55]  认真研究过这一事件的外国观察家所作出的最可靠估计是，遇害的示威者大约在 300 人到 2,600 人之间，有 
数千人受伤。最初一些外国的报道说有上万人死亡，但后来都承认这是严重的夸大。当时在北京的加拿大学者卜正民 
（Timothy Brook）根据外国武官的估计以及来自北京所有 11 所大医院的数据报告说，这些医院中至少有 478 人死 
 
 
亡，920 人受伤。[21-56]有些人相信死亡人数可能高于这些医院纪录的数位，因为一些家庭担心伤者或家人受到长期政治 
迫害，或私下治疗，或通过非常规渠道处理了死者的尸体。[21-57] 
解放军和警察在清场之后，花了几天时间清扫示威期间遍地垃圾的广场并捣毁了民主女神像。虽然与当地市民发 
生了少量扭打，但那晚的流血镇压之后，北京和天安门广场很快就恢复了令人不安的平静。 
示威的学生领袖受到追捕：有些人被短期拘留，还有一些人被投入监狱。甚至一些著名知识分子，譬如在广场上 
劝说学生撤离的戴晴，也遭到逮捕和监禁。邓小平亲自决定将赵紫阳的秘书鲍彤判刑七年，但他服刑期满后仍然处在严 
密的监控之下。赵紫阳的另外一些部下也被监禁，一些示威者在 20 多年后仍未获释。通过「地下通道」提供的藏身处 
以及勇敢的友人的帮助，包括柴玲和吾尔开希在内的一些学生领袖，以及像严家其和陈一谘那样的知识分子领袖，设法 
成功逃往国外。而王丹被监禁几年后获释，他流亡到西方，在那里继续自己的学业。 
温室中的一代和被推迟的希望 
参加 1989 年示威的学生以及较年长的知识分子，像中国历史上的文人一样，对国家的命运怀有一种很深的责任 
感。然而，这些学生是温室中长大的一代，没有多少校园之外的经验。与 1940 年代后期的学生不同，他们没有用多年 
时间建立夺权组织；也不同于 1980 年代初的学生，他们没有经历过政治运动和文革的斗争，也没有经受过上山下乡的 
锻炼。他们是这一代人中最有才华的学生，但却只接受过考试的训练，而缺少人生历练。他们是在中国最好的中学和大 
学里备受爱护的教育改革的受益者。 
此外，这些学生成长的这段历史时期，并没有为独立的政治活动者提供空间，让他们形成组织并检验自己的思想。 
示威者不是政治组织的成员，只是一群人中的一分子，领导者不断变化，参与者松散结合。在运动中脱颖而出的人，不 
是因为他们展现了杰出的判断力和战略规划能力，而是因为他们的即兴辩才和敢作敢为。留在广场上的人始终抱着一种 
幻想，以为国家领导人会承认他们的爱国热情和高尚情操，与他们对话，认同他们对国家的关心是正当的，并解决他们 
所提出的问题。[21-58] 
这些温室中长大的一代学生就像孙中山所描述的 1920 年代的中国一样：一盘散沙。赵紫阳的对手指责赵煽动学 
生，使他们把矛头对准邓小平；赵紫阳的拥护者则反过来指责对方激怒了学生，使赵紫阳陷入尴尬的境地。赵紫阳的支 
持者和对手或许都想引导示威学生，但事实上他们都无法做到。学生们踏着自己的鼓点前进。甚至学生自己的领袖也只 
能鼓动他们，却不能控制他们。 
「六四」之后，学生及其家人为死伤者而悲痛，也为失去了中国在不久的将来变得更开放、更文明的希望而悲痛。 
当学生领袖们思考「六四」之后该往何处去时，他们彼此承认自己挑战国家领导人，期待他们放弃权力的做法太幼稚。 
这一代和后来的学生们，都从这次可悲的经验中汲取了教训：跟国家领导人直接对抗很可能引起暴力反应，付出不必要 
的代价。 
因此，与苏联和东欧的抗议学生不同，中国的学生在「六四」之后不再跟共产党对着干了。很多学生逐渐相信， 
只有通过缓慢地建立基础，通过改善更多人的经济生活，通过加深人们对公共事务的理解，逐渐形成对民主和自由的经 
验，才能取得进步。甚至很多不是党员的学生也承认，领导人当时面临着国家失控的危险，只有共产党才能维持促进经 
济发展所不可缺少的稳定。很多人相信，尽管有腐败和自私的干部，但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所实施的改革开放政策枣以 
及它所带来的人民生活的改善枣要比其他可能的选择更可取。他们希望，接下来几十年的稳定和经济发展，能为自由 
社会形成一个更牢固的基础。同时，绝大多数学生运动活跃分子都放弃了集体行动，专注于追求个人前程。 
很多知识分子、甚至一些党的高级干部也认为，向无辜的人们开枪的决定是不可饶恕的，党迟早要为这场运动翻 
案。尽管在决定动武中起积极作用的人仍然在世的时候，「六四」还很难平反，但政府的立场已经有所软化。在镇压后 
的 20 年里，很多坐牢的人都被释放，官方对这一事件的说法也逐渐变得温和：先是称为「反革命暴乱」，然后改为「暴 
乱」，后来又成了「政治动乱」，最终变成「八九风波」。 
天安门意象的力量 
 
 
1989 年 6 月 4 日的残酷镇压，让我们所有关心人类福祉的人瞠目结舌。天安门广场的悲剧在西方掀起的抗议声 
浪，远大于亚洲过去那些规模相近的悲剧。[21-59]  例如，1947 年 2 月 28 日，已经接管台湾的国民党为了消灭任何有可 
能抵抗的地方领袖，由国民党将军陈仪杀害了上千名当地的重要人士。这一事件几十年来一直使「本省人」和「外省人」 
之间心怀怨恨，但在台湾之外并没有引起多大注意。南韩总统全斗焕在 1980 年为消灭光州的反抗势力也进行过血腥镇 
压，屠杀的人数远远多于 1989 年的天安门，但西方电视台并没有报道光州事件，国际社会对南韩领导人的谴责也无法 
与天安门悲剧后中国领导人受到的谴责相比。 
美国学者赵文词（Richard Madsen）对这些事件进行分析比较后，提出了一个问题：西方民众为何对天安门悲 
剧作出如此强烈的情绪反应？他给出的回答是：这既与电视将该事件戏剧性地同步展示于观众眼前有关，也与学生认同 
西方理想有关。简言之，赵文词认为，北京的镇压触动了人们的神经，因为它被解读成对美国神话枣即经济的、思想 
的和政治的自由终将胜利枣的攻击。很多外国人以此把邓小平视为自由的敌人，因为他镇压了扞卫他们信念的英勇的 
学生。[21-60]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尽管被野蛮行径所伤害的人数远远多于「六四」事件，  但当时能去中国采访的外国媒体的 
数量无法与后来相比。吊诡的是，邓小平使中国向外国媒体开放，却使外国记者得以把他在天安门广场的镇压行动向全 
世界报道。 
在 1989 年春天之前，外国记者在中国的活动和与中国人的接触都受到极大限制。干部们迫于不允许泄露「国家 
机密」的压力，很少与媒体对话，即使对话时也心存戒备。直到 1989 年 4 月以前，如果记者要会见想发布消息的异见 
人士，只能秘密见面，以免给这些人带来麻烦。 
因此，对于试图一窥幕后真相的外国记者来说，北京之春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确实，对于大多数 
驻京的外国记者来说，报道 1989 年 4 月 15 日到 6 月之间的学生示威，是他们职业生涯中最兴奋的时刻。在这段时间 
里，他们在不利的环境中以达到体力极限的强度工作，捕捉着学生对自由民主的渴望，并在本国的电视和平面媒体上报 
道这幕激动人心的大戏。 
同时，和记者们热衷于报道学生一样，学生们也热切希望自己的观点让更多的人知道。北京市民对学生毫不掩饰 
的大力支持，使记者和学生都难以想像政府会向自己的人民开枪。很多记者事后自我批评说，他们像自己所报道的学生 
一样沉浸在兴奋之中，以至于看不到潜在的危险，未能让西方观众对后果有所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