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

这句话跟他一九四九年共产党中国成立时宣告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几乎一样。看来，照毛的话，中华民族并不是一九四九年才站起来的，而是一九三八年。一九三八年的中国，用毛的话来说是“在民族领袖与最高统帅蒋委员长的统一领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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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明等人一转背，毛就明确告诉中央全会，蒋介石始终是敌人。中共现在就要准备打倒蒋介石，武装夺取政权，要利用日本侵略大张旗鼓地在敌後发展，必要时坚决打国民党军队。这是毛在抗战中第一次明确宣布蒋介石依然是头号敌人，抗战中可以打内战。这是中共抗战政策改变的转折点。
   毛泽东新的主要支持者是负责中共北方局的刘少奇。刘曾去过苏俄两次，一九二一年见到列宁，还跟列宁的亲密朋友拉丽莎·瑞丝娜(Laisa Reysner)有过一段风流韵事。刘是个有远见的人，明白毛的主张是中共上台的唯一希望。全会开完，毛就派他去新四军活动的华中地区，控制项英率领的新四军。
    八路军副总指挥彭德怀此时也看出，中共如果要发展，要在占领的地方待下去，不跟国民党开战不行。彭德怀站到了毛这一边。总指挥朱德也赞同毛的战略。
   毛还有个得力帮手是康生。在苏联时，康生曾是王明的副手，以紧跟王明著称，刚到延安时还带头呼口号：“我们党的天才的领袖王明同志万岁！”但他很快看出毛泽东的厉害远在王明之上，转而投靠毛。毛委派康做中共克格勃的头子，自己的警卫员也由他一手挑选。正是康生为江青担保，使毛得以堵住批评江的人的嘴。在毛、康之间，这是一条有力的纽带。
    延安成了软禁王明的地方。毛叫他在国民参政会结束後回来，任命他为统战部部长。这好像是个重要职位，其实实权在毛的人手上。王明时常独自在延安街头踱步，低著头，不发一言，表情若有所思，带著几分惆怅。
    毛不敢公开谴责他，因为他同莫斯科的关系很深。对一般干部来说，王明仍是中央领导。许多人对他有好感，记得他“演说的天才，待人接物的态度”。毛缺乏鼓舞人心的演说天分，擅长在众目以外的少数人中运筹帷幄搞阴谋。他跟王明的明争暗斗还远没了结。
    在毛为打内战开绿灯之後，中共军队放开手来在敌後与国民党争夺地盘，屡占上风。到一九四0年一月，八路军从抗战开始时的四万六千人发展到二十四万人。新四军在刘少奇领导下也翻了三倍，成为三万人。一个个敌後根据地建立起来，晋察冀扩大到二千五百万人口。中共已成长为一支拥有广阔地盘的强大力量。在这时，抗战两年多了，从爱国激情中冷静下来的中共领导们体会到毛泽东的高明。一九四0年二月，彭德怀由衷地赞美毛说：中共“有了富於政治远见，预见事变，并且善於处理事变的中央，有了英明的领袖”。周恩来也心悦诚服地归顺了毛。
    中共的壮大得益於毛。但毛还得小心不被斯大林怪罪。他隐瞒了跟国民党军队的武装冲突，只是在火并严重到无法掩饰时才向莫斯科报告，辩解说全是出於自卫，因为国民党一心要把共产党消灭光。
    毛知道怎样取悦斯大林。一九三九年春，斯大林最喜欢的导演卡门到延安来拍电影，一進毛的门就看见一本斯大林的著作摊开放在书桌上。毛手捧斯大林的书，作凝神阅读状，让卡门尽情地拍，特别突出封面上的斯大林像。酒会上他为斯大林祝酒，说他朝思暮想只想去一个地方：莫斯科，去见斯大林。在窑洞门口为卡门送别时，毛特地问他莫斯科在什么方向，然後在黑暗中朝那个方向默默伫立，深深地叹息。卡门果真在文章裏写道：“毛谈到斯大林同志的时候是多么充满感情啊！”
    毛总是确保在莫斯科有人为他说话。常驻莫斯科的代表先有王稼祥，後有任弼时。六届六中全会後，他加派使者，第一个是林彪，一九二八年底到苏联去治疗枪伤。林彪受伤是因为他穿著一件缴获的日本军大衣，国民党军队把他当成日本人了。林彪只带去符合莫斯科精神的全会文件，向苏联人保证，毛是“中共可靠的，有决断力的，有原则的领袖”。毛没算准的是，林也实事求是地说了一些对他不利的话。林还说了别的人的坏话，说周恩来是“骗子”，朱德是“旧警察”，“不是自己人”。
    一九三九年六月，毛的大弟泽民也到苏联来“治病”，可苏联人注意到他一次也没去医院看过病。他的任务主要是打击王明，报告莫斯科说王明是个“坏人”，干的坏事之一是在斯大林面前夸张红军的实力。这等於犯了欺君之罪。报告还说博古是“机会主义者、托洛茨基分子、土匪”跟早期湖南共产党领导人李维汉二人都有“重大罪行”，应当排斥在一切领导岗位之外。
    毛的第三名使者是周恩来，九月十四日住進了克里姆林宫医院。他倒有病可看，前些时候从马上摔下来折断了右胳膊，没接好，现在来做手术。周这时刚彻底完成了他的忠诚转移，成了毛的忠实仆人。在莫斯科他孜孜不倦地强调毛的重要性，说中共中央认为毛“必须被选为总书记”。他向莫斯科保证中共的政策仍然是“抗战高於一切”，仍然致力於统一战线。他详细报告了中共的发展：党员是抗战开始时的七倍，有四十九万八千人，军队和地盘都大大扩展。他还夸张地说八路军和日本人打了两千六百八十九次大仗。
    李德跟周恩来同行到莫斯科。毛对他不放心，先下手为强，由泽民报告说李德的战略战术是“反革命的”。李德认为这是毛要置他於死地。他把周恩来叫作他的“主审宫”，因为周恩来火上加油，称这个从前的亲密同事是“中国革命的敌人”。
    毛泽东爱说他的政敌“告洋状”但他们中还没有谁像毛告他们那样向莫斯科告过毛。  
 21 盼望苏日瓜分中国
    1939～1940年    45～46岁
    
    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三日，苏联跟纳粹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瓜分了波兰。对斯大林与希特勒(Adolf Hitler)的勾搭切齿痛恨的中国人中有中共的创始人陈独秀。陈因观点独立被中共开除，在国民党监狱裏坐过几年牢。在一个“无月的黑夜”，他悲愤之余，写下一首长诗，用古传说中的大疫厉鬼比喻斯大林，谴责斯大林“是非旦暮变，黑白任其情。云雨翻覆手，信义鸿毛轻。”
    苏德条约的签订打开了通向苏日条约的大门。蒋介石担心中国可能成为另一个波兰，就此警告苏联。毛泽东却非常高兴。毛在整个抗日战争中的战略基点就是希望苏联卷入，现在柳暗花明，终於有了实现的可能。
    这年九月底，斯诺问毛对苏日条约可能签订的反应，毛答道：“可以签订”，如果不妨碍“世界解放运动的利益”，“半殖民地，殖民地的民族革命的利益”。这些利益在中国除了指中共的利益，还有什么呢？当斯诺问：苏联对中共的帮助是否会采取占领半个波兰那样的形式？毛积极肯定地答覆：“按照列宁主义，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波兰模式是毛的期待。*斯大林要是跟日本瓜分中国，毛本人自然会当上半壁江山的统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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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关於波兰模式跟苏日条约的这段谈话引起了莫斯科的不满。季米特洛夫给毛打电报说：“这个访问记的破坏性实质必须揭穿。我们紧急要求毛泽东和其他中国同志不要对外国记者发表像对斯诺那样的谈话，因为这已经被用来为搞破坏服务。”毛也明白他说漏嘴了，从此不再接近斯诺，直到中苏公开分歧的一九六0年要再利用斯诺时，才让他重访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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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年，毛为苏联通过苏芬条约夺取芬兰一大块领土而兴奋。他在给中共高层的秘密指示中说：苏芬条约“保证了世界革命和中国革命的胜利”。在法国被划分为德国占领区跟维琪政府时，毛又看到了把一个国家一分为二的可能。在十一月一日给高级军事领导人的指示裏，他用隐晦的语言说：“苏联出面调整中日关系的可能性仍是有的，中国要争得比较法国优胜的地位，只有苏联出面调整与我们坚持努力才有可能。”毛设想的一个前景是：日本扶持国民党傀儡政府，苏联出兵，帮助中共，“国共划界而治”，以长江为界，“隔江而治”搞“南北朝”。
    按波兰模式跟日本瓜分中国，正是斯大林此时的中国政策。苏德条约签订後，苏联开始了跟日本的谈判，中国问题是中心。谈判中，中共实力越强，占地越多，斯大林讨价还价的空间就越大。毛泽东看准了他的扩展对斯大林的好处，一九三九到一九四0年之交，他给莫斯科的报告在调子上有了明显的转变，开始直言不讳地谈论跟蒋介石军队的内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