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大帝朱棣

一旦有警，昼则鸣炮，夜则烽火，庶警报易以飞传，兵马便于召集。 
  永乐时期所修大体类此。
  水乐二年十二月庚午，宣府总兵官武安侯郑亨等奏，修筑宣府诸处屯堡成。先有敕谕亨等于宣府、万全、怀安诸处简军马，坚垒壁，谨烽堠，慎防御之务。每数堡择一堡为高城深壕，城多置门，其中开井积水，以聚数堡之人马辎重粮饷。昼夜了望，寇至夜则举火，昼则举炮为信。以军士坚守之，附近屯堡军亦皆移入其中。亨等经营规划，至是始备云。 
  朱棣还屡次下令加以督促：
  永乐四年四月二十一日，屯堡务要壕堑坚深，日夜遣人望高哨瞭，不可顷刻少怠，钦此。
  永乐十九年六月二十七日，各处城池，务要十分整理得坚，屯堡务要修理得停当，摆布如法，便如一座城一般。朕将亲来巡视，钦此。
  永乐二十年十月初八，但是沿边及各难守屯堡，即将人口头匹，尽数收拾入坚固屯堡内居住，务在坚壁清野，使寇无所得，必然就擒。钦此。 
  据《译语》说：“虏好野掠，不攻城(以攻城旷日费力也)，间攻堡寨。人果死守，则亦弃去。”“尝有畏死退缩者，贼入则无唯类” 。因此，屯堡的坚固，对保护沿边军民不遭侵扰有相当作用。
  宣府以外，宁夏、甘肃、大同、辽东等沿边要地都有屯堡设置。永乐十二年朱棣曾命行在兵部、都察院遣官按视各处屯堡建设的情况 。朱棣还规定了屯堡的规制：
  “上命边将置屯堡为守备计。每小屯五七所或四五所，择近便地筑一大堡，环以土城，高七八尺或一二丈，城八门。周以壕堑，阔一丈或四五尺，深与阔等聚各屯粮刍于内。其小屯量存逐日所用粮食，有警即人畜尽入大堡，并力固守” 。
  沿边还修筑了许多城池、石垣、壕堑。永乐七年六月，朱棣对后军都督同知曹隆等说：“国家置边军镇守，所恃城池为固。须高城深池，日夜警备，苦城池坚定，巡逻不怠，猝有缓急，可以战守随宜。” 永乐十年八月，又命边将在长安岭、野胡岭及兴和迤西至洗马林“凡关外险要之地，皆崇石垣，深壕堑，以防虏寇” 。永乐十三年三月大同镇守左都督朱荣言：“边卫城池，当边境冲要。其忙牛岭、兔毛河、赤山、榆杨口、东胜诸处城垣低薄、无壕堑，宜急修筑。从之。” 永乐十一年二月，敕镇守辽东都督刘江曰：“前尝令边将于诸屯择一屯多有水草处，深作壕堑，开井积水，凡邻近各屯行李刍粮孳畜皆置于内。有警则诸屯相与协力拒守。尔独不遵。尔别有良策否？即有缓急，不致误事否？宜深计之，毋贻后悔。” 
  烟墩之设有定制：
  “永乐十一年令筑烟墩，高五丈有奇，四围城高一丈五尺，外开壕堑，钓桥门道。上置水柜。暖月盛水，寒月盛冰，墩置官军守了，以绳梯上下” 。
  朱棣曾多次下令各处建筑烟墩。这样城堡、墩台、壕堑遍布北方边境，东起辽东，经宣府、大同、宁夏、甘肃，直至嘉峪关，各种军事设施连绵不绝。正德年间，礼部郎中都穆西出使宁夏，尚得见永乐初何福所筑城 ，甚至河州、洮州、岷州诸卫，也有边墙隘门等设施 。
  1980年，笔者曾实地考察从宣化到大同一带的烟墩城堡。从宣化往西，过柴沟堡，沿洋河西岸，冈峦起伏。冈脊之上，烟墩相望，延绵不绝。偶尔在河岸也可以见到城堡。如柴沟堡西有一废弃的古城堡，城墙大体完好，呈正方形，每边约一百米，夯土筑成，访于当地居民，有说是城，有说是堡，当为明朝边军屯驻所用。这种墩台城堡的布置，一直绵延至大同，仍然比比皆是。如大同往西的十里河两岸。往北的御河两岸，往东北方向的南洋河两岸，都是这样。盖河床平旷，沿河是蒙古人人口的天然通道，当然也便是防边瞭敌的冲要之地。以御河两岸为例，从德胜口、宏赐堡往南，河东岸是一道土筑边墙，残存墙高一米或不足一米，阔三、四米，每相隔五六百米有一墩台，随山蜿蜒。河西岸峰峦起伏，每峰峦的至高点都有墩台，弥望无际。
  在大同市西十里河北岸观音台东侧，我们具体查看了一座墩台。台为黄土夯筑，台基为正方形，每边约七米，台高残存约十米顶部亦呈正方形，每边约五米。台东北角有土筑阶梯从地面通往台顶。台外四周围以土墙，正方形，每边约二十米。当地居民说，台西在五十年代初还有石砌房子的墙基，房子附近还有石磨，可能是守堡士卒居住生活之用，今皆荡然无存。
  当然，这些烟墩城堡并不一定都建于明初，但我们还是可以从中看出明朝对北部边防的重视和经营的苦心。
  对于通往鞑靼、瓦剌的关口道路则“补其缺，塞其罅”，驻以严兵，“以为外寇之防” 。比如，古北、喜峰二口，是鞑靼瓦剌入寇的必经之路、军事要地。永乐八年正月丙子，塞古北口小关口及大关外门，仅通一人一马 。又如：
  永乐十二年十月丙戌，塞保安董家庄等十一处山口，深井、李家庄、大箭口三处设烟墩守之 。
  同年十二月辛卯，羽林前卫指挥同知朱腾等视山后道路，还言：苏林口二十六处，旧有官军守备，其黄石崖、庄窠涧二处并新视山口九处，俱合置守备。又言：守口军旧止五六人，今宜增为十人。从之 。
  十三年正月丙午，塞居庸关以北潭峪等处山口，每口戍卒十人守之 。十月乙亥，塞关外宴磨峪等隘口一十六处，每处以军士十人守之 。
  十四年九月壬寅，保安卫指挥司奏，所辖境内诸隘口，可通车骑者三……皆已设烽堠分兵守之，樵牧小径八……悉已塞之。其纸坊沟等处又有可攀援而度者，亦宜分兵巡守。会议可通车骑者用百户一员领甲士二十人守备，樵牧小径宜用甲士十人。从之 。
  可见朱棣十分注意对关口的控制。
  对关口的管理，更是严格。出入关口者须凭勘合，检验无伪方许放行。永乐七年四月丙戌，命编置紫荆、居庸、古北、喜峰、董家、山海六关口出关勘合，以防诈伪。每关一百道，以礼乐射御书数六字为号。北京留守行后军都督府、行在兵部皆用印钤记，而各置底簿。以兵部底薄并勘合送内府，都督府底簿付各关口。公差出关者，必得内府勘合为验乃出。无者，从守关官执奏 。
  为了防止诈伪，守边军队的调动也以勘合为凭。永乐七年五月辛卯，置边城调军勘合。“上以边戍调遣，止凭敕书，虑或有诈。乃以勇敢锋锐神奇精壮强毅克胜英雄威猛十六字编为勘合，共百号。底簿比号簿各一。底簿及勘合留内府，比号簿付边将掌之。遇有制敕调遣军马，须凭勘合比号相同，方许奏行。如有制敕，而无勘合，有勘合而比号不同者，皆为诈伪。于是给甘肃总兵官左都督何福、大同江阴侯吴高、宁夏宁阳伯陈懋、宣府武城侯王聪比对勘合簿各一” 。永乐十一年九月丙申，“敕镇守辽东都督刘江等曰，立边防以严内外，先王之制不可不谨。自今非有御宝文书不许出塞。虽传朕言，而无御宝文书者，皆不许。其境内商旅及公干有验者听” 。
  明朝禁止军民官员与外人私相往来，所谓“人臣无外交”，虽宗室亲王封疆大吏也不例外。既为防止“人臣”造成内患，更防止其勾结敌人泄漏军务引起外患。永乐五年四月戊戌，“敕甘肃总兵官西宁侯宋晟曰：“朝廷禁约下人私通外夷，不为不严。比年回回来经商者，凉州诸处军士多潜送出境，又有留居别失八里、哈剌火州等处，泄漏边务者。此边将之不严也。已别遣监察御史覈治，自今宜严禁约’。” 同年八月庚戌，“敕陕西行都司都指挥陈敬及巡按监察御史曰：‘人臣无外交，古有名戒。我太祖高皇帝申明此禁，最为严切。如胡惟庸私通日本，祸及身家天下后世，晓然知也。今边境犹有玩法嗜利之人，往往潜住卜笼吉儿、沙迷查干诸处，诡称朝使，索取宝物，或于道途窃盗外夷所贡善马，或为商贩图利，此皆边将不谨致然。都指挥为朝廷镇守边境，御史为国家耳目之臣，皆坐视不理，可乎？其悉心廉问防闲，不可纵弛’” 。
  对于边将与“外夷”的交往，防禁更严。永乐四年八月庚子，“以辽东镇守保定侯孟善所为非法，降敕切责之曰：‘将之御寇，犹犬之防盗，犬与盗狎，将何用焉，况复坏朝廷之法！姑贷尔罪。如不改过，悔将无及’” 。永乐八年十二月甲寅，“敕甘肃总兵官西宁侯宋琥曰：‘尔前奏曲先卫头目有久居沙州令至甘肃者，既至，则当即送朝廷，乃留之不遣何也？礼，臣子无外交。虽为边将，非为警急及受命权宜行事，宜谨守常法，不宜轻易遣人出境……昔中山王守北京十余年，未尝轻遣一人出塞外。当时边圉无事。中山王亦享富贵令名无穷。尔能遵朕训，则边境可安，尔之富贵永远矣’” 。
  朝廷常常命令边将派人出境巡逻侦察。比如永乐二年正月辛亥，“命宣府备御武城侯王聪、同安侯火真率骑兵五千人，马千五百匹巡逻迤北” 。永乐三年二月甲申，“敕武城侯王聪、同安侯火真率骑兵三千人哨■迤北” 。同年六月庚辰，“遣中官山寿等率骑兵由枪杆岭出云州北行，与武城侯王聪等会兵觇虏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