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的弹子球（80年，31岁）

  “很远的。看狗去了。”
  “什么样的狗?”
  “喜欢狗?”
  “大大的白色的狗。不过对狗倒不怎么喜欢。”
  我点燃支烟。两人保持沉默，直到我吸完。
  “伤心?”一个问。
  我默默点头。
  “睡吧。”另一个说。
  我睡了。
  这既是“我”的故事，又是被称为“鼠”的那个人的故事。那个秋天，“我”们住在相距七百公里的两个地方。
  1973年9月，这部小说始于那里。那是入口。若有出口就好了，我想。倘没有，写文章便毫无意义。
  弹子球的诞生
  大概不至于有人对雷蒙德・莫洛尼这个名字有所记忆。
  其人存在过，并且死了，如此而已。关于他的生涯，任何人都不了解。了解也超不过之于深井底部豉母虫那个程度。
  不过，弹子球发展史上首台机是1934年由此人之手从高科技黄金云层间带给这个秽物多多的地面却是一个史实。那也是阿道夫・希特勒远隔大西洋这个巨大水洼把手搭在魏玛阶梯第一阶那年。
  可是，这位雷蒙德・莫洛尼其人的一生并非如赖特兄弟和贝尔那般涂满神话色彩。既无少年时代情调温馨的插曲，又没有戏剧性EUREKA①[①EUREKA：古希腊科学家阿基米德想到黄金纯度测量方法时惊叫之语，“妙哉，正是它1”]。仅仅在为好事读者写的好事专门书的第一页留下了名字：1934年，弹子球首台机由雷蒙德・莫洛尼发明出来。连张照片都没有。肖像铜像自然更谈不上。
  也许你这样想：假如不存在莫洛尼，弹子球机的历史恐怕与现在的截然不同。甚至出现都不会出现。而这一来，我们对这个莫洛尼的不当评价岂不成了忘恩之举?可是，你若真有机会面对莫洛尼发明的首台弹子球机“巴里夫”，这一疑念笃定灰飞烟灭。因为个中没有任何足以激发我们想像力的要素。
  弹子球机同希特勒的步伐有一个共同点：双方都作为时代泡沫连同某种可疑性现于人世，比之存在本身，更是其进化速度使之获得了神话式的光环。进化的动力当然不外乎三个车轮，即高科技、资本投入以及人类的本源性欲望。
  人们以可怕的速度赋予这台原本同泥偶人大致无异的弹子球机以五花八门的能力。有人叫“发光！”有人喊“通电！”有人呼“安濮！”于是光照亮盘面，电用磁力弹击球体，蹼(flipper)的双管将球掷回。
  记分屏(score)将操作伎俩换算成十进法数值，警示灯对剧烈的摇晃做出反应。继而预定程序(sequence)这一形而上学式概念诞生了，奖分灯(bonuslight)、加球(extra)、重来(replay)等各种各样的学派从中产生出来。实际上弹子球机也在这一时期带上了某种巫术色彩。
  这就是关于弹子球的小说。
  弹子球研究专著《奖分》的序言中这样写道：
  除了换成数值的自尊心，从弹子球机中你几乎一无所得，而失去的却不可胜数。至少失去了时间――失去了足以建造所有历届总统铜像(当然是说如果你有意建造理查德・M・尼克松铜像的话)的铜板都换不来的宝贵时间。
  在你坐在弹子球机前持续消耗孤独的时间过程中，也许有人阅读普鲁斯特，抑或有人一边观看车内电影《勇敢跟踪》一边同女友沉浸在性爱抚的快感中。而他们很可能成为洞察时代的作家，或幸福美满的夫妻。
  然而弹子球机不会将你带去任何地方，唯独“重来”的指示灯闪亮而已。重来、重来、重来……甚至使人觉得弹子球游戏存在本身即是为了某种永恒性。  …l
  关于永恒性我们所知无多。但可以推测其投影。
  弹子球的目的不在于自我表现，而在于自我变革；不在于扩张自己，而在于缩小自己；不在于分析，而在于综合。
  假如你想表现自我和扩张自己，那么你恐怕将受到警示灯的无情报复。
  祝你玩得愉快!
1 
  识别双胞胎姐妹的办法当然有好几种，遗憾的是我一种都不知晓。五官也好声音也好发型也好，全都毫无二致。加之既没黑痣又无青斑，真个叫人束手无策。完美的复制。对某种刺激的反应程度也毫厘不爽，就连吃的喝的唱的以至睡眠时间、月经周期都如出一辙。
  双胞胎这一状况是怎样一种状况，乃是远远超出我想像力的问题。如果我有双胞胎兄弟，且我俩全都一模一样的话，我想我肯定会陷入可怕的狼狈境地。也许因为我本身存在某种问题。
  可她们两人却全然相安无事。意识到自己无法区分她们时，我大为惊讶，甚至气急败坏。
  “截然不同的嘛！”
   “压根儿就是两个人。”
  我一声没吭，耸耸肩。
  至于两人闯入我房间已过去了多少时间，我记不清楚。自从同这两人一起生活后，我身上对时间的感觉已明显钝化，恰似通过细胞分裂增殖的生物对时间所怀有的那种感觉。
  我和我的朋友在涩谷去南平台的坡路旁一座商品楼租个套间，开了一家专门搞翻译的小事务所。资金是朋友父亲出的，不但款额不足以大惊小怪。除了房间的权利金，只买了三张铁桌、十来本辞典、电话机和半打巴本威土忌；剩下的钱订做一块铁招牌，琢磨出个合适名称雕刻上去，挂到外面，又在报纸上发了一条广告。之后两人便四条腿搭在桌面，边喝威士忌边等顾客。那是1972年春天的事。
  数月过后，我们发现自己一锹挖在了富矿上。数量惊人的委托件涌进了我们小小的事务所，我们用由此得到的收入购置了空调机、电冰箱和一套家庭酒吧。
  “咱们是成功人士。”朋友说。
  我也踌躇满志。有生以来我是第一次从别人口里听到如此温暖的话语。
  朋友同一家他熟悉的印刷厂拉上关系，让对方一手承印需要印刷的翻译件，还拿了回扣。我在外国语大学的学生科招来几个成绩好的学生，把我们忙不过来的交给他们译第一稿。雇了个女事务员，负责杂务、会计和对外联系。是个双腿修长的乖巧的女孩，刚从商校毕业出来，除却每天哼唱二十遍《便士雨》(这也是掐头去尾)这一点，其他没什么明显的缺点。“碰上她，算我们好运2”朋友说。于是给她一般公司百分之一百五十的工资，另有相当于五个月工资的奖金，夏冬两季各放十天假。这么着，我们三人都过得心满意足，快快乐乐。
  这个套间是两室带一个厨房兼管室。莫名其妙的是厨房兼餐室竟位于两室之间。我们用火柴杆抽签，结果我得里面的房间，朋友得靠外门的房间。女孩坐在中间的厨房兼餐室里唱着《便士雨》整理账簿，或做对水威士忌，或鼓捣捕捉蟑螂的机关。
  我用必备品经费买来的两个文件柜置于桌子两例，左侧放未译的，右侧放译毕的。
  译件的种类也罢委托人也罢委实多种多样。有《美国科学》上刊载的关于滚珠轴承耐压性的报告，有1972年度全美鸡尾酒专刊，有威廉・斯坦劳的小品文，有安全刮须刀说明书。凡此种种，一律贴上期限日期标签堆在桌子左侧，经过一段时间后移到右侧。每译完一份，都要喝掉大拇指那么宽的威士忌。
  搞我们这个档次的翻译的好处，就是无须加进什么想法。左手拿硬币，啪一声放到右手，左手腾空，右手留下硬币，如此而已。
   10点上班，4时离开。星期六三人走去附近一家迪斯科舞厅，边喝J&B边和着冒牌桑塔纳乐队跳舞。’
  收入不赖。从收入中扣除事务所租金，一点点必需的经费、女孩工资、临时工酬金及税款，剩下的分成十份，一份作为事务所存款，五份他拿，我拿四份。分法诚然原始，但在桌面上等额排开现金确是令人开心的活计。令人想起《辛辛那提年轻人》里的斯蒂文・马克苗和爱德华・G・罗宾逊玩扑克牌的镜头。
  他五我四这一配额，我想是十分妥当的。因为实质性经营推给了他，而且我喝威士忌喝过量他也默默忍耐，毫无怨言。再说他还要负担体弱多病的妻和三岁的儿子和一辆水箱转眼就出毛病的“大众”。即使这样也还是入不敷出，总有什么让他部郁寡欢。
  “我也要养一对双胞胎女孩的哟2”一天我这样说道。他当然不肯信，依旧他拿五份，我拿四份。
  如此这般，我二十五六岁的季节就流逝过去。午后阳光一般温阳平和的日子。
  “大凡人写的东西，”我们那三色印刷的宣传册上有这么一句光彩夺目富有益惑性的广告词，“不存在人所不能理解的。”
  每到半年转来一次的闲得发慌的时候，我们三人便站在涩谷站前散发这小册子打发无聊。
  也不知时间流过了多少，总之我在横无际摄的沉默中行走不止。下班我返回宿舍，一面喝双胞胎斟的美味咖啡，一面读《纯粹理性批判》，读了一遍又一遍。
  有时候，昨天的事恍若去年的，而去年的事恍若昨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