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的弹子球（80年，31岁）

1973年的弹子球
1969―1973 
  喜欢听人讲陌生的地方，近乎病态地喜欢。
  有一段时间――10年前的事了――我不管三七二十一，逢人就问自己生身故乡和成长期间住过的地方的事。那个时代似乎极端缺乏愿意听人讲话那一类型的人，所以无论哪一个都对我讲得十分投入。甚至有素不相识的人在哪里听说我这个嗜好而特意跑来一吐为快。
  他们简直像往枯井里扔石子一样向我说各种各样――委实各种各样――的事，说罢全都心满意足地离去了。有的说得洋洋自得，有的则怒气冲冲，有的说得头头是道，有的则自始至终令人不知所云。而说的内容，有的枯燥无味，有的催人泪下，有的半开玩笑信口开河。但我都尽最大努力地洗耳恭听。
  原因固然不得而知，反正看上去人人都想对一个人、或者对全世界拼命传达什么。这使我联想到被一个挨一个塞进纸壳箱里的猴群。我把这样的猴们一只只从箱里取出，小心拍去灰尘，“呼”一声拍打屁股放归草原。它们的去向我不知道。肯定在哪里嚼着橡树子什么的，然后一只只死掉――命运是奈何不得的。
  这的的确确是一桩事倍功半的活计。如今想来，假如那年举办“热心听他人讲话者世界大赛”，毫无疑问我将荣获冠军。作为奖品，大概至少能得到一盒炊用火柴。
  我的交谈对象中有一个火星出生的和一个金星出生的。两人的话给我以极深的印象。最先讲的是土星。
  “那里嘛……冷得不得了。”他呻吟似的说，“一想都发、发晕。”
  他属于某个政治性团体，该团体占据了大学校园的九号楼。他的座右铭是“行动决定思想，反之则不可”。至于什么决定行动，却无人指教。可九号楼里有饮用水冷却器、电话和洗澡的热水，二楼甚至有蛮别致的音乐室，里边有两千张唱片和A5阿尔特克唱机，堪称天堂(较之有一股自行车赛场厕所那种味道的八号楼)。他们每天早上用热水齐刷刷刮去胡须，下午兴之所致地一个接一个打长途电话。到了晚上，聚在一起听唱片，以至秋天结束的时候他们个个成了西方古典音乐爱好者。
  11月间一个天晴气朗的午后，第三机动队冲进九号楼时，据说里边正用最大音量播放威瓦尔弟《谐调的幻想》。真假弄不清楚，却是围绕1969年的温馨传说之一。
  我从堆得摇摇欲坠的用来作路障的长椅下面钻过时，正隐约传来海顿的G短调钢琴奏鸣曲。那撩人情怀的气氛，同爬上开满山茶花的山坡小路去女朋友家时一模一样。他劝我坐在最漂亮的一把椅子上，把温吞吞的啤酒倒进从理学院弄来的宽口瓶子里。
  “而且引力大得很。”他继续讲土星，“一个家伙踢在口里吐出的香口胶残渣上，竞踢裂了趾甲。地、地狱啊2”
  “是够意思。”我隔了两秒附和道。那时候我早已学到了各式各样――不下三百种――附和方式。
  “太、太阳小得很，小得就像从外场看放在本垒上的一个稿子，所以总黑麻麻的。・”他叹息一声。
  “大家干吗不离开呢?”我问，“容易生活的星球另外也是有的嘛，何苦……”
   “不明白。怕是因为生在那上面的吧――是、是这么回事。我大学毕业也回土星。建、建设一个美好的国家。搞、搞、搞革命。”
  总之我喜欢听遥远地方的故事。我像冬眠前的熊一样贮存好几个这样的地方。一闭上眼睛，眼前就浮起街衢，现出房舍，传来人语，甚至感觉得到人们那大约永远一成不变的、徐缓然而实实在在的生之潮流。
  直子也跟我讲过好几次。我一字不差地记得她的话。。
  “不知道怎么称呼才好。”
  直子坐在阳光明朗的学校休息室里，一只手支着脸颊不无厌烦地说着，笑了笑。我耐住性子等她继续下文。她说话总是慢悠悠的，总是字斟句酌。
  我们面对面坐着。中间一张红色塑料桌，桌上放有一个满满装着烟灰头的纸杯。从高高的窗口如鲁本斯的画一般射下的阳光，在桌面正中间画出一条线，将明暗截然分开。我放在桌面的两手，右手在光照中，左手在阴影里。
  1969年春天，我们都正20岁。休息室给我们这些穿着新皮鞋、夹着新讲义、脑袋里灌满新脑浆的新生挤得再无插足之地，身旁始终有人因碰撞而互相埋怨，或互相道歉。
  “那根本算不上城市。”她继续道，“有一条笔直笔直的铁路，有个车站。车站不成样子，下雨天司机恐怕都看不见。”
  我点下头。’尔后两人一声不响地茫然看着在光照中摇曳不定的香烟的烟。
  “车站月台上总有狗从这头走到那头。就这么个车站，明白?”
  我点头。
  “出了站，有块小小的交通岛,有汽车站，有几家店铺。…・店铺都傻呆呆的，一直走过去就是公园。公园有一架滑梯三座秋千。”
  “沙坑呢?”
  “沙坑?”她慢慢想了一会儿，然后确认似的点下头，“有的。”
  我们再次陷入沉默。我把燃到头的香烟小心碾死在纸杯里。
  “那座城市真个无聊透顶!建造那么无聊的城市到底出于什么目的呢?无法想象!”  ―
  “神是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出现的。”我试着说了一句。
  直子摇摇头，一个人笑了起来。那是成绩单上清一色A的女大学生常有的笑法。笑得活像《艾丽丝漫游奇幻记》里边的波斯猫。她消失后那笑也没消失，在我的心里留了很久，不可思议。
  对了，无论如何我都想见见月台上跑来跑去的狗。
  4年后，1973年5月，我一个人找到那座车站，为了看狗。为此我剃了胡须，扎上半年没扎的领带，换上科尔多瓦新皮鞋。
  我从车上――从只有眼看就要生锈的凄凄惶惶的两节车厢的市郊电气列车上下来，最先扑鼻而来的是令人怀念的青草气息，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效游气息。5月的风一如往昔从时间的远方阵阵吹来。若扬起脸侧耳倾听，甚至可以听见云雀的呜叫。
  我打了个长长的哈欠，坐在车站长椅上，以很无奈的心情吸了支烟。清早走出宿舍时那兴冲冲的劲头已经荡然无存。似乎一切不过是同一事情的周而复始而已。永无休止的de ja vu[①de ja vu：法语。未曾经历的事情仿佛在某处经历过的似曾相识之感，既视感,且重复一次恶化一次]。
  以前有一段时间，我曾跟几个朋友横七竖八地挤唾在一起；天亮时有人踩我的脑袋，道一声对不起，随即传来小便声。周而复始。
  我松了松领带，嘴角仍叼着香烟，用尚未合脚的皮鞋咔嚓咔嚓使劲地蹭水泥地面，目的是为了减轻脚痛。痛倒是没那么厉害了，却持续带给我一种乖戾感――就好像身体被另外分成了几部分。
  狗没出现。
  乖戾感……
  时不时有这种乖戾感，感觉上就像硬要把两块种类不同且夹带碎片的嵌板拼在一起似的。每当这时，我总是喝威士忌躺下。早上起来情形愈发不可收拾。周而复始。
  睁眼醒来，两侧有双胞胎女孩。同女孩睡觉虽说以前经历过几次，但两例睡有双胞胎女孩毕竟头一遭。两人把鼻尖触在我两肩，很惬意似的睡个不醒。一个十分晴朗的周日清晨。
  一会儿，两人几乎同时睁开眼睛，毛手毛脚穿上脱在床下的衬衫和蓝牛仔裤，不声不响地在厨房烧咖啡，烤面包片，从电冰箱拿出奶油摆上餐桌。动作甚是训练有素。不知名的鸟儿落在窗外高尔夫球场的铁丝网上，机枪般叫个不止。
  “贵姓?”我问两人。醉意仍未消失，弄得我脑袋像要胀裂。
   “不配有名有姓。”坐在右侧的说道。
  “实际上也不是了不得的姓名。”左边的说，“明白?”
  “明白。”我说。
  我们隔桌而坐，嚼烤面包片，喝咖啡。咖啡十分够味儿。
  “没名字不方便?”一个问。
  “方不方便呢?”
  两人想了一阵子。
  “无论如何都想要名字的话，你适当给取一个好了。”另一个提议。
  “随你怎么叫。”
  两人一唱一和，活像调试短波立体声。于是我脑袋愈发痛了。
  “比如说?”我问。
  “右和左。”一个说。
  “竖和横。”另一个道。
   “上和下。”
  “表与里。”
  “东和西。”
  “进口与出口。”我也不甘落后，好歹加上一句。
  两人相视而笑，一副满意的样子。
  有入口必有出口，事物大多如此：邮筒、电动吸尘器、动物园、酱油壶。当然也不尽然，如捕鼠器。
  我在宿舍洗涤槽下面放过捕鼠器。饵料用的是薄荷香口胶。找遍房间，大凡能称为食品的仅此一物，是从冬令大衣口袋里连同半张电影票一起发现的。
  第三天早上，一只小鼠撞上机关。鼠的颜色就像伦敦免税店里堆积的开司米羊毛衫，年龄还小，以人比之，也就十五六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