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传

日本人曾一度为蒋感到一丝骄做，因为蒋受的是他们的那套严格的军事训练；但现在他们却把蒋看成是对他们掠夺北方计划的一个威胁，应该以某种方式控制住蒋，否则，他要把日本的保护对象――张作霖赶出北京。
日本人制造“济南事件”是因为在那里有重要的商业利益。
根据1919年的一个协议，日本已接管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中国还没有承认这一现状，日本却决定行使这一权利，并把它作为阻挠国民党北伐的理由。所以，他们向这个城市派驻了大量部队。
蒋介石急于避免冲突。他的部队没有必要经过济南，因为北部的军队已经溃退，于是他命令军官们不要进驻济南。但是，其中有名军官可能误解了这个命令，也可能对之表示蔑视，结果，他们开进了济南。不久，国民党军和日本便处于紧张对峙状态。
第一起暴行发生了。日本人包围了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驻当地的办事处，割掉了负责人及16名人员的鼻子和耳朵，随后又杀害了他们。
当蒋派遣的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前去和日本将领谈判时，也遭到逮捕。在胁迫下，他签署了一项声明，谴责中国人首先挑起了事端。
与此同时，济南城遭到了机关枪的扫射和炮轰。总司令面临着两种选择。他要么抵抗日本人，但这必须冒着剧烈对抗和战败的危险，要么屈服于日本人，继续向北进攻。他选择了后者，静悄悄地从济南撤出了他的部队，把他的主力部队转移到河南他接管的地区。当战火停息的时候，这一退却给他招来许多批评。
济南事件使北伐停止了一个星期。到五月底，蒋已铲除了阻碍其进程的三个军阀中的两个――吴佩孚和孙传芳。第三个军阀张作霖也准备让出北京，而且后来还丢了命。
6月3日，张发布了一则通电，宣布他的部队将撤出关内。
他和他的随从收拾好行装，登上火车，前往奉天。他们并不知道，日本人虽然曾经资助过他，但那只是因为他对他们有用，现在他们已决定放弃他，使他亡命。当火车接近奉天时，安放在张乘坐的那节车厢中的日本强力炸弹爆炸了，张作霖受了致命的重伤。
蒋并未迅速得知这一对他有重要意义的消息，因为少帅张学良对该事件加以保密，直到他已作出最佳选择为止，很显然，他决定加入国民党一方。
6月初，蒋介石和他的部队胜利进驻北方首府。张学良已宣布所有部队均撤回东北，随后，他派遣他的密使去北京与蒋谈判，但没有结果。进而，蒋又派密使到奉天。其中有一名记者叫萧冬竹，他之所以能成为一名使者是因为他会打高尔夫球，爱跳舞，还能喝酒，而这些又都是张学良最喜爱的消遣。
几星期内，他们两人常常见面，尽管只是在舞厅或高尔夫球场。后来，萧向蒋汇报说，少帅很明白，只要他的部队能留在东北，他便准备加入到国民军方面来。
张学良高兴地接受了蒋关于让他担任国民革命军副总指挥的任命，这是一项许多其他军阀企图得到而未得到的荣誉。这一典型的中国式的解决办法使得蒋能有效地控制住东北军阀。
或许，在这件事上，蒋也没有其他办法，因为他不愿意再抽出力量应付东北的战役。但是，他允许少帅继续占据东北却是有原因的：张学良处于这个职位可与山西军阀阎锡山抗衡，因为蒋不信任阎。
这一妙计是蒋从杨永泰那里得到的。杨是蒋最机敏的私人助手，当时是总司令的讲演稿撰写人，蒋很信任他（杨后来在镇压共产党时被暗杀）。
在占领北京的那段令蒋兴奋的日子里，南方2000英里外预示着不祥冲突的消息似乎被忽视了。
1928年6月和7月，国民党军不断进攻令他们头疼的共产党的堡垒――井冈山地区。第一次进攻中，国民党军开小差和被俘的达1000人；第二次，他们攻克并占领了共产党的一些城镇，但20天后又撤了出来。而这一次，国民政府的注意力主要放在北方，所以，在冬天来临之前，毛的根据地一直处于和平状态。
7月22日，国民军的一支部队举行起义，一个整团投靠了共产党，团长是彭德怀――后来成了举世闻名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元帅，曾担任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他所率领的部队于1928年7月与当地农民武装联合，称为第五军。
毛泽东此刻处于某些麻烦中。土地改革使许多穷苦农民站到共产党一边，但却疏远了许多需要与之合作的中农。国民党军的封锁和夏季攻势带来了许多不利。毛的部队薪金很少，而且给养又很差，所以有些人也开始闹起事来。
在政治上，毛因头一年的失败仍不得志。他没能参加从7月17日到9月1日在莫斯科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共产党的领导权落到了李立三手中。他是一个知识分子，曾在法国留学。不久，他便卷入了与毛泽东的那场有历史意义的争论之中。周恩来被选为新的政治局委员，但毛泽东却没有。毛当选为中央委员。可是由于通讯设备太差，直到冬天，毛才知道自己已部分复职。
尽管蒋在他数年后的一本名为《中国的苏维埃》的书中曾提到这些情况，但是当时他当然也不知道这些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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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驻北京是他北伐的最高峰，他在高级军事将领的陪同下，到西山的碧云寺作了一次虔诚的朝圣。
在孙中山的灵枢前，蒋与他的同僚们脱帽伫立，不一会，蒋便抑制不住地抽泣起来。
情感是短暂的，胜利的欢欣也是如此。
现在，战斗结束了，国民党内立刻在左派与保守派之间及蒋介石的支持者与反对者之间产生了新的派系斗争。
1928年7月下旬，蒋去南京参加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会议。他提交了辞呈，但无人对此感到意外，因为大家熟悉他的习惯，这次，他有了可以公开的理由。人们都很清楚，他只是在战斗中任总司令，而现在战斗结束了。
然而，蒋当时辞职的真正原因是要阻拦他的下属将领，因为他们希望蒋不要理睬少帅所表现的忠诚，继续用军事进攻占领东北。总之，他们认为，张学良的父亲曾在北京指挥了反对南方的军队，所以他的儿子一定要受到教训，向强硬路线低头，但是，蒋急于巩固他的权力以及他所构想的随之而来的革命，而征服东北将浪费本来就不足的人力物力。
蒋的下属们认为蒋错了，同时，他们强调说，蒋在和平时期不做总司令是没有道理的。其实如果蒋成为行政院主席的话，对他们来说才是真正有用的。但就真正的权力而言，所有这些都是不够的，蒋可以在他已有的职务上再加上新的头衔，但要让人真正对他服从敬畏则又是另一码事。从这个意义上讲，蒋的权力是虚幻的。
在北伐胜利完成之后，蒋的同僚和下属们注意到了他的一个变化，那就是他们发现他“骄做自负，独断专行”。
在他自己这方面，他宣称自己是孙中山革命的合法继承人，他把中国的统一看成是人们对他个人的服从，而他的革命同僚们则心甘情愿地臣服于他。
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议上，委员们采纳了蒋的提案：
按照孙博士的意愿设立立法、行政、司法、监察和考试五院。
这至少在纸面上使孙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五权制宪法得以体现。
接着他们重新开始争吵，右派人士退席，蒋宣布会议闭幕，这是8月中旬。
此后蒋极力说服国民党左、右派都同他合作。他同右派的合作比同左派的合作成功得多。他给汪精卫和正在欧洲的孙夫人发了电报，但皆无回音。
10月份，执行委员会在南京开会，以贯彻落实已定下的决议，10月4日，颁布了“中华民国组织法”。“训政”时期――
即国民党一党专政时期――正式宣布开始，但没有说明结束的日期。不久，国民党中央最高政府机构被命名为“国民政府”。
10月10日（“双十节”，它是1911年革命的周年纪念日），蒋介石就任新的国民政府委员会主席。18名政府委员会成员中包括数名右派分子，但没有左派。
作为标志着“统一”的分赃交易的一部分，政府中包括北方的军阀，如冯玉祥、阎锡山和张学良。作为政府主席和总司令，此刻的蒋介石拥有压倒一切的权力。而且，大家都同意他有权单独接待外国列强的代表，这使他在实际影响上而不是在名义上成为民国的元首。
这样，经过战争和几次下野，蒋已达到政治生涯的顶峰。
此时，他只有41岁。他选择南京作为民国首府。
后来，已故的萧冬竹，这位当了40年中央新闻社社长的人，于1947年在南京详细地向埃里克・周列举了定都南京的理由：
1．在南京，孙逸仙博士曾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
2．北平离江西太远，共产主义者在江西建立了一个大本营，蒋介石要对江西用兵。
3．南京离上海很近，而上海是全国的金融中心。
4．蒋自己的部队大部分是南方人，他们在北方定居是困难的。
5．蒋希望南京和上海在地理上的紧密关联能增加他在国际社会中的亮相机会。
6．蒋认为北平作为封建帝国的皇宫所在地时间长，故不宜被接受为革命的司令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