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传

他继续写到：
俄党对中国之唯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决不信吾党可与之始终合作，至其对中国之政策，在满、蒙、回、藏诸部，皆为其苏维埃之一，而对中国本部，未始无染指之意。
蒋介石的这封信在国民党常务委员中进行了传阅。但是，他的信和报告在国共合作的热烈气氛下，丝毫没有产生作用。
当蒋介石不在广州时，鲍罗廷正好到来，在廖仲恺的建议下，孙中山任命鲍罗廷为国民党的政治顾问。
孙中山看来完全被鲍罗廷的个人风度和性格迷住了。
鲍罗廷是个典型的世界主义者和革命冒险家。他幼年时被送往美国，在那儿接受教育。后来他在芝加哥开办了一所商业学校，并阅读了大量马克思主义著作，鲍罗廷是他的化名，共产国际先后派他去过墨西哥、苏格兰（在这里被驱逐过）和土耳其。
鲍罗廷来到广州时，还带了一封苏联的信函，宣布放弃沙皇时期侵占的中国领土。
鲍罗廷很快赢得国民党领导人的信任，这不仅是由于他的个人风度、他的真诚，而且是由于他的个人信念及对三民主义的完全支持。
蒋介石12月中旬才返回广州。他回到中国后，先回了溪口。孙中山再次对蒋的目无纪律感到不满。1923年12月24日他发了封电报给蒋，说他此行苏联责任重大，应速回广东报告旅苏情况，详细制定中苏合作计划。他还写到，我们尊重你关于政治形势的意见和你的建议，我们想与你商讨此事。
蒋介石不甚情愿地中断了他的个人安排，回到了广州。他向孙中山解释说，在他去苏联之前，他十分相信俄共是真诚的，是愿意帮助国民党的。但是，苏联之行使他失望了。从短期利益来看，“联俄容共”可能会形成反对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力量；但是从长远来看：苏联的世界革命计划比老的殖民者对中国的独立具有更大的威胁。
同以往一样，孙中山又一次拒绝了蒋介石的建议。他认为，目前的革命形势迫切需要国共合作，对待共产党的唯一办法是，将他们置于国民党的领导和控制之下。这样，就能进行北伐，而一旦北伐胜利，就能实现三民主义。
蒋介石徒劳的努力使国民党领导人开始有所戒心，回答他的是一连串的反问：难道苏联没有承认国民党是唯一能领导民族革命的党吗？难道不是苏联敦促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并接受其领导吗？越飞不是承认共产主义不适合于中国吗？
根据国民党的官方档案，孙中山的最初政策是“联俄容共”，但是中共按照自己的做法，将其理解为“联俄联共”。
蒋回到广州后不几天，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忧心忡忡的蒋介石参加了大会，他发现国民党党员已经开始受新加入的共产党员的影响。
这些中共党员很好地利用了他们与苏联的特殊关系，第一个加入国民党的中共党员李大钊在大会上发言说：
“我们作为个人而不是组织加入国民党。也许有人说我们是双重党籍，但是不能说国民党是党中有党……我们加入国民党并同时保留中共党员的资格，这是公开的值得赞扬的行为，而不是偷偷摸摸的行动。”
蒋回忆说，李大钊的讲话起到了预期的效果。国民党的所有疑虑都消失了，国民党没有采取任何预防措施。然而，中共党员通过秘密组织，迅速扩大了它的影响范围。
大会正式通过了鲍罗廷起草的章程，李大钊和毛泽东等八名共产党员被选进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1月24日，大会即将闭幕时，蒋被任命为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主席，筹划在距广州14英里处的黄埔岛开办学校，并被提名为军校校长。蒋对与共产党合作越来越表示怀疑，再次提出辞职，并将筹备工作留给廖仲恺，自己回溪口老家去了。孙中山又一次发信和拍电报催他，提醒他要服从革命的需要。直到4月份，蒋才听从催劝，返回广州。
孙中山认为军校是国家统一不可缺少的工具。他迫切需要一支训练优良的队伍去扫除军阀势力。
苏联答应提供武器和训练人员来支持军校。在莫斯科时，蒋介石就与苏联红军高级将领讨论过有关的细节问题，在他返回符拉迪沃斯托克的途中，他还会见了西伯利亚军区司令加伦将军。
蒋介石最后同意出任黄埔军校校长，他提出由加伦将军作他的参谋长。苏联方面同意了这个要求，这样加伦来到了中国。
廖仲恺被任命为黄埔军校国民党党代表，他的副手是留法的年轻有为的中共党员周恩来。
蒋对加伦十分敬重。“在我看来”，蒋写道：“他是个杰出的苏联将军，也是个很有理智的人和很好的朋友。最不同寻常的是他身上丝毫没有布尔什维克的迹象。”
在后来的日子里，蒋又多次要求斯大林再派加伦来华，这些请求多数未被答复。1939年，斯大林告诉国民党驻苏大使，加伦由于迷恋一个日本女间谍而不忠于国家，已被处决。
1924年6月16日，孙中山宣布黄埔军校正式创建，这表明中苏之间、国共之间的军事政治合作已经开始。
蒋介石传--第六章 孙中山逝世前后
第六章 孙中山逝世前后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部展开了一场争夺继承权的斗争。在开始的时候，蒋介石算不上一个真正的竞争者。
权力在汪精卫、胡汉民和廖仲恺三人中角逐，因为孙中山生前认定他的同乡广东人比其他省份的人更聪明，更富于革命性，不想外省的一匹“黑马”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孙中山一边与当时的背叛和种种欺骗行为进行斗争，一边继续带头表现出高尚的品质和对他人的纯朴的信任，其他人似乎并不急于仿效他，在他58岁及随后的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时，他再次将精力集中到基本理想的实现上。
每个人都知道孙的革命意味着推翻清朝统治，取消不平等条约，保障中国的主权和统一。但这些雄心抱负是模糊不清的。
少数完全坚持自己思想观念的共产党人参加了国民党，这些共产党人知道自己所要做的是什么，并且为实现自己的目标而在力法措施上得到了良好的指导。但是什么是国民党自己要做的呢？什么是国民党自己所确切主张和坚持的呢？
孙博士的三项原则――三民主义――已得到表述，但却未得到解释。他目前正试图通过持续数月的每周一次的系列演说来弥补这个不足。
孙逸仙曾被批评为一个空洞贫乏的理想主义者，但这种批评并不完全公正。
由于中国语言的特点，使三项原则本身的确切含义显得含糊不清。
第一项原则――通常被解释为民族主义，在中文里其字面含义是种族，而更广泛的含义则是强调国家的团结统一；第二项原则通常被称为民主主义，它有着两个类似于第一项原则的中国汉字：民权，意思是人民的权利；至于第三项原则“民生”，它有时被描述成社会福利或社会主义，并且孙博士本人就曾论述说它并不比共产主义逊色，但民生的字面含义无疑更接近其原来的精神。
孙博士试图吸收包括象卢梭、杰佛逊、马克思等人在内的外来的政治思想，使之适应中国的历史经验和实际条件。尽管孙逸仙所做的关于三顶原则的十四次演说只是偶尔才显示出朴实真切，而且无法与体现政治哲学家才智的最伟大的著作相比但它仍不失为凝聚中国人民共同情感的好方法。
孙博士对中国和西方制度进行的最有独创性的结合是政权结构的新形式，即五权分立的政府，其五个分支机构是立法、司法、行政、考试和监察。虽然，每个部门都有自己经选举而产生的委员会（中文称“院”），但是，人民主要是通过运用以下四项“权力”来实现其主权的：投票权、罢免权、创制权和复决权。一个严重的不足是孙博士没有制定任何细节来详细阐明人们怎样使用上述四种权力。
在当时混乱和野蛮行径充斥的情况下，孙博士的政治主张的影响是极其有限的。然而，在1924年，对孙博士来说主要的问题并不是如何规划他那遥遥无望的三民主义乌托邦，而是如何有效地控制和领导他所发起的这场革命。
他在1924年4月12日颁布的“民族复兴大纲”中简单叙述了其革命的方法，这个大纲制定了运用武力排除障碍、以和平方式解决社会和经济问题以及避免阶级斗争和社会动荡的原则。
蒋则把这一大纲称为“国民革命基本宪章”，并在孙中山去世后援引该宪章作为其屠杀共产主义者的根据。
尽管勉强存在同军阀及其雇佣军进行合作的机会，但孙仍主要寄希望于黄埔军校。蒋介石曾拒绝在军校工作以表现他似乎对此漠不关心，然而，一旦他开始从事这项工作，他便倾注了极大的精力。很明显，黄埔军校校长这一职务是他获取大权的一个台阶。
在当时，蒋的资历以及政治上的天生弱点使他还不能进入更高的国民党政治决策机构，不论人们是征求他的意见还是仅仅采纳他的建议，他的主张都不可能被当作命令来执行，但作为被任命来训练未来的国家军队的人，他的影响则在逐步扩大，他至少已开始组建一支军队，使之听命于实际存在的中央权威，而不是满足某个军阀的强权和贪婪。
很难说那时候蒋就考虑在短期内攫取个人最高权力，因为孙逸仙仍然健在，而且只有58岁，相对而言还是年轻的。